澇坡村

出萊城沿方寨路往西北約20公里，便來到了萊蕪西北重鎮——寨里，由寨里往南約一千米，就是澇坡村了。澇坡、澇坡，顧名思義，"就是澇窪地多、水多。萊蕪兩大河流之一的贏汶河流經澇坡時呈反“L"型環繞半個多村莊，河岸線長達兩千多米。村子地勢東北高、西南低洼、且多荷塘，所以村碑載：村中多荷塘，故名澇坡。

據《萊蕪縣誌》載，澇坡村民國以前歸西鄉轄下的大保管轄：民國初年仍為大下保；1948年以後屬水北區；人民公社化后歸寨里人民公社所轄；1984年公社改為辦事處；1985年10月改為鎮至今。

作為村莊，始建村無確切考證。一說在明以前便有張、孟二姓在此居住，被稱為“實在戶”。二說是明洪武年間建村。但根據村中排名前四姓的族譜來看，一說可能性較大，如今村中共有10姓，按人口多少排列為王、李、戴、高、張、徐、魏、盂、鍾、韓。其前四姓中王姓遷來比較早，現在村中已是19世，李姓15世，戴姓13世，高姓12世，張、孟二姓雖然人口不多，但據上了歲數的老人們回憶，他們的祖塋當時在村中卻具有相當的規模。

澇坡村地理位置雖然不靠路，不靠城，但也時有匪患。所以清咸豐年間，由村中富戶牽頭，修建了繞村圍子牆。圍子牆設東、西、南、北主大門四座，並輔以小便門若干。至今人們習慣上還稱大東門、小東門等。四座主大門為城門樓式雙層建築，門楣上分別寫有大門的稱謂，東門謂之“寅賓”，取《書·堯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之句，意為這裡是日出的地方，以貴賓之禮迎接日出，是大有希望的地方；西門謂之“瞻岱”，意為在這裡可以看到泰山之雄偉；北門謂之“鳳儀”，取自《書·益稷》“鳳凰來儀”一詞；南門謂之“汶陽”，意即汶水之陽。圍子牆外是數米深的壕溝。每當夜幕降臨，四門緊閉，更夫往來於村中巡邏打更，大有銅牆鐵壁之勢。

隨著村莊的日益擴大，村民們的思路也逐漸開闊，村中經商的，耍手藝的等一應俱全。其中比較有規模的當屬紅爐。據老輩人講，打鐵業在澇坡已有近200年的歷史，舊時主要以製造開山鑿石工具和農業用具為主。興盛時從業人員數十人。手工製造的開山錘、石鏨子等遠銷泰安、新泰等地，聲名遠播百里之外。另外在19世紀中期，高加寅製作的走馬燈也曾享譽一方。清末民初，經商與手工業更是發達。在當時交通尚不便利的情況下，人們主要是靠獨輪車走南闖北，每到農閑時節，青壯勞力三五成隊，推著大麻、生薑等當地農產品，往返於安徽、江蘇等地。其中村民戴晉德從南京販酒，一直干到民國水北建區，首任區長王朝武家開了酒店（釀酒坊）。

澇坡村民風淳樸，鄉民正義感強烈，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先後出現了戴金環、王豐柱等數位革命烈士。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鬼子在澇坡修築了炮樓等工事後，村中的地下黨員積極配合縣獨立營行動，於1943年秋天，一舉炸毀了該炮樓，消滅了盤踞在炮樓里的日偽分子。

解放以後，勤勞樸實的澇坡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20多 年來，澇坡村更是日新月異地發展著。村民們秉承了前輩們的優良傳統，無論是在多種經營，還是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都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如村民們自發組織的打井隊，走鄉串縣，輻射方圓百餘里，有時多達50多盤架子。一個行業的興旺、相關產業也被帶動，打井機製造與維修，水泥井管的製造等也都紅紅火火地幹了起來。僅此一項，澇坡村每年便有一筆可觀的收入。在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方面，村民們不拘泥於任何形式，而是以市場為導向，消費者需要什麼就種什麼。前幾年曾有這樣一句民謠：“澇坡三大有，西瓜、草莓、藕。”當時每年的春天，300餘個西瓜塑料大棚與草莓大棚在陽光下閃著銀白色的光芒，煞是喜人，草莓收穫季節，除滿足萊城市場外，還供應周邊泰安、新泰等地的市場。

