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中時

小說寫一個由國統區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陸萍在延安的經歷。陸萍畢業於上海產科醫院，像一切熱血青年一樣，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被分配到一所醫院工作。醫院管理混亂、不少醫護人員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不懂護理知識。醫院對病人也敷衍塞責，輕率地就給病人截肢。病房的衛生沒人打掃，病人的苦痛沒人過問。人們感興趣的，倒是捕風捉影地製造謠言，傳播緋聞。陸萍以一個醫生的職業道德和責任心，向領導呼籲，卻被領導認為她是知識分子的驕傲自大，看不起工農出身的領導和同事，結果遭來更多的誤解和批評，被扣上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帽子。最後陸萍身心俱疲地離開這所醫院，學習去了。

激發丁玲終於動筆寫作的誘因是：“在這兩年之中我接觸了另外一些女孩子，這些女孩子的性格並不相同，但她們卻有一個相同之點，她們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觀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會使人消極冷淡，銳氣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傷，便會麻木。”丁玲歡喜她們的朝氣，又討厭她們那種脆弱，常常在複信中，要求她們有吃苦如飴的決心，有下地獄的勇氣，百折不撓，死而無悔。終於，她想要“寫一篇小說來說服與鼓勵她們”，寫一個堅強的、戰鬥的、理智的女性，她“能夠邁過荊棘，而在艱苦中生長和發光”。丁玲說：“這個慾念發生之後，很自然的那個被冷淡了卻生活在我腦子中有二年之久的女主人公便活過來了。我便順手使用了她。”

丁玲動筆的時間是1941年春天，那時她是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的副主任。當時，越來越多的作家從大後方來到延安，邊區文協“一時顯得十分興旺。但人一多，關係自然也會複雜起來。我那時實在怕管事，只想住在鄉下，體驗生活，從事創作，因此我很少回機關……”(《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她向張聞天提出申請，到延安縣川口區農村去體驗生活，時間大約從二月到四月，她在那裡寫完了小說《夜》，同時開始寫《在醫院中時》，她回憶說：“抽芽的柳枝正掛在暖水溝的清流上，潤濕的柔風吹著我的面頰，而那醫院裡的朔風和溝底下凍結了的溪流也跑到我的回憶中。於是我坐在岩石邊，開始了我的小說。”

丁玲給小說的主人公起名叫陸萍，“陸萍是從那個真的產科助手變來，但她決不能像那個真的產科助手，她應該比她好，也不能是一個天生的完人，她可以有她的一些缺點，但她還有一些她沒有的優點，以這些優點去克服那些缺點。不須要把她的外型寫得很美麗或嫵媚，因為她不是使用自己的性別或青春去取得微薄的滿足的人物。不要戀愛故事，因為她既不在戀愛中取得勝利，也不必做悲劇的角色。她不應該淺薄，也不應該感傷。她對生活是嚴肅而正視的……”這就是丁玲的構思。

但是寫著寫著，她寫不下去了。 “我已經意識到我的女主人公，我所肯定的那個人物走了樣，這個人物是我所熟悉的，但不是我理想的，而我卻把她做為一個理想的人物給了她太多的同情，我很自然的這樣做了，卻又不願意。”“更使我不能續下去的是我已經看到故事的發展將離開我的原意，我如何能來自圓其說，這篇小說將在什麼樣的情形下來結束呢?”她不得不暫時放棄，把那些原稿紙都請到箱子里去睡覺了。

四月底，丁玲接到張聞天的通知回到延安，要她到即將創辦的《解放日報》去主編文藝欄。雖然，緊張的新工作使她幾乎無暇顧及自己的小說了，但她還是偶爾要拿出來看一看，改一改。她在1942年的檢討中說：“去年夏天我曾花了三個晚上企圖修改這篇小說而不可能。”

不久，陝甘寧邊區文協整體轉為全國文抗延安分會，並創辦《穀雨》雜誌，確定由艾青、丁玲、舒群、蕭軍輪流編輯。雜誌初創，急需稿子，丁玲手頭沒有存貨，只得找出《在醫院中時》加以修改。畢竟，丁玲“同它是頗有感情的，於是在一個下午便努力繼續下去，而把我懷念著的夢秋同志(失去雙腳的人)塞上去，做為了小說的結尾，用了還願的心情把稿子送到印刷廠”。1941年11月15日，文章刊登在《穀雨》創刊號上。1942年8月重慶《文藝陣地》7卷1期轉載時，改題為《在醫院中》。

時隔四十年之後，1982年4月，丁玲同北京語言學院留學生談話時，有人問：“《在醫院中》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丁玲回答：“就是小說中最後的那一句話：‘人是在艱苦中成長。’”並說：“小說裡面陸萍那樣一個女孩子，什麼經驗也沒有，跑到革命隊伍里，從她眼裡看到很多不合理的東西，落後的東西，就有了意見，在那個時候，在那個環境里，就必然產生矛盾。”

