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向內在

《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美）劉子健著，趙冬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與南宋之間，中國文化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轉型，即從外向的漢唐文化轉向內向的宋明文化。對這個轉型，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不同的詮釋，美國宋史研究學者劉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一書中，對轉型的諸多問題作了新的詮釋。首先，關於兩宋之際文化轉型的性質。美國早期漢學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國成為“近代初期”，其根據是這一時期出現了歐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徵，如大城市興起、市民階層形成、市民文化繁榮、手工業發展、貿易發達、紙幣出現、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形同而實異，那些被描述為近代化的東西不僅沒有導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識形態——新儒家文化凝結為一種頑固的文化類型，成為後期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宋代以後的中國文化只是在舊的基礎上發生新變化，這本身又成為傳統的一部分。

其次，關於兩宋文化轉型的根據。作者對兩宋文化的轉型不滿足於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從歷史變化的層面尋找其根本原因。他認為，兩宋文化轉型的基本原因是專制權力的擴張與強化，而這種擴張和強化是通過君相關係的一系列變化來實現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專制往往通過被稱為股肱大臣的宰相團隊來實現，但是，這種情形在南宋高宗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領秦檜把另一位宰相趙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負責。這樣，君主的權力空前膨脹，體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約束。從此，知識分子意識到，政治必須從影響君主開始，其餘皆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對皇帝強調“格物”以“致知”，進而達到“正心”、“誠意”。既然君主絕對專制的局面已經形成，君主的道德觀念、思想意識就決定一切，在這種情形下，為了實現治國、平天下，就只有讓君主皈依儒家學說“內聖”的一面。這樣，中國的文化逐步轉向內向。

再次，關於兩宋文化轉型的影響。新儒學原本是少數知識分子掙扎和奮鬥的產物，它經歷了爭論、被宣布為異端、最終上升為國家正統思想意識的過程。但是，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新儒家的勝利是一場得不償失的勝利。由於新儒家從“外王”轉向了“內聖”，造成了他們對現實的隔膜與生疏，“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成了他們的生存狀態與真實寫照。伴隨著這種變化，在宋以後，宗法、貞節、孝道等觀念大行其是，科舉時文佔據了士人的精神生活，這些導致中國政治文化長期處於穩定與停滯狀態。也正因如此，起於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壓抑之下艱難地發展著，以致早期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都要上溯顧（炎武）、黃（宗羲）。

由於劉子健主要從歷史的角度詮釋兩宋文化的轉型，對發生這種轉型的內在文化理路較少顧及，宋代民族矛盾導致文化的巨大頓挫也是構成文化轉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國，號稱“半部《論語》治天下”，但北宋被異族逐出中原、皇帝被異族所擄、割地輸銀的慘酷現實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發生巨大震撼，對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結果走向內向。

這點與該書結合起來看，對兩宋文化的轉型就會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

劉子健認為不是專制政體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變社會的方式——個人的道德修養構成兩宋文化轉型的根本原因的觀點，改變了慣常的有關中國文化的敘事方式，其學術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本書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一。 （王保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