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文化

莒地，指山東省魯東南以莒縣為中心的區域，涵蓋沂蒙山區和日照市的沿海一帶。夏之前即為“莒部落”，為東夷文化的中心，這裡的民眾因講仁義、誠信，重禮儀，多“好讓不爭”，人們喜“衣冠帶劍”，皆有君子之風，所以又號稱“君子之國”，具有較高的文明水平，文化、經濟等都領先於華夏。商時為“姑幕國”，對鞏固商王朝起到很大作用。周代建“莒國”，傲立東方，甚為強大，史稱為“東方之雄強”。具有底蘊豐厚的莒地歷史文化，曾培養出姜子牙，助周滅商，建立起齊國，並將莒文化在齊國傳播開來，齊國得以大治。后齊國多亂，莒國還多次保護其王公避難者，齊桓公即是一例，回國后奮發圖強，“毋忘在莒”，為春秋五霸之首。魯國也積極學習莒文化，從而得以強大，並與莒國多次結盟，共扶周王朝。后孔子對“莒文化”非常重視，多次提出“學在四夷”，並常來莒地周遊，傳曾師項橐，日照至今還有“聖公山”，遺跡尚存。孔子在“莒文化”“仁”的影響下，創立起儒家文化，成為中華的重要文化，流行於世界，至今還在指導著人們的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莒國在眾大國之間，縱橫捭闔，和合萬邦，為安定四方，重生保民都起到一些作用，列國無不重視，萬民仰止，具有良好的聲譽。后因莒國國君無道，為楚所滅，繼歸齊國。周代之後，莒文化一直得到不斷的長久發展，英才輩出，如諸葛亮、劉勰等都為中華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現在，為了進一步挖掘、搜集、研究、發展莒文化，於2003年以中國作家於文瑞和王冰為首成立起“莒文化藝術研究院”，對莒文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並編輯出版了經典之作《莒文化大典》，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讚譽，為莒文化的發展和繁榮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5000年前，莒地先民在陶器上刻上圖象文字——陶文，被認為是一種古老文明伊始的標誌。莒文化經過數千年磨礪積澱而輝煌一時，許多學者將它與齊文化、魯文化並稱為山東三大文化。

何為“莒”？漢代文字學家許慎解釋說：“齊謂芋為莒。”莒人多食芋，這大概是春秋“莒國”名稱的來歷。春秋末期，孔子的得意門徒曾子和子夏在莒國為官，他倆秉承孔子傳道授業的儒雅風習，在莒國子城南垣設立書院，收徒講課。歲月滄桑，如今這處書院僅存零星遺址，但千年文化流風不斷，每當晨風夜露之際，猶聞琅琅書聲從書院方向隱隱傳來，後人有感“書院夜誦”，以詩為贊：“千秋道脈傳薪火，竟夜書聲徹講帷。幻景相承真異跡，斯文餘韻至今遺。”

莒國故城在今莒縣縣城一帶，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西周的莒國國都面積近百平方里，為現在莒城的6倍多。《水經注》載：“其城三重，並悉崇竣，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

莒城東南約3里處原有一堆像小山似的巨石，稱作“樂毅壘”。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採納了樂毅的建議，集結楚、韓、趙、魏、燕五國兵力，以樂毅為大將攻伐齊國，攻取齊七十餘城，齊國都城臨淄也陷落，唯莒、即墨未被攻破，當時齊湣王隻身到莒避難。樂毅率大軍包圍莒城，並在城東南方用巨石壘築高台以觀察城內情況。這場戰爭後來在莒與即墨一帶發生逆轉，戰爭的硝煙很快散盡，但“樂毅壘”卻留了下來，與古老的城牆默默相對注視了幾千年。正像後人詩句寫的那樣：“古城東望草萋萋，未許長河限馬蹄。負郭千廛成壁壘，提封千里卷青齊。霞明遠樹驚烽火，風動寒濤憶鼓鼙。往事已醒蕉鹿夢，空餘殘址對流澌。”

莒城城垣外部和子城系周至漢代所建，今之莒城垣是元代縮城，明代砌之以磚，因而有“三撙莒城”之說。“國士橋”原位於護城河上，為長6米、寬3米許的石砌五孔橋，上世紀七十年代拆除。橋西側有古碑兩方，卧碑為唐代所立，立碑為明代遺物。在兩方碑的稍南方還有一石碑，正面隸書“國士橋”三字，為清康熙元年(1662年)知州韓弘度所立，石碑陰刻則講述了一段遠古的故事：春秋時期，有個叫柱厲叔的人在莒國為官，他忠君愛國，智深慮遠，但國君敖公昏聵，於是他憤而離莒，到一孤島上居住，過著“夏用菱芡充饑、冬以橡栗為食”的孤苦生活。後來敖公果然國破人亡，厲叔聽說后，要回去以死殉君報國。好友勸道：“為何要為他而死呢？”厲叔說：“我今去以身殉國，以此警勸後世那些不識賢臣、類似敖公的國君，讓他們再不要重蹈誤國之轍了。”厲叔毅然回歸莒國，他站在五孔橋上，見城郭依舊，物是人非，閻閭破敗，滿目荒涼，不禁愴然淚下，便縱身跳到橋下溺水自盡了。後人推崇厲叔的高風亮節，便稱譽他為“國士”，立碑以志，並將他殉國處的五孔橋易名為“國士橋”。清朝初年，大詩人王漁洋即景生情，還為柱厲叔一掬傷心之淚，他作懷古詩道：“國士橋邊水，千年恨未窮。如聞柱厲叔，死報莒敖公。“

