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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先艾

蹇先艾

蹇先艾(1906-1994),遵義老城人。筆名羅輝、趙休寧、陳艾利、藹生等。幼年在遵義讀私塾,出生清末名門,自曾祖父始,累代皆有功名。祖父官至道員,清同治八年(1869年)奉辦“遵義教案”有功,加賞布政使銜。父蹇念恆,舉人,曾任今越西等縣知縣。

人物關係


人生經歷


蹇先艾
蹇先艾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二日,蹇先艾出生於縣署,辛亥革命時隨父母返回遵義。蹇先艾敏捷好學,童年喜愛觀賞鳥語花香的故鄉景色,亦好聽家中老僕人講《三國演義》故事。稍長,入私塾,且於其父指導下讀古文,聯句作詩,十來歲能作古體詩。以後發表舊體詩,多用筆名蕭然。民國8年(1919年)冬,蹇先艾至北京讀書,先後就讀北京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北京師範大學附中。
民國20年畢業於北平大學法學院經濟系,獲法學學士學位。時值五四運動之後,《新青年》、《每周評論》等新文化刊物相繼發行。蹇先艾於孤寂生活之中,以讀書寫作為樂,逐漸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民國11年,於師大附中與朱大南、李健吾創辦“曦社”文學團體,辦《爝火》文學刊物。次年,發表新詩《二閘舟中》和小說處女作《人力車夫》。
蹇先艾代表作
蹇先艾代表作
民國15年加入文學研究會,常與朱自清王統照徐志摩沈從文等名家交往。此後,在《晨報副刊》、《小說月報》和《文學》等多家報刊上發表作品。任北平松坡圖書館編纂主任時,兼授弘文學院《文學概念》和女子中學《國文》課。賽先艾自感所寫作品題材狹窄,描寫瑣碎,於是利用學術交流機會至山東農村考察民情。民國25年,於魯迅發起的《中國文學工作者宣言》上簽字。由於連續發表反映貴州民間疾苦的小說《水葬》、《到家》等,被魯迅譽為鄉土文學家。蹇先艾還翻譯出版《美國短篇小說集》。抗日戰爭爆發后,蹇先艾由北平攜眷返黔。
1953年蹇先艾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貴州省文化局局長、民盟中央委員、民盟貴州省委副主任委員、中國文聯委員、貴州省文聯主席、政協貴州省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顧問和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83年、1986年曾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加拿大和印度。寫作之餘,常對青年作者的作品進行評閱,為之作序,鼓勵上進;對貴州地方志的編纂工作亦予熱情關注。蹇先艾的短篇小說集有《朝霧》、《一位英雄》、《酒家》、《還鄉集》、一《躊躇集》、《鄉間的悲劇》、《鹽的故事》、《幸福》、《倔強的女人》,散文集有《城下集》、《離散集》、《鄉談集》、《新芽集》、《苗嶺集》,約350萬字,新詩近70首。文風簡樸,鄉土氣息濃郁,被稱為中國五四運動以來於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卓越的短篇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1994年10月26日病逝貴陽,時年88歲

主要事迹


民國27年(1938年)春,因不滿貴陽文壇沉悶的氣氛,與謝六逸等發起成立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當選為理事,於《貴州晨報》編《每周文藝》副刊,以雜文、詩歌、短評等形式喚醒民眾,鼓舞抗日救亡鬥志。次年2月,日本飛機轟炸貴陽,《貴州晨報》社被毀,《每周文藝》停刊。民國31年起,歷任貴陽省立高中教員,遵義師範學校校長,貴州大學和貴陽師範學院副教授、教授等職。民國34年3月,主編《貴州日報》《新壘》副刊,團結省內外作家,繼續以文學藝術作品,鼓舞民眾。蹇先艾為人清廉、正直。任遵師校長時,月薪難以維持家計。當時,師範學生享受公費待遇,一般校長吃學生空缺多達十數人(其中要以一部分到貴陽送禮),會計勸其吃空缺,蹇先艾堅持不肯。為維持生計,只得將北平運回的《魯迅全集》出售,補助家庭生活。抗戰勝利后,目睹當局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實行獨裁統治的現狀,蹇先艾加入“教授會”,任幹事,支持學生“爭和平、爭民主,反內戰、反獨裁”和“反飢餓、反迫害”等政治鬥爭,並以《新壘》為陣地,巧妙地發表揭露國統區黑暗、爭取民主權利內容的作品,公開為革命作家茅盾撰寫50壽辰祝賀文章,推薦英國作家約翰·雷特描寫十月革命的著作。當局予以注意,不是令其更換標題,就是強令抹去作家署名。蹇先艾抗議無效,於1948年辭職,停辦《新壘》。解放后,貴州省成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籌備委員會,蹇先艾任副主席,主持《貴州文藝》出版。

