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女性主義

有的理論家甚至將這一新流派的出現稱為女權運動的“第三次浪潮”，其原因在於後現代女性主義頗具顛覆性，它不僅要顛覆父權秩序，而且要顛覆女性主義三大流派據以存在的基礎。因此，嚴格地說，後現代女性主義並不能算是與三大流派並列的第四大流派。後現代女性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女權主義加後現代主義。後現代社會在西方逐漸成為現實之後，後現代主義、后馬克思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現狀肯定論、多元文化論以及生態主義等新思潮逐步進入了西方學術界主流。

從1960年代起，後現代理論在法國首先興起。法國后結構主義派的主要人物有：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利奧塔（Jean Francio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魯茲（Gilles Deleuze），伽塔里（Felix Guattari），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等。他們批判西方現代主義的哲學、語言、文化、主體概念，開創了後現代理論流派。相比之下，哈貝馬斯派的批判理性還是以理性為基本原則，現代性概念還在使用。批判理論以“知識的生產”作為最主要的關注。後現代派則認為，啟蒙主義已經終結，現代性要求新的科學形式和新的話語模式。

法國的後現代女性主義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塞克瑟斯（Helene Cixous），伊麗加萊（Luce Irigaray）等。她們將後現代理論導向對父權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話語的女性主義的批判。這一思潮從1968年開始出現在女性主義之中。從思想淵源看，英美女性主義一向重自由人文哲學；而法國女性主義則重后結構主義。前者與後者相比，是比較傳統的和男性中心的批判理論和方法。

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大多活躍於學術圈內，但她們也參與女性主義的政治運動。如果要追尋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思想淵源，首先要提到的當然是後現代主義大思想家福柯。每一位後現代女性主義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無論她們對他的思想是全盤接受，還是批判的接受。福柯是一位懷疑主義哲學大師，是懷疑主義哲學傳統在20世紀的重要繼承人。他主張檢驗知識變化的實踐，而不是用標準的認識論方法去證明獨一無二的理性或科學。他對現存一切秩序體制的確定性和穩固性提出了質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為了否定關於人類存在方式的普遍適用的必然性的觀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現存制度的人為性質，揭示出我們還擁有多少自由的空間，還能對現存的一切做哪些改變。”(轉引自Martin, 11) 此外，後現代主義大師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里達也受到後現代女性主義的高度重視和大量引證。

挑戰關於解放和理性的宏大敘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論體系 (grand theories)。後現代女性主義的這一基本理論傾向來自後現代主義，高度概括地說，這一理論思潮的要點是反對一切有關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型理論體系，主張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論才是有效的。後現代女性主義致力於批判所有那些博大宏偉和涵蓋一切的現代理論，試圖建立社區理論，即，將道德和政治觀念建立在小範圍的特殊社區的經驗之上，否定因果關係與宏觀社會概念。後現代理論超越意識，關注無意識和下意識的自我；關注矛盾、過程和變化；關注個人的肉體性質；拒絕男權的宏大敘事、普適性理論、客觀性。有一種說法認為，“女人缺乏把握規模宏大的法則和原理的能力。”(Bacchi, 14) 對此，後現代女性主義者針鋒相對地提出：應當對我們的社會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則和原理做重新的審視。

後現代女性主義的哲學建立在下列假設之一是：所謂“知識的普適性”是錯誤的概括。科學、宗教、法律的話語以及知識的生產都是局部的，只具有相對的價值。從啟蒙思想開始，所有的宏大理論就都標榜其普遍性和性別中立的性質；那些強調兩性差異的理論也自稱是性別中立的。可在後現代女性主義看來，這些理論都是以男性為其標準的，完全忽視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眾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上，認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後者是女人的天地，這就是典型的父權制的政治思想。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女性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思想解放中沒有得到過什麼益處，自由主義和啟蒙主義的話語，從洛克 (Locke) 到康德 (Kant)，從來都沒有把女性包括在內。

