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小說

白話小說

徠白話小說,發源於唐代的一種文學形式。中國白話小說的前身是民間故事和所謂的“街談巷語”,在古代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小說經歷了不斷的豐富和拓展,到宋代的話本階段基本成熟定型,直到明代才迎來了真正的繁榮,成為與抒情文學分庭抗禮的一大文學體系。

發展源流


1徠.發祥期:唐代
當時,市人小說、寺院俗講成為白話小說的兩個發展源頭。
2.黃金期:宋、元時期,開封、杭州等瓦舍勾欄處,“說話”藝術盛行,由此產生“話本小說”。這也是最早的白話小說形式,這種小說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短篇白話故事,篇幅較短,基本用口語敘述,有虛構性。
白話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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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末及元代,在白話小說基礎上出現了文人模仿此形式創作的擬話本小說。
3.全盛期:明、清
這一時期,產生了演義小說、長篇章回體小說等。如明代四大奇書:《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長篇章回體演義小說》《金瓶梅》;明代的擬話本小說“三言”“兩拍”;“三言”即馮夢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二拍”即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清代“雙峰”:《儒林外史》《紅樓夢》。而《紅樓夢》更成為中國古代現實主義小說輝煌的頂點。

白話小說


“小說”一詞最早出現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這裡認為小說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的東西。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說:“凡是不登大雅之堂、凡為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體都是‘俗文學’”,小說正是這樣一種俗文學。班固也認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他認為小說是末技,是小道小智所為。但小說的生命力極為旺盛,雖然飽經磨難和拒斥,卻仍然有強烈的發展勢頭。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到唐宋之交,市民階層興起,尤其是宋代,生產力發展迅速,市民階層日益壯大,他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休閑娛樂的呼喚也日益強烈,城市文化越來越盛行,中國的長篇白話小說以此為契機,迅速的發展起來。
唐代傳奇相對白話小說是雅,但拿傳統的雅俗觀來衡量它,卻又可以說它為俗。雅俗問題與上述娛樂和教化、虛構和實錄的問題有著內在的聯繫。教化的內容是禮義,實錄叫做雅馴,可見傳統的雅俗觀是貶低和排斥娛樂和虛構的。儒家道統文統的繼承和發揚,阻塞了傳奇小說的發展。傳奇小說,一般的說是士人寫給士人讀的文學,它本來就產生和活躍在雅文化圈內。當它蒙上不雅的俗名,士人便疏遠它,它便從雅文化圈走出來,逐漸向俗文化靠攏。宋代傳奇小說作者的文化層次下移,同時創作傾向卻向雅的方向攀附。“論次多實”、“采艷殊乏”,都是棄俗而就雅的表現。
降至元明,傳奇小說俗化趨勢愈益明顯,從明代中後期流行的各種通俗類書如《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綉谷春容》、《燕居筆記》等競相轉載來看,它們在士人中還是頗有讀者的。人們總愛附庸風雅,標榜不俗,而實際卻有難以脫俗的一面。
這類半文半白的、篇幅已拉得很長的傳奇小說繼續走著俗化的路,到明末清初,它們乾脆放棄文言,使用白話,並且採取章回的形式,便成為了才子佳人小說,完全與通俗小說合流。
如果說傳奇小說是從雅到俗,那麼白話小說的運動方向恰好相反,是從俗到雅。白話小說無論短篇還是長篇,都源於民間“說話”,它們的體制和敘事方式都保留著“說話”的胎記,與源於史傳的傳奇小說迥然有別。白話小說長時期在民間傳播,其故事是生鮮的、同時又是稚拙的,版刻也很粗率。直到明代嘉靖前後,情況才發生重大變化。文人突然看好這種俗而又俗的文學樣式,他們不只是評論,而且參與其間,進行搜集、整理、加工、編輯、出版。接著還有模擬這種樣式的文人創作,如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和陸人龍的《型世言》,等等。
這種情況的發生,與王陽明“心學”的崛起有著直接的關係。王陽明是主張人皆可以成為聖賢的,有利用俗的形式才能達到化俗的效果。他對俗的重視,在當時卻有振聾發聵效果。嘉靖萬曆時代推崇通俗文學的文學家所依據的就是王陽明的這種思想。
白話小說的作者由不見經傳的無名氏,漸次上升為大文人。他們的文化修養和社會地位都是早期白話小說作者所不能相比的。
白話小說的內容和風格也隨著作者成份的改變而漸次由俗變雅。按創作方式,白話小說的演進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是“說話”的書面化;中期是作家根據現成故事進行創作;後期是作家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獨立創作。文人獨創的小說,不僅題材情節出自個人機杼,而且藝術風格也有鮮明的個性。白話小說發展到後期已有雅俗的分別。不過,白話小說的主流趨向於雅,卻是不爭的事實。
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它們的源頭分別為雅和俗,它們的走向卻相反,文言小說向俗靠攏,白話小說向雅接近。雅俗在小說範疇內達成了妥協。“雅”接納了白話,承認了“虛構”;“俗”則承擔起“教化”的使命。換言之,“雅”放棄了“雅言”和“實錄”的原則,“俗”則放棄了娛樂惟一的宗旨。小說中雅俗共存是小說藝術成熟的重要標誌。
