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政策

匯率政策：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政府為達到一定的目的，通過金融法令的頒布、政策的規定或措施的推行，把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比價確定或控制在適度的水平而採取的政策手段。匯率政策主要包括匯率政策目標和匯率政策工具。匯率政策工具主要有匯率制度的選擇、匯率水平的確定以及匯率水平的變動和調整。匯率制度傳統上分為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兩大類。釘住匯率政策的基本觀點：通過貨幣匯率釘住某貨幣國家的反通貨膨脹政策信譽，同時公眾通過調整預期通貨膨脹率使得通貨膨脹率與某貨幣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相一致。如果本國的通貨膨脹率要高於某貨幣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那麼會引起本國的貨幣實際匯率升值，本國商品的價格相對來講比某貨幣國家商品的價格要高，本國商品的需求就相應地減少，經濟活動相應就下降，隨後會使本國的通貨膨脹率和某貨幣國家的長期通貨膨脹率相一致。

匯率政策的國際協調可以囊括國際融資合作、外匯市場的聯合干預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進行。匯率政策作為一國宏觀經濟政策之一，總是具有一定的政策目標的操作規則。從理論上說，一國的匯率政策目標既可以是維持經濟增長，也可以是充分就業、或者是維持幣值穩定（控制通貨膨脹），或者是以上幾種目標的組合。匯率制度傳統上按照匯率變動的幅度分為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兩大類。在浮動匯率製取代固定匯率制度后，各國原規定的貨幣法定含金量或與其他國家訂立紙幣的黃金平價，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此，國家匯率體系趨向複雜化、市場化。

匯率政策中最主要的是匯率制度的選擇，匯率制度是指一個國家政府對本國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匯率的變動方式等問題所作的一系列安排和規定。經濟結構決定論認為，一國選擇哪種匯率制度，應從該國的經濟結構特徵去考慮。海勒（1978）認為，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與以下結構因素有關：國家整體規模、經濟開放程度、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相對於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貨膨脹率、貿易格局。波爾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間93個國家為樣本，提出了衡量匯率制度靈活性的指標體系，並指出，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決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貨膨脹率、外匯儲備水平、生產和產品多樣化、貿易衝擊脆弱性、政治穩定性、經濟規模或GDP大小、資本流動、失業率或通脹誘因以及外幣定值債務等。隨著全球國際貨幣制度的不斷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78年4月1日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文並正式生效，實行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由於新的匯率協議使各國在匯率制度的選擇上具有很強的自由度。所以各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多種多樣，有單獨浮動、釘住浮動、彈性浮動、聯合浮動等。

中國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價格、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過去10年裡，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同時也為維護亞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經濟的穩定做出了貢獻。中國經濟金融穩定發展，將為周邊地區和世界各國提供更大的市場和更多的投資機會，為全球經濟注入新的活力。事實證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 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既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又有利於亞洲地區和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符合中國實際，應當長期堅持。中國將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在深化金融改革中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增強匯率槓桿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略有節餘。採取多種措施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保持國際收支平衡與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是國家四大宏觀調控目標。人們的方針是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節餘。

因此，必須認真落實“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方針，在繼續擴大內需、加快結構調整的同時，加大涉外經濟政策的調整力度，改善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 協調健康發展。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屬於結構性調整。人民幣調整是必要的，符合中國的自身利益。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政策變化的重點在於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而不是人民幣匯率本身，中國經濟不適合釘牢美元。固定匯率一方面妨礙了中國自己的貨幣政策，造成資源錯配，另一方面也不利於中國國際化進程和經濟結構調整。但是政府決定人民幣是否做調整和何時做調整，應以國家利益為重，不應受國際關係或市場壓力所左右。再一方面，人民幣與熱錢的湧入也有密切關係。大量投機於人民幣升值的熱錢湧入，不僅製造巨大的金融風險，而且加大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在一定意義上挾持了中國的匯率政策。但是，熱錢流入趨勢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放緩，在熱錢流入進一步放緩時，便是人民幣調整的時候。

匯率政策阻礙中國抗擊通脹

中國的匯率制度如今開始顯得更像是政治信條而不是完善的政策。缺乏彈性的政策有可能打破保增長與抗通脹之間的微妙平衡。

中國年度消費價格漲幅牢牢保持在5%以上，而且還在不斷上升。通貨膨脹主要是由食品價格推動的，食品價格在以每年超過11%的速度上漲。非食品價格漲幅依然保持在約3%的適度水平。

不過，非食品價格的漲幅較小並不能讓人感到絲毫的安心。平均來看，食品支出佔了中國家庭總消費支出的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食品價格上漲將很快影響工資需求，進而推高總體通貨膨脹。

此外，與中產階級家庭相比，食品支出在貧困者的總支出中佔有更大的比重，因此食品價格上漲對窮人的衝擊要大的多。城市貧民面臨著雙重打擊。他們無法從農產品價格上漲中獲益，同時控制通脹的措施還可能影響他們的就業前景。

難怪通貨膨脹令中國的決策人士夜不能寐了。高通脹能夠助長社會不穩定，特別是在對黯淡的就業前景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強烈不滿的城市地區。飆升的食品價格可能使不滿演變為反抗，而這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地區更難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