在西方進入后工業化社會 (丹尼·貝爾用語) 之後，有關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總體性話語遭到懷疑，甚至連理論本身也遭到懷疑。後現代女性主義反對對性別、種族、階級作宏觀的分析，認為這些分類都過於概括了。由於每一個類別的內部都是千差萬別的，所以這些分類都不再適用了。在她們看來，就連“女性”、“父權制”這類概念也都帶有大成問題的本質主義色彩。

後現代女性主義思想家巴特勒深刻指出：當普遍性這一範疇本身因其帶有高度民族優越性的偏見已經開始遭到揭露時，我們可能會把一種理論或政治的基礎建立在某一具有“普遍性”的語境或主觀立場上。情形會如何呢？總共有多少“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文化衝突可以被理解為一系列假定的、非妥協的“普遍性”的衝突，一種不能通過求助於文化帝國主義的“普遍性”概念而得以和解的衝突，或者更有甚者，只能通過訴諸暴力的代價才得以解決的衝突？我認為，我們已經在美國對伊拉克發動的戰爭中目睹了這種概念的和物質的暴力行徑，伊拉克這個“他者”被認為完全處於理性和民主的普遍結構“之外”，因此，需要用武力把它拖回“其內”。在最近的戰爭中，我們精確地看到‘阿拉伯’被刻畫成一個可憐的另類，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病態幻想的場所。這一點，在以薩達姆和‘薩多姆’（罪惡之地sodomu）的諧音為基礎的大量的惡意玩笑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美伊戰爭“它的行動效果已經在各種地方、以各種方式開創了暴力，而這些不是它沒有預見到的，而且還是它最終難以容忍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4-82頁）

巴特勒的結論是：“這樣一個總體概念的建立，所付出的代價只能是產生新的、更進一步的‘排除’。所以，要想不事先放棄未來對包容的要求，我們不得不將‘普遍性’一詞視為永久開放性的、永久論爭性的和永久暫時性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5頁）

後現代女性主義向從啟蒙時代開始形成的一整套現代思想提出挑戰，其中包括像知識、理性和科學這樣的範疇。它認為不存在普適性的人權，所有的人權都有文化和歷史的意義特殊性和特殊的視角和立場，例如后殖民主義立場。對於解放理論，後現代女性主義並不是反對解放本身，而是會提出這樣的疑問：誰的解放，從什麼解放。它不相信有普遍的解放和自由。因此，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所有其他女性主義理論都是以偏概全，沒有一個單一的女性主義理論。因為女性屬於不同的階級、種族、民族、能力、性傾向、年齡，並沒有一類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否定一般理論並非只能選擇政治上無能的相對主義，後現代主義還提供了一種選擇：局部的、區域性的理論和實踐。它並不是相對主義，而是局部的，有歷史特殊性的和特殊利益性質的理論和實踐。（Jaggar, et al., 83）

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主要觀點是質疑以下所有的觀念：穩定一致的自我概念；理性提供客觀、可信、普適性的知識基礎的信念；從理性來的知識是“真實”的；理性和知識存在於知覺者之外；由理性而來的真理提供對所有理性人的規律是正確的；為權力服務的真理不會被歪曲，自由和進步是有保障的；科學在方法和內容上是中性的，其結果對社會有利，是所有真正知識的範式；語言是含義清楚的，提供詞與物的對應關係；客體不是由話語（或社會）建構的；它們僅僅是被話語命名而已。（Saulnier, 131）

後現代女性主義從根本上反對西方知識結構中最為根深蒂固的兩分主義（dualism），例如總要把事物分成不是這樣就是那樣，你與我，好與壞，高與低等等。它提出另一種思維模式，即整合的思維模式，其中包括為女性賦予價值的模式；反對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異政治的模式 (其中包括種族、民族、階級、性別和性傾向的差異)；以及重視他人的模式等。後現代女性主義向傳統兩分論的挑戰，其中包括像理性與非理性、主觀與客觀、文化與自然這樣經典的兩分概念。