中國小說的源頭就存在著雅俗的分歧,雅的是文言小說,它從史傳蛻化而來;俗的是白話小說,它從民間伎藝“說話”轉變而成。在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的發展途程中,雅和俗構成兩極,文言小說受到俗的引力作用,不斷吸收俗的成分,顯示出漸次俗化的傾向;而白話小說則受到雅的引力作用,不斷吸收雅的成分,表現為漸次雅化的傾向。雅俗結合是小說成就的重要標誌之一。
明萬曆以後,不僅長篇小說的創作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而且短篇白話小說的創作也呈現出繁榮景象。
古典文言短篇小說作品衰微,這種文學樣式在當時已不適應社會的要求,相反,白話短篇小說作品的創作卻是一派生機盎然。這裡的原因是比較多的。首先,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城市不斷擴大,市民階層的力量壯大,在社會上是一股極為活躍的、強大的階層,他們要求在文學上能有反映他們的生活和思想的文學樣式和文學作品。
其次,宋元話本小說在明代得以繼續發展,它是勞動群眾小說創作自身發展的結果,顯示出比文言小說更強的生命力。參予白話小說創作的作家大多是中下層知識分子,他們善於吸收群眾藝術創作的結果,語言通俗易懂,作品更多地反映了現實社會的內容,有一定的社會批判精神,因而有著更強的人民性,為廣大群眾所觀賞喜愛。
明代印刷術發達,書壇眾多,迎合人們的口味與喜好,書商也大量地刊行話本小說,因此話本小說慢慢地演變為供案頭閱讀之作的擬話本。
擬話本的體裁與話本相似,都是首尾有詞,中間以詩詞為點綴,故事性強,情節生動完整,描寫人物的心理細緻入微,個性突出,比較注意細節的刻畫等。但它又與話本不同。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認為擬話本是“近講史而非口談,似小說而無捏合”,“故形式僅存,而精采遂遜。”在口語運用和生活氣息上,擬話本明顯地遜於話本小說。
現在認為最早的話本集《清平山堂話本》,是嘉靖年間洪楩輯印的,分《雨窗》、《長燈》等6集,每卷1篇,共收話本60篇,故全書總名為《六十家小說》,今存15種。萬曆年間熊龍峰刊印的話本今存4種。這兩種話本集都包括宋元話本和明代擬話本在內。天啟年間馮夢龍編輯的《喻世明言》(初題《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短篇小說集,簡稱“三言”,每集收話本40篇,包括宋元話本、明代擬話本兩部分。“三言”對後世影響較大,此後擬話本的專集大量出現。明末凌濛初在“三言”的影響下,創作了《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兩個擬話本集,簡稱“二拍”。“三言”、“二拍”代表了明代擬話本的成就,是由話本向後代文人小說過渡的形態,對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創作在明末以後繼續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白話小說
白話小說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反映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內容。愛情婚姻的題材是明代擬話本的一個重要內容。《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樂小舍拚生覓偶》、《玉堂春落難逢夫》等真實地描寫了被糟踐的婦女的悲慘地位以及她們對愛情婚姻的自主要求,對幸福生活的追求與嚮往,貫穿了對封建禮教及門第觀念的批判,尤其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可稱為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賣油郎獨佔花魁》等篇中,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愛情婚姻觀念。《俞伯牙摔琴哭知音》、《施潤澤灘闕遇友》等篇描寫了在冷酷的等級社會中真誠的友誼。《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盧太學詩酒傲王侯》、《灌園叟晚逢仙女》等篇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猙獰面目和無恥罪惡。《轉運漢巧遇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疊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顯靈》等篇反映了明代社會商人的心理。
總之,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和政治的黑暗,描寫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生活與思想,歌頌市民階級的勤勞誠實及對發財致富的追求,要求愛情與婚姻生活的自由,抨擊科舉制度的不合理和司法制度弊病等主題,共同組織成明中葉以後短篇白話小說的重要內容,顯示了明擬話本新的思想特色。但“三言”、“二拍”中也包含著明顯的落後和庸俗的因素,比如美化統治階級、宣揚封建禮教、迷信鬼神等佔了相當的數量,尤其又以“二拍”更為嚴重,這也是明代後期話本小說的通病。明末短篇白話小說集還有十多種,比較有影響的是《西湖二集》、《石點頭》、《鼓掌絕生》、《醉醒石》等,成就都不高,但其中有一些篇章,文筆生動,形象鮮明,對封建社會的種種弊病有所揭露。
明清時代是一個充滿進步與守舊、啟蒙與頑愚、思想解放與鉗制的時代。一方面,個性覺醒,人本意識抬頭,不少進步人士張揚個性,追求自由,肯定物慾財利,這反映在小說里就是小說中人性涌動,追求物慾,情愛描寫細膩等。另一方面,封建統治者強化統治,中央集權突出,進一步加強思想控制,由此也出現了一些理學觀念濃厚、倫理說教明顯的小說作品。此外,還有兩種思想皆有,禁慾主義和享樂之風并行。明清小說內容豐富,類別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