所作貢獻


蹇先艾對於新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早在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附中時,他就與同班同學朱大楠、李健吾共同發起成立了“五四”以後中國最早的青年文學社團之一的“曦社”,並創辦了文學刊物《爝火》。對蹇先艾的散文,最早進行評論的是後來成為著名戲劇家、評論家的李健吾,他認為“在我們今日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家裡面”,蹇先艾“是最值得稱道的一位”。
蹇先艾文學創作很早就產生過國際影響,早在1929年,他的小說《初秋之夜》就已被蘇聯文學界譯成俄文,選進了以魯迅小說為首的《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集》,由莫斯科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
縱觀蹇先艾半個多世紀的文學創作,他以絕大的篇章、最深厚的感情獻給了舊貴州這片貧困而苦難的土地,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著、掙扎著的人們。在他筆下湧現出的眾多人物,挑夫、馬夫、滑竿匠、鹽巴客、乞丐、草藥販子、家庭主婦、失業青年、農婦、小職員、女藝人、教員……對於他們的痛苦生活與不幸遭際,作家不僅作了忠實的記錄和典型的反映,建構了作家獨特的貴州鄉土的藝術世界,對他筆下的人物,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表現出作家的良知及其人道的關懷,因而曾經感動過無數讀者;一些鄉土作品,至今也沒有失去藝術的魅力

鄉土情結


蹇先艾紀念會
蹇先艾紀念會
返觀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新文學作家群,貴州籍作家寥然可數,蹇先艾 幾乎是一顆孤星。其創作中纏繞的“貴州情結”,是彰顯其創作個性和價值的重要因素,理應受到關注這塊土地者的珍視。蹇先艾雖是貴州遵義籍人,但1906年生於四川越西縣,1915年才隨官任期滿的父親回老家定居。1919年13歲時,由父親送到北京讀書,蹇先艾在貴州常住不過4年多,其間,蹇先艾主要是在家讀書,沒有太多的機會接觸社會,蹇先艾的創作是在異鄉的孤獨和喪親的痛苦中開始的。貴州不過是他“藉以紀念從此闊別的可愛的童年。”(《朝霧·序》)的一個載體,故第一部小說集《朝霧》,洋溢著田園牧歌的情調,並夾雜著悵惘、憂愁的情緒,抒情性很強。
蹇先艾故居
蹇先艾故居
1928年蹇先艾返鄉結婚。這次返鄉促進了蹇先艾對貴州較為全面的了 解,擴展了蹇先艾小說創作的視野和題材範圍。也促成了他對貴州面貌的真實言說。1928年到1937年間的創作達到了一定的社會深廣度。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20世紀上半葉貴州地方社會的現實圖景。文本風格上,蹇先艾完成了從抒情到寫實的轉換,《鹽巴客》、《貴州道上》都可以算是現實主義佳作,是真正能代表蹇先艾鄉土寫實成績的作品。
然而蹇先艾不可能像一個局外人一樣,對這塊土地純然的“客觀”。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地烘焙出來的蹇先艾,難免用現代知識者的眼光審視封閉、落後的貴州,無奈這片“被看”的鄉土同時又是作家自己的故土,中國傳統文化中眷戀故土的美好情愫以及作家漂泊生活中尋覓精神家園的需求使他不能滿足於旁觀式的審視,他要融入。然而理性認知所帶來的與故鄉的心理距離和自己身上帶回的異質因素(從服裝、談吐到思想),迫使他體味和鄉土情感上的陌生,自覺到自己成為故鄉中另類的尷尬,鄉情依在,但鄉愁變成了鄉怨。此類作品便透露出一種反諷的意味。
這是蹇先艾小說中出現的第三類鄉土敘述。事實上這種對鄉土的“在”而“不屬於”關係,深刻的反映了現代知識者面對中國鄉土的一種共時性體驗