啟蒙運動思潮有蘊涵著一個基本的兩分：迷信與傳統；知識與自由。在啟蒙精神看來，知識有奇特的兩面性。它可以同時既是中立的又是對社會有益的。只有在以普遍接受的理性為基礎並以它為保證時才會發生，不是特別的“利益”。更多知識積累（真理獲得）的同時，結果是更高的客觀性（中立性）與進步。權力可以是清白的、純粹的、有助於解放的；理性的權力可以有利於人類，並且不會產生新的統治形式。這樣的權力在運作與結果上可以是中立的。（王逢振，第5-6頁）

後現代女性主義不同意上述觀點，而認為除了自然科學之外，所謂客觀的真理只是個夢想，其實並不存在。所有的權力、理性、真理都是不清白的，都是某種價值觀（或利益）的表現。一個典型的事例就是福柯曾引用過毛澤東的語錄：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人性；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人性。後現代女性主義質疑啟蒙理性，要求重新評價通過理性獲得進步與解放的概念，尤其在出現極權主義政治體系、種族滅絕、殖民主義和統治之後，所謂“通過理性獲得解放的神話”深受質疑。“理性的自律的權力”是不存在的。（Braidotti, 96）如果說社會和物質世界是由唯一的、仁慈的和決不相互矛盾的一套法律來支配與掌管的，那麼離開了使所有人受益的、普遍的、中立的保護性基礎，權力就失去了它的清白。因此，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呼籲理智、知識和真理在尋求變化的策略中是唯一有效的或應佔據特權地位。（王逢振，第23頁）

現代主義認為，個人形成了穩定的、一致的、理性的主體；理性及其科學規律提供了一套客觀的、可信的、普遍的知識基礎；知識的理性運用是中立的，對社會有益的。而後現代主義則認為，個人的觀念是不穩定的、矛盾的、社會建構的；權威或知識的形式的觀念是合理的、多意的、反對等級制的、參與的形式；歷史的觀念是非線性的，並不必然是進步的，總是受到目 前的觀點的限制，也受到特殊背景的限制；社區的觀念是建立在價值差異基礎上而獲得的。（Nelson, et al., 110）

伊麗加萊是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主要思想家，她所做的兩項工作是：打破男性氣質與理性、普適性的聯繫；發出“女性”的聲音。伊麗加萊的理論工作的兩個角度是：心理分析和后結構主義。她質疑自覺的理性主體，認為理性是男性的西方的單性文化。她還認為，女性的差異在男權制符號秩序中沒有體現出來，女性的利益也沒有得到法律和語言的服務。（Weedon, 89）

伊麗加萊對符號秩序轉變的看法是：批判理性和啟蒙傳統，質疑理性的意識主體。從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論出發，她認為符號秩序在理性、自由人性的主體和語言上都屬於男性。西方文化是單性文化，女性是男性的不完備形態（lesser form）。表面看去是客觀的、性別中立的科學和哲學話語，其實是男性主體的話語。她的抱負是要創造一套女性的符號，她認為，在建立非男權制社會的鬥爭中，分離主義是策略，她強調並高度評價性別的差異。

在差異問題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忽視生理差異；激進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差異的正麵價值。後現代女性主義與這兩個流派的觀點都不同，它強調差異的不同意義，認為差異是文化的，不是生理的。她們在此借用了德里達的解構論和對西方哲學的批判。

後現代女性主義有時又被認為是激進女性主義，因為它將男女兩性的思維想象模式加以區分。它認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將社會、文化和心理分析理論男性化了。它主張弘揚女性的想象力，用它來創造文化和社會制度。

由於後現代理論質疑宏大敘事，質疑啟蒙時代的知識，有人說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是敵人，因為女性主義是要發現關於女性的真理，所以不能接受後現代主義質疑普遍真理的立場。如果人類失去對宏大歷史敘事的信念，世界女性的歷史將會怎樣？爭取解放的女性運動還有沒有合法性？比較極端的觀點認為，就連總體的女性主義理論也是不可能和不可取的。說它不可能是因為女性有不同的階級、種族、文化；不可取則因為“單一”和“真實”是哲學的神話。

