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故居

林伯渠故居坐落在臨澧縣修梅鎮涼水井村。始建於清光緒年間，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居民建築。林伯渠在這裡度過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故居由於年久失修，僅存一道封火牆。為紀念跨越二個世紀的革命家林伯渠誕辰100周年，臨澧縣委縣政府於上世紀80年代動工修復。故居座北朝南，為三進，每兩進之間設一天井，有正房14間，雜室5間，建築面積857平方米。磚木結構，硬山頂，兩側封火牆造型，室內門、窗、壁、望板、地板均用木板拼合，並刷塗桐油成深褐色，後堂屋“九牧世家”之匾牌，高懸樑上。整個建築古樸典雅，且“詩禮伴家”之氣息濃厚。故居內開設六個陳列室、陳列林伯渠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圖片、照片和文物資料。故居前有稻田，後有茶山，左曬場，右池塘，腰圍約4米的千年古柏巍然屹立於前曬場中央，一派莊重 肅穆的氣象。 “林伯渠同志故居”匾牌是鄧小平親筆題寫。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邃園，號伯渠，中國湖南省安福（今臨澧）人，早年加入同盟會。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南昌起義、長征等革命活動，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二屆副委員長。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之一，與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和吳玉章並 稱為中共五老。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師範學堂。 1904年春，經選拔考試，被師範學校選送留學到日本東京弘文學校公費留學。 1905年8月在東京加入中國革命者同盟會。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他在極為憤慨之下，毅然回國。 1906年春天回國后，在長沙振楚學堂教學並在西路公學任職約1年， 1907年被派往東三省聯絡綠林，從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動，黃花崗起義失敗后，才回湘參加反袁獨立活動，后被袁世凱通緝，於1913年5月逃亡日本，並加入到孫中山重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受命回國后，曾任湖南省署秘書兼總務科長、政務廳長等職。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林伯渠與湘軍旅長林修梅退至衡陽起義，參加了護法之役，擔任湖南護法軍總司令部參議。1920年，林伯渠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 1921年1月，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整個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參加國民黨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兩任農民部長和武漢國民政府軍委會秘書長。在發動和領導農運工作時，他認真執行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吸收中央從事農運和對農民問題有深刻見解的同志參加，儘力爭取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與合作，把國共兩黨對農運的領導有機的統一起來，為推動當時農運的發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勛。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后，他逃出國民黨中央，出任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內部矛盾重重、戰鬥力弱的雜牌軍，建設成北伐中的一支勁旅。 1927年7月15日，寧漢合流后，他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受黨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參崴學成回國。翌年三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出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後任財政部長調任沒委會主任及總供給部長。這期間，他注重發展農業生產，廣泛開展節約儲糧，保障了紅軍和蘇區人民的供給。為解決蘇區的財政困難，他一面成立沒收徵收局，向地富籌款借款；一面適當增發紙幣，幫助各機關建立健全財政制度，開展節約運動，基本保證了革命戰爭的財政需要。在參加長徵到達陝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財政部長，繼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領導邊區軍民，積極貫徹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權，實行精兵簡政，領導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經濟文化建設，把邊區建設成為模範抗日根據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洛川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派他常駐西安，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黨代表，集中精力從事統一戰線和對外聯絡工作。他利用自己社會聯繫廣、資深望重的社會影響，廣泛團結各階層人士一致抗日，對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重大貢獻。 1944年9月，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得到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由此朝著明確的政治目標發展，出現了新的高漲。 1945年4月，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去中央工作，12月12日，他告別延安，抵達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后受黨中央委託，前往東北迎接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林作新政協籌備工作報告，併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他雖是63歲高齡，仍不辭勞苦，有時竟連續工作達20小時，為勉勵自己，他在日記上寫下了“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十個大字並鄭重蓋上自己的印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在10月1日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下午3時，他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一起，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各項偉大鬥爭，在有關政權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方面的貢獻尤為顯著。 “十一”以後，他同各方面進行廣泛接觸，商談、討論政府機關的機構設置和各部門的主要領導人的人事安排，從速組成政府各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同時，他對各地方政權建設也費出很大心血，為加強正副主席、各個委員、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聯繫，傳達貫徹各項指示決定，他批閱大量文件，籌備與組織各種會議，做出了卓越貢獻，在團結愛國民主人士，擴大國際統一戰線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上，他當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倡導把定期下去視察工作，了解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作為黨和國家機關聯繫群眾，調查研究的一種制度。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視察，先後下到益陽、常德、臨澧等縣許多單位，找基層幹部交談，了解到大量豐富而生動的第一手材料，取得發言權。他這種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作風，及在調查中發現和提出的問題，有力地推動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他繼續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後去廣東、杭州、上海、南京、內蒙、山西、遼寧、寧夏、湖北、廣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視察，逐漸覺察出一些問題，在日記本中寫下“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留有餘地，力戒浮誇片面”等一些針砭時弊的見解。在1959年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這期間，他以古稀之年，不辭勞苦，辛勤工作，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1959年7月參加廬山會議時，在自己準備的發言提綱中，記有“我們的不足”是“既忽視客觀規律又未能綜合（平衡）”，其不足之處，一部分是發展中的困難，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如“刮共產風”、“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這是“脫離群眾的”。7月13日寫成《廬山即景》一詩，詩中寫有“規律客觀不可忽，自有群眾作結論”之句。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團赴蒙古訪問，受到蒙古人民的熱烈歡迎。 1960年5月，他病情惡化，在大家的勸說下，才去北京醫院治療，29日病逝於醫院，享年74歲。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致悼詞說：“他經歷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三個歷史階段。在每個革命的歷史階段，他都是徹底的革命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