代表作品


蹇先艾生平事迹展廳
蹇先艾生平事迹展廳
蹇先艾的成名不得不歸功於他的小說《水葬》。小說寫的是一 個青年因為偷竊行為被村人處以極刑(水葬)的故事。這樣的處置在村人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作品讓我們看到了這“天經地義”的習俗背後的野蠻:母親掛慮著她的兒子,等待著兒子的歸來,卻不知她的兒子已葬身水底。小說沒有再往下寫。我們不難想象,當這位母親知道真相后她的心情將是怎樣。作品彰顯出兩重的悲劇——兒子的慘死和母親等待的無望,彰顯出兩重的人性——殘酷和憐愛。其實,從中我們還可以看出“群眾”(村人)的可怕,也可以說是人性的可怕——假“道德”之名,既可以獲取道德之名(伸張正義),暗地裡又獲取了近乎本能的施虐之快——以群體強大的力量在個人無安全之虞的情況下毀滅了一個從生理上(僅一個人)和心理上(有負罪感)無從反抗的個體。這顯然是一種不道德的“道德”。另外,圍觀的看客(正如魯迅筆下的看客)也一樣經驗著看的滿足——不僅是冷漠,而是在看的過程中同樣宣洩著施虐的快感。正因為殘忍的存在,我們才感受到晦暗中母愛的光芒。我以為,文本的內涵不僅指向對舊習俗、對精神麻木的批判,而且是對深層人性的揭示和批判。鑒於此,《水葬》不僅是蹇先艾的成名作,亦應視為其代表作。魯迅對《水葬》有一段著名點評:“但如《水葬》,卻對我們展示了‘老遠的貴州’的鄉間習俗的冷酷,和出於這冷酷中的母性之愛的偉大,——貴州很遠,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樣的。”這一中肯的點評無疑擴大了蹇先艾的知名度。作為一名有代表性的“鄉土文學”作家,蹇先艾與其他同時代的“鄉土文學”作家一樣,在寫作中,往往是在關於鄉土的敘事中來表達時代主題的(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師承魯迅,響應“文研會”倡導的表現)。時代變化導致寫作主題的變化,先是“反封建”的主題,后是“抗戰”主題。這樣的主題對於當時的大部分作家來說是共同的,而蹇先艾小說的意義在於,他將這樣共同的主題融入了他獨特的鄉土世界——即貴州(黔北),這是一個有別於都市的世界,同時亦有別於其它鄉土作家的鄉土。而且,蹇先艾在其作品中自覺地、竭力地張揚其鄉土的特殊性,以獲得屬於他的“地域性”(於外界而言就可達到一種“陌生化”的效果),以此確立其寫作個性(我們知道,沒有個性的寫作是沒有多大價值的)。——這或許就是蹇先艾的寫作策略,具體地說,他的策略表現為:有意識地選用黔北方言,加入風土人情的描寫以突出地方色彩,對崎嶇山路及天氣進行渲染等等。
儘管,有時表現時代的主題,會顯示出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但是,時代的主題往往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復存在,表現時代主題的作品也往往會因此而削減其魅力。因此,現在來看蹇先艾的小說,其意義也許更在於文體之上。同其他同時代的許多作家一樣,蹇先艾在20世紀下半葉的寫作,基本上是對意識形態的圖解,甚至根據當時的意識形態對自己過去的作品進行改寫。這已不僅是蹇先艾個人的悲哀,而是那一代作家共同的悲哀,或者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哀”罷。

著作書目


《朝霧》(短篇小說集)1927,北新
《一位英雄》(短篇小說集)1930,北新
《酒家》(短篇小說集)1934,新中國
《還鄉集》(短篇小說集)1934,中華
《躊躇集》(短篇小說集)1936,良友
《城下集》(散文集)1936,開明
《鹽的故事》(短篇小說集)1937,文生
《鄉間的悲劇》(短篇小說集)1937,商務
《離散集》(散文集)1941,桂林今日文藝社
《幸福》(短篇小說集)1941,改進
《鄉談集》(雜文集)1942,貴州文通書局
《古城兒女》(中篇小說)1946,上海萬葉書局
《四川紳士和湖南女伶》(短篇小說集)1947,上海博文書店
《新芽集》(散文集)1955,作家
《山城集》(短篇小說集)1956,作家
《龍明德的故事》(短篇小說集)1956,貴州人民
《倔強的女人》(短篇小說集)1957,新文藝
《苗嶺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藝
《蹇先艾散文小說集》1979,貴州人民
《蹇先艾短篇小說選》1981,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