與社會建構論

對於後現代理論與過去的主要女性主義流派來說，前者批判基要主義（foundationalism）和本質主義(essentialism)，但是社會批判比較弱；後者社會批判較強，但卻常常會陷入本質主義的陷阱。後現代女性主義挑戰本質主義，反對性別兩分和性別不平衡。

本質主義強調的是人的本質的生理和遺傳決定論，以為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釋一切，而且認為自然和人性是不會改變的。本質主義成為後現代主義抨擊的主要目標。後現代主義認為，所謂自然、人性既非故定不變，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據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而有很大差異的。後現代主義強調的是變化、斷裂、矛盾和對立。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社會背景塑造知識，意義是由歷史和語言造成的。主體不是一致的、有理性意識的，而是由話語建構的。

在西方哲學傳統中，主體一向是“非身體的抽象個人被意識的理性思想統治的”。（Jaggar, et al., 76）假定人是理性的個人，通過教育和個人發展可以成為理性的人。後現代女性主義批判這一關於主體的理念，提出社會建構論的主體理論。

法國女性主義思想家克里斯蒂瓦最重要的理論就是她的“形成過程中的主體”理論。在這一理論中，她批判拉康，反對將主體性視為固定的、人文的本質。拉康認為，語言先於主體存在，製造主體，所以人在了解性別之前就進入性別語境了。而克里斯蒂瓦則認為，主體植根於無意識的過程中，在符號秩序中形成，服從法律和秩序。語言（包括男性與女性尺度）成為革命變革的潛在基礎。她關注西方心理分析的觀點中對女性和母性的看法，以及女性的生育功能必須服從父親姓名的規則，認為這是對母親身體的壓抑。“女性必須發現第三種方式，它使她們能夠接近符號秩序，而不必接受關於女性的男性模式。”（Jaggar, et al., 78）她不願意用一種話語（女權的）取代另一種話語（男權的），而是追求改變符號秩序。

後現代主義重要思想家拉康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本質主義 (Freudian essentialism)，主張應以話語為中心而不應以生理學因素為中心來建構性別差異的意義。他特別提出嚴重質疑的包括俄底浦斯情結和閹割焦慮等理論。他的思想引起後現代女性主義的共鳴。維特根斯坦的反本質主義的思想也受到後現代女性主義的重視。反對本質主義的後現代女性主義不贊成力比多 (性動力) 理論，也不贊成所有人最初都是雙性戀 (bisexual) 的理論。因為這些理論都是假定性是生活的中心，而且假定性的動力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普遍存在。

法國著名女性主義者威蒂格 (Monique Wittig) 的觀點比“女性的心理為社會所強加”這一說法走得更遠，她認為，就連女人的身體也是社會造成的。女人並沒有任何“天生”的成分，女人並非生來即是女人。她反對某些激進女性主義者對所謂女性氣質的謳歌，主張真正的女性解放不僅要超越自由主義的男女機會均等的境界，而且要超越激進女性主義的女性優越論。在維蒂看來，真正的解放要消滅作為階級的男人和女人，在她理想的新社會裡將只有“人”，沒有女人和男人。(賈格爾等，1989年)

後現代女性主義對上述思想有很大共鳴，反對人們總是強調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對女性特質形成的影響。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認為，福柯關於自我體驗的思想可以轉化為近代女性主義關於女性和母性的倫理。舊式的女性主義理論一向把人的特質劃分為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兩大類，而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則向這一劃分提出了挑戰，提醒人們注意到男女兩種性別內部各自所擁有的差別。