莒縣陵陽河出土的陶器大口尊上有圖象文字——上邊的圓圈是太陽，中間的半圓是火苗，下邊的五個尖是山峰。這個圖象文字的意象大概是表明古人在山頂點燃柴禾，祭祀太陽。每個見到大口尊的人都會有自己的聯想，對“日、火、山”給出自己的答案。其實，我們只需把它看作一堆“薪火”，是文明之火、文化之火、希望之火，幾千年來它使一域文化璀璨無比，也點亮了無數文人學士的心靈。大約1500年前，梁代文藝理論家劉勰(約465—521年)就曾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從莒縣浮來山東坡順道而上，便進入一個三峰環抱、幽密深邃的山坳，在峰迴路轉、樹林蔭翳中，千年古剎定林寺依山傍水，雄居於佛來峰下。定林寺就是《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晚年循跡之地。

劉勰早年喪父，在貧苦中求學，與母親相依為命，不幸的是母親也在他20歲的時候去世了，劉勰為母親守喪3年後，已逾時俗的婚齡，以至於終身未婚。齊武帝永明年間劉勰依附沙門，居南京定林寺，由於劉勰博通經論，因而定林寺經藏均由劉勰區別部類，錄而敘之，整理而成。同時，劉勰飽覽經史百家和歷代文學作品，對文學理論深入研究，“搦筆和墨，乃始論文”，以5年之功寫成《文心雕龍》，他在《序志》中明確述志：“君子處世，樹德建言。”時在梁代天監元年(502年)。但“人賤物也鄙”，《文心雕龍》“未為時流所稱”，所謂“音實難知，知實難逢”。劉勰自重其文，他設想通過名人的舉薦來宣揚自己的書，於是他想到了當時文壇上聲望甚高的沈約。由於沈約貴盛，劉勰無由自達。於是劉勰便背上他的書扮作貨郎，等候在沈約常來往的路上，當沈約車輛到來之時，他上前獻書，沈約便命僕人取來試讀，沈約一下子被文章打動了，“大重之”，以為“深得文理”，並“常陳諸几案”，隨時翻閱。

由於沈約對劉勰文才的褒揚，劉勰開始了仕途，被任命為奉朝請。奉朝請一職，既無實權，又無屬員，只是朝會請召而已。劉勰50歲左右的時候被擢升為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執掌奏章，因劉勰精研佛理，文章出眾，當時京城的寺塔及名僧的碑誌必定請劉勰撰文。這一時期大概是劉勰最幸運的時光了。天監十八年(519年)，劉勰奉命到定林寺整理佛經，待佛經完成後，劉勰瞻念前程，一切皆為夢幻，一股悲涼和憤恨湧上心頭，出家為僧的念頭佔了上風，於是先燔發自誓，後上書皇帝復命並乞求出家。據《梁書·劉勰傳》記載，劉勰出家后，末期而卒。實際情況是，劉勰並未去世，而是返回了故鄉莒縣，並創立了浮來山定林寺。

如今，從莒縣定林寺千年銀杏樹下進月洞門，便見一清雅小院，院內垂槐罩地，青桐參天。桐槐深處有一幢二層小樓———“校經樓”。關於這座校經樓，《南史》載：“定林寺經藏，勰所也”，此樓就是當年劉勰校經藏書之處。劉勰於此，耳聽晨鐘暮鼓，埋頭校經，直至圓寂，埋骨塔林。

莒南坪上鎮大鐵牛廟村是明朝抗倭名將孫鏜的故里。明嘉靖年間，孫鏜(1523年-1556年)在江浙一帶經商，當時倭寇成為當地沿海的禍患，民眾生命財產經常遭到損失。當這些海盜襲擾松江府時，孫鏜求見郡守，表示要將自己的財產拿出來招兵買馬，幫助明朝軍隊蕩平倭寇。郡守十分讚賞孫鏜的義舉，收下孫鏜的捐資后，把他推薦給參政翁大立。翁大立當面考察孫鏜的武藝，只見孫鏜使用雙刀非常熟練，揮舞起來飛花落葉嗖嗖作響。翁大立十分賞識孫鏜，就留他在軍中任職，這一年孫鏜27歲，棄商從戎。

孫鏜最先參加松江一帶對倭寇的戰鬥，他大膽應敵，立下奇功。此後，孫鏜決定大幹一場，以外御海盜，內保鄉民。為此，孫鏜派手下親信回家鄉莒州，將自己的家產全部變賣，召集鄉里的青壯年，鼓動他們與自己一道建功立業。孫鏜原本就是弓馬嫻熟之人，在家鄉頗有威信，經過號召，當地人紛紛報名投奔孫鏜，於是出現了一支由山東大漢組成的抗倭義勇軍，在江浙沿海一帶馳騁拼殺。《明史》稱譽：“吳中倚孫鏜若長城。”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渡過泖滸(水名)搶劫，孫鏜聞訊馬上帶兵趕往，與倭寇展開激戰。雙方激戰了一天，因援兵遲遲不能趕到，孫鏜只好帶兵退守松江石湖橋一帶，不料，戰船剛行駛到水中央，埋伏的倭寇蜂擁而起，孫鏜拚命殺敵，卻不幸被倭寇擊傷落水，以身殉國，年僅3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