人傑地靈的澇坡村，歷史上對教育就尤為重視。村西的大荷塘，作為村中的“公灣”，其收人大都用作了村中學堂的資費。截至清王朝滅亡，村中獲得秀才、舉人等功名者十數人。特別是民國初年，在觀音廟右側，設洋學堂一處，從外地聘請劉子儀先生授教，學生多時達3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當時的社會名流王子正力邀馮玉祥將軍的高級幕僚張雪門先生來澇坡村隱居。張雪門先生是繼范明樞之後武訓小學的第二任校長。日本人佔領濟南后，張先後攜其子女來到澇坡，居住在王子正家的竹子園內。在此期間，張雪門作“抗日三字經”以宣傳抗日，並在竹子園內開堂授學，方圓幾十里內的農家子弟紛紛慕名前來求學。后經張雪門先生舉薦繼續深造並稍有成就者就有數人之多。1941年村中富戶王朝武，王朝周兄弟舉辦的“武周女子學校”在當時方圓數十里之內也頗具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後，澇坡村的教育事業更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952年寨里完小遷至澇坡，1969年澇坡聯中成立。1983年村裡投資13萬餘元，建起高標準小學一處，當時山東省府馬長貴副省長來此召開現場會並給予高度評價。由於村民們重視教育，自恢復高考以來，村裡已先後有100餘名學生走進了大中專校園。

澇坡村的公益事業這幾年也得到了飛速發展，村裡先後投資建設了人口學校、文化大院、高標準幼兒園、以及村衛生所等公益設施，學校也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整修，使其達到了地級規範化學校標準。如今的澇坡村，柏油街道與0九路相接，村內東西、南北兩條主街道均為16米寬，街道兩旁按新村規劃建造的房屋鱗次櫛比，使人有置身於小城鎮的感覺。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過去的都已經成為了歷史，展望未來，2300名澇坡兒女用他們勤勞的雙手，智慧的頭腦，在2500畝澇坡大地上，以嬴汶河之水做墨，正在描畫著更加美好的藍圖。

澇坡村的地理屬東北高、西南低之勢，所以繞村半圈的匯河（即重刻“石老爺”像嬴汶河），每到夏天多雨水的季節，村裡的人們提心弔膽，河水泛濫，每每殃及村裡。直到20世紀70年代，政府組織人力物力，修築了大壩，整治了河床，河水才安穩了下來。

澇坡出村往北300來米，便是石老爺廟舊址。石老爺廟在村北300米處，據現存石碑記載：此廟初修為光緒三十年（1904年），復修為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廟內供奉一戎裝仗劍武將。據傳說為古時一大將軍，名石連清，山西大同市人。陣亡若干年後在此地顯靈，每年正月十六為石老爺廟會，方圓數十里內鄉民扶老攜幼前來燒香，據說香火鼎盛時期，博山神頭一帶的善男信女都來趕廟會。石老爺廟往西約有數10米，便是舊時澇坡唯一的一條大道，俗稱“馬道”，相傳為“萬馬蘇”家遛馬之路。在村中主要街道東西大街的西首，有觀音廟舊址。往西，古時建有一郭子，再向西數米遠，便是有名的澇坡荷塘了。此塘面積100餘畝，是我市境內最大的荷塘，年產藕10多萬公斤，其品種主要以“白蓮”、“小紅花”等居多。

出村往西南約500餘米，舊時有“張氏林門”牌坊一座。據文革期間拆牌坊的人回憶，牌坊4米多高，6米多寬，氣勢宏偉。

進西門，沿老街走百餘米，路南現存有殘破不全的大門樓一座，此大門為大青磚與土坯“里生外熟”式建築，頂棚為“椽子登笆”式結構，地面甬道為青石板鋪就，門楣上有“耕讀”兩個大字。此字據說是與王家老林里的譜碑都是由潘紹烈所書。此大門原先曾掛有巨匾一塊，上有清同治皇帝御書“為國輸誠”4個大字，是賜給當時王門13世王清榮的。由此足見當時王門之榮耀。此匾在文革中被毀，已無下落。

在文化藝術方面，澇坡村也可謂人才濟濟。早在清朝咸豐、同治年間，村中富戶王清榮家便設有戲班。20世紀初期，以村民高立成、王朝俊、王朝權等人為主建立鄉村劇團，逢節過令及農閑時節便在本村及鄰村演出。解放后，戲班子更加發展壯大，不但演古裝戲，還自編自演一些緊跟形勢的小劇目。如1952年配合抗美援朝，劇團成員徐成英、高愛師等人自編自演小戲《抗美援朝》，在劇中杜魯門、李承晚等被志願軍追得走投無路、醜態百出。1957年為配合農村合作化運動，由王恆文、徐國青等人自編自演了小歌劇《回社》，此劇在參加縣級彙報演出時獲二等獎。“文化大革命”期間，停演古裝戲，澇坡劇團也沒有解散，而是積極排演一些現代戲如《三世仇》、《紅燈記》、《三定樁》等，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本村及鄰村村民們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