後現代女性主義不僅反對性別的兩分，而且反對性別概念本身，反對那種以為性別是天生的、不可改變的思想。她們不認為女性就必須具有撫養性，就應當受保護；她們十分重視性別之外的種族、階級、國家、民族及性傾向的區別，並認為這些區別都不僅僅同生理原因有關，而是從社會和心理上對生理區別作出的解釋，是為了把人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她們所關注的不是向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挑戰，而是敦促人們徹底擯棄男性女性、黑人白人這些詞語，不要把這些詞語當作跨越時空和文化的、不可改變的、唯一的、本質上的類別。

黑人女性主義理論家胡克斯（bell hooks）是歡迎後現代女性主義的。她認為這一思潮對黑人女性主義有用。“太久以來，我們從外在和內在兩個方面為自己強加了對黑人本質的狹窄的嚴格限定的概念。後現代主義對本質主義的批判，挑戰了大眾文化和大眾意識中身份的普適性、固定性和決定性的概念，為我們開拓了自我建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新的可能性。”（Jaggar, et al., 82）

與話語即權力論

在當代的社會理論中，事物和話語誰更重要的問題已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議題。後現代主義大師德里達曾斷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 他試圖用話語理論去否定物質現實。後現代主義將理論概念的重心從“結構”改變為“話語”，這就使福柯、德里達等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的重要性超過了以往的所有思想家。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視角，那就是：話語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體已經死去；所謂歷史就是一套基要主義的話語 (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其特點是不容人們質疑。

福柯的權力-知識形成學說旨在說明，權力的實施創造了知識；知識本身又產生了權力。權力是由話語組成的。福柯一開始曾關注過經濟和物質的權力，但是隨即轉向否認權力是一種壓制力量，是由一個統治階級來掌握的。他認為，所有的權力都是生產性的——它產出知識——而不是壓抑性的。因此知識和權力是一回事，沒有什麼區別。他認為，那些被壓制的知識總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權力歷史之外，因為它打斷了絕對真理的形成史。福柯不是主張用一套新的真理來取代老的一套，而是指出真理的特殊歷史背景。因此真理都是相對的，沒有什麼絕對真理。福柯使人們看問題有了歷史主義的角度，即思想不是從沒有時空限制的自然和必然中形成的，而是從歷史的人們的智慧中形成的。他的歷史主義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對所謂外部真理、永恆基礎和普遍理性提出了挑戰。他說：“由於它們是被造出來的，它們就能被毀掉，假定我們知道它們是怎樣被製造出來的。”(轉引自Ramazanoglu, 180)

福柯對西方的話語所做的分析，其主要攻擊目標是西方關於社會、歷史與政治的宏觀理論，其中最主要的是兩大理論傳統：自由人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包括其弗洛伊德派變種)，以及傳統的革命理論。他認為這兩大傳統都是建立在本質主義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有關人性、人類歷史、經濟和力比多的總體理論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話語權力模式之上的。這個模式有三個基本假設：第一，權力是被佔有的 (被個人、被階級或被人民)；第二，權力從一個集中的源頭自上而下流動 (如法律、經濟和國家)；第三，權力是以鎮壓的 (壓抑的) 方式加以實施的 (如以制裁相威脅的禁制)。而福柯使我們注意到在國家、法律和階級之外存在著的權力，他的權力模式與傳統模式有三個基本區別：第一，權力是在運作的 (exercised) 而不是被佔有的 (possessed)；第二，權力的運作方式主要是生產的 (productive) 而不是壓抑的 (repressive)；第三，權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分散的 (decentralized) 而不是集中的 (centralized)。(Bazilli, 20-21)

後現代女性主義從福柯那裡獲得的啟示是：福柯的權力形成學說並不是權力理論或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歷史，而是反理論的 (anti-theory)。它不是告訴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也不是為我們提供一個更美好社會的藍圖，而是為我們提供如何看待既存理論的視角，以及從權力作用的角度來分析它們的方法。他點醒人們：人們的思維方法和行為方式是如何為統治他們自己服務的，人們又是如何通過製造真理的過程來管制他們自己的。總之，它不是去解釋現實，而是批評別人在解釋現實時所犯的錯誤，其批判矛頭主要指向那些本質主義者 (essentialist)。