關於陸萍這個人物。不能說她沒有進步，但她仍停留在小資產階級，“她的情緒是個人的，她的鬥爭是唯心的，孤孤另另的。我曾經說過我並不愛那個真的產科助手，也曾經說過覺得女主人公走了樣，但我卻不能不承認我是愛陸萍的，雖說也的確覺得有些不合我的打算，但卻只能照我的思維與意志去安排。陸萍正是在我的邏輯里生長出來的人物。”“雖然陸萍並非我，但我是藉了她來發揮我的思想和情感。”丁玲在《“三八節”有感》中對於女人的四點企望(要健康，要愉快，用腦子，堅持吃苦的決心)，陸萍正是這樣的人物。

“關於環境”這一節，在六個部分中寫得較為完整。丁玲認為，這篇小說的失敗，主要還不是在於陸萍這人物，“文章失敗是在我對於陸萍周圍環境的氣氛描寫”。為了烘托陸萍，不得不渲染環境的惡劣，“我的確是以為只有把周圍寫得更多荊棘，我的女主人公才能有力量”，“這個使人不愉快的氣氛貫穿到全篇，它是相當的幽暗相當的煩瑣而惱人”，主人公居住的窯洞是寒冷幽暗的，院長、管理科長、看護是冷淡而不負責任的，“而在這樣一種空氣中，卻還加上因循苟且，嘁嘁嚓嚓”。“當我寫這一段環境(第二節)時，我曾費了上百頁的紙張，塗了又改，改了又毀。”“環境之所以寫得那末灰色，是因為我心裡有灰色，我用了這灰色的眼鏡看世界，世界就跟著我這灰色所起的吸受與反射作用而全換了顏色。”

同時，為了表明陸萍對於醫院環境的感受並不等同於自己對於延安現實環境的感受，丁玲在材料中也做了一些說明，她說，因為反駁對於延安的批評，她“同某些人知識較高的人爭吵過，他們罵我是‘護短’，說同我的友誼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我是共產黨員，很多地方‘不客觀’有成見”。對於現實生活中所不滿意的一些弊病，她“只有當著極少數的朋友的時候，才比較沉痛的傾吐我的胸懷”。她是很維護延安的，很注意內外有別的。

關於這篇小說失敗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創作方法。她開始寫的是“我的創作方法有問題”，繼而改為“我的立場，是個人主義的”，最後修改為：“立場影響了創作方法。”“我想我寫這篇小說的確還是從個人主義出發，因為我在動筆之後我似乎已把最初的企圖完全忘記了，只注意在一點，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而這個典型又脫離原來的理想，只是就我的趣味而完成的。為著要完成這一個人物，不惜歪曲現實。”雖然也感覺到“有些地方寫得太片面性，也曾極力想糾正，但為了不願損害人物而沒有糾正”，“而且現在知識分子的確有苦惱，我應該替他們說說”。

第二是思想方法。就是“把那個氣氛寫得冷淡，無同情，讓讀者意味著隨處都埋有荊棘，這一種認識實際就是我對很多事物的看法和不滿，不顧歷史，只看一段，不顧全面，只取一點，不為大眾，只圖一己”。

第三是“把延安的環境與過去的環境不分開來看。……在過去的我們環境里，女人是受雙重的壓迫，我們要反對，但延安根本上已經不同，只要一見某些人殘留在下意識中對女性的輕蔑，我們也就引起與過去同樣的反感。不只女人的問題，或者是某些官僚主義，甚至是必有的制度也覺得不對，在外邊反抗慣了，只要是反封建反帝，就可以是革命，可是在革命的地區，有他更合適的辦法，正當手續的提意見，與人為善的批評，用不著大聲疾呼，用不著向群眾提出控訴，用不著尖酸刻苦，挑撥是非，假如當時我能懂得這一點，把那個環境換一個地方，或許是比較有意義些了。”

還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丁玲關於“失敗的原因”那一節，原來的標題是“主要的錯誤”。把“錯誤”改為“失敗”，說明當時這件事並沒有給她造成太大壓力，還是在一種比較正常的文藝批評的範疇內進行。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現代女作家。原名蔣偉，字冰之，又名蔣煒、蔣瑋、丁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湖南臨澧人。1918年就讀於桃源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科，次年轉入長沙周南女子中學。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學習。在長沙等地上中學時，受到五四運動思潮的影響。1923年經瞿秋白等介紹，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次年夏轉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1925年與胡也頻結婚，1927年開始發表揭露舊中國黑暗現實的小說作品。處女作《夢珂》於同年年底發表於《小說月報》，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引起文壇的熱烈反響。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韋護》。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后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期她創作的《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