在有關權力的問題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權力就是權威，是統治和剝削所有個人的權力；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則認為，權力就是統治階級統治被統治階級的權力；而後現代女性主義卻把權力定義為分散的、瀰漫的，而不是集中於某個機構或某個群體。過去，女性一般被認為是更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話語的，例如，她們更加關注的是低工資問題、強姦問題和溺殺女嬰問題；而不太關注自己在歷史文獻中被置於邊緣地位的問題。後現代女性主義主張在女性運動內部實行一個“模式轉換”，即從只關注事物到更關注話語。因為按照後現代主義的觀點，話語就是權力。

後現代女性主義批判了激進女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性問題上的觀點，認為它們這兩派的觀點都沒有能夠擺脫權力的壓制模式，都把權力視為由某種機制和群體所佔有的一種東西了。傳統的壓制模式的基本假設是：男性的性一般總是同暴力、淫慾、將對象客體化以及以性高潮為主要目標聯繫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性則與撫育、相互的親密關係以及對非生殖器快樂的強調聯繫在一起；女性的性受到強迫的、暴力的、男性的性的壓抑。這是一種本能加控制的模式。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傳統的壓制模式是本質主義的。

福柯指出，所有的權力都製造反抗，以反面話語的形式產生出新的知識，製造出新的真理，並組成新的權力。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抱負之一就是要發明女性的話語。她們提出：“這個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話語。男人就是這個世界的話語。”“我們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們自己的聲音。”“男人以男人的名義講話；女人以女人的名義講話。”“迄今為止所有的女性主義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語言對女人耳語。”“我們必須去發明，否則我們將毀滅。”(Kourany, 362-363)

福柯在他的權力分析中提出了關於懲戒凝視 (disciplinary gaze) 的觀點。他也曾反覆論述過關於標準化或正常化 (normalisation)的思想。他指出，標準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規範的深化，社會通過紀律管束著人的身體，通過話語來定義何為正常，何為反常；通過標準化或正常化過程來要求人對規範的遵從。他採用環形監獄作為“凝視”意象的形象化說明，意指人人都處於社會的凝視之下，不可越軌。

後現代女性主義借用福柯關於標準化、正常化的思想，說明女性就是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壓力之下，不僅要服從紀律，而且要遵從規範，自己製造出自己馴服的身體。在後現代女性主義看來，所有的舊式女性主義模式都屬於一個男權壓迫和禁制女性的模式；其主要的邏輯是：男權長期壓制著處於無權地位的女性。舉例言之，一個女人去做隆胸術，用舊式女性主義來解讀這件事就是：男人命令他的奴隸為滿足主人的慾望、為娛悅主人去做這個手術，這個女人完全是男人權力的受害者。可如果從福柯的理論模式來看，對同一個現象就會有不同的解釋：那女人去做隆胸術不僅是男人壓迫她的結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統治，自我遵從規範的結果。正如福柯所說：“用不著武器，用不著肉體的暴力和物質上的禁制，只需要一個凝視，一個監督的凝視，每個人就會在這一凝視的重壓之下變得卑微，就會使他成為自身的監視者，於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針對每個人的監視，其實是由每個人自己加以實施的。”(轉引自Ramazanoglu, 191)

按照福柯的邏輯，當我們用對立的話語反擊壓迫時——如用女性主義話語挑戰男尊女卑，用同性戀話語挑戰將同性戀行為定義為變態的醫學話語——我們就進入了統治話語的領域。我們發明了新的標籤和身份，它在向壓迫挑戰的同時，又用新的方式壓抑我們：使我們陷入一種身份；強迫我們遵循我們所從屬的群體或社區的規範；建構我們的思維模式，作為21世紀的同性戀者、女性主義者或反對性別主義的人，應當怎樣思想，怎樣做。性專家壟斷了傳媒上的知識；向我們銷售一套適應我們身份的商品。我們剛想改變一個體系，立即就成了這個體系的一部分。權力關係和話語在不斷改變，可是我們永遠不能逃避開它們。因此抵制權力是一個持續的事業。

身體與性論

福柯論述了近代西方社會中性的話語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與性有關，從孩子的壞習慣，到成人的肺結核，到老人的腦中風。福柯這樣描述產生於19世紀的性學：告訴我你的慾望是什麼，我會告訴你你是誰。

福柯的任務和目標是破除科學家、心理學家、性學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經營的性專業的神秘性，動搖性的確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時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歷史地建構起來的。他認為並不存在這樣一種東西：固定的性衝動，一種本質。性是歷史的產物。不同的時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話語。福柯研究這些話語是如何塑造了我們關於性的觀念，又是如何規訓和控制了我們的身體的。

對福柯來說，性存在於權力關係的交差點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年輕人和年長者之間，父母和子女之間，教師和學生之間，牧師和俗人之間，行政機構與人口之間。（Dunphy, 19）福柯提出了關於生理權力的思想。他認為，現代國家從18世紀以來對身體控制的手段，干預個人的私人生活去監測控制“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條件，存在的各種空間”。福柯認為，性歷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沒有單一的性史，只有多個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義與社會的權力關係有關。

後現代女性主義借用了福柯的這一思想，她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輕肉體的傳統，大談身體的重要性及肉體的各種體驗。他指出，議會制的興起同時限制了人的身體。它不僅要求身體的政治服從和生產勞動，而且侵犯身體本身，企圖規範身體的力量與活動，身體的經濟與效率。例如，軍隊、學校、醫院、監獄、工廠這些機構的紀律的目標就是為了提高身體的效用；這些機構為了增加自身的力量，用紀律和懲罰來規範人們的行為；紀律與懲罰的實施就是為了製造馴服的身體 (docile bodies)。正是福柯使“身體”成為當代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分析最喜愛的題目。

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抱負之一就是要創造出一套女性的話語。究竟什麼是女性的話語？在萊克勒克 (Annie Leclerc) 看來，那就是令人難以想像的身體的快樂。她說：“我身體的快樂，既不是靈魂和德行的快樂，也不是我作為一個女性這種感覺的快樂。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陰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樂。那豐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樂，是你完全不可想像的。”她這樣闡述了身體快樂與女性話語之間的關係：“我一定要提到這件事，因為只有說到它，新的話語才能誕生，那就是女性的話語。”她又神彩飛揚地說：“我要揭露你想掩蓋的每一件事，因為對它 (身體快樂) 的壓抑是其他一切壓抑的起始。你一直把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變成污物、痛苦、責任、下賤、委瑣和奴役。”(轉引自Kourany, 303)

後現代女性主義哲學的口號是：“男權制是實踐，陰莖話語中心是理論。” （Jaggar, et al., 79）為了超越陰莖話語中心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嘗試發展一些方式，這就是將肉身化的女性的他者性視為抵抗和轉變之基礎。蓋洛普（Jane Gallop）挑戰文化和生理的兩分法，反對把女性排除在文化之外。她認為，不是生理學本身有壓迫性，而是對生理學的意識形態利用有壓迫性。女性的身體就是對男權制的抵抗基礎。

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性觀點包括：性寫作的力比多興奮已經轉向後現代主義的越軌浪漫主義。作為性激進主義的特權形式，而不是反抗男性的性統治。新巴特勒主義作為表演性的性別結構是一種對於在男性權力、仇女主義和對女性的暴力的性別不平衡的話語描述。性實踐中的權力不平等在肯定性的主觀能動者中被賦予了一種新的色情解釋，傳播對針對女性和兒童的性別統治、虐待和危險的正統解釋。在性別表演和性分類中，身體成為一種不固定的升華的支點，以身體作為女性性壓迫、性侵犯和自我打破沉默的基礎。

後現代女性主義向所有試圖將身體的意義固定下來的性與性別差異理論挑戰。在80年代，後現代女性主義者發現後現代的身體理論對她們很有用。受福柯、德魯茲、拉康和伊麗加萊影響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嘗試創造關於身體及其與不同性別主體的關係的理論。

後現代女性主義之所以關注福柯是因為他的理論強調以身體作為主體形成的中心權力基礎，關注權力分配話語的性質及其與知識的聯繫。他認為，權力是一種話語實踐，話語創造了主體性的肉身形式。主體包含著權力關係，但權力也製造反抗。對福柯來說，權力實施的關鍵對象是身體。

後現代女性主義的福柯角度就是關注主體、身體、話語和權力，關注文化塑造身體和主體的力量。她們認為，各類傳媒如淫穢品、廣告和性指南中的被動性受虐傾向塑造了女性的性身體和性實踐。兩性的差異就這樣由話語在千百年的實踐中製造出來。

後現代女性主義對福柯也有不少批評。她們對福柯的主要批評是他的性別盲點：他忽略性別。他處理人的身體好象它是非性別的，女性被規訓為比男性更加馴服的身體，而這一點被福柯完全忽略了。福柯在重新製造女性的“不可見性”。（Dunphy, 29）他對個人身體的質疑會導致反抗的不可能。有人甚至認為，福柯的理論仍舊沒有逃離陰莖中心話語的巢臼。福柯宣布死亡的哲學在伊麗加萊那裡早就死亡了。她站在舊哲學的廢墟上看到了取代它們的哲學。（Braidotti, 130）

多元化論與相對論及個人主義政治

後現代女性主義所倡導的個人批判是對普適性的破壞，因為在普適主義下，女性是缺席的、不可見的、沉默的。後現代女性主義批評在傳統的男權的學術寫作中捨去了個人的和情感的內容。它表明作者已死，是與所寫的東西不相干的，只是一個緩慢地流出故事的載體而已。他們對自己在做的事情沒有一點點看法，只是製造出一些像天使一樣脫離身體（實體）的文本。這樣的理論會將我們的處境神秘化，而不是搞清楚。它認為，有些批判理論就像它所攻擊的世界一樣的追求霸權。（Robinson, et al., 65）

針對這一傳統，後現代女性主義發起了自傳行動，倡導女性寫作自我表現的文本。（Robinson, et al., 66）將個人的經驗與政治的問題聯繫在一起寫作，要打破學院式的知識生產的傳統形式。它主張，寫作就是寫自己。將個人與理論聯繫起來，從個人的角度批判社會。這種女性的寫作或許是反理論的，或許是理論的新階段。

伊麗加萊甚至認為，女性的性是女性寫作的動力之一。弗洛伊德對女性的性沒有做過正面的評價，只有反面的評價。他認為，女性以為自己是一個沒有陰莖的“小男孩”。男性的性慾受阻可以升華為創造性活動，女性的性慾受阻為什麼就不可以同樣升華為寫作的動力呢？弗洛伊德的這個理論是如此的不公平，而且並沒有堅實的經驗證據來加以證明。

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男性語言是線性的、限定的、結構的、理性的和一致的；女性語言是流動的、無中心的、遊戲的、零散的和開放結尾式的。（Robinson, et al., 72）男性的思維模式也是線性的、單一的，關注於陰莖插入陰道，而女性的性卻是圓形的、多重的。在寫作上，男性總是看重排列、組合，總是不必要地使用兩分法：主動與被動；太陽與月亮；文化與自然；白天與黑夜。而女性的寫作是沒有固定界限的。拉康也說過，女性有進入非線性思維領域的特殊能力，男性是技術的目的性的理性，在與他人的對比中確定自己的地位。他建議女性創造不同於男性的文化，避免線性思維和男性的科學樣式，提倡“圓形寫作”，並認為它是女性身體圓形線條的反映。（Agger,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