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溝理論

知溝理論又稱知識格差是關於大眾傳播活動帶來的社會分化後果的一種理論假說，其代表學者是美國的傳播學家蒂奇諾等。該假說的基本觀點是：在現代信息社會裡，“由於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低者更快更有效地獲得和利用信息，因而，大眾傳播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兩者之間的信息格差和知識格差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也就是說，現存的貧富分化的經濟結構決定了信息社會中必然存在兩種人，一種是信息富有階層，一種是信息貧困階層。由於經濟貧困者在已有知識的存儲量上，在獲得最新傳播技術等方面處於明顯劣勢，隨著時間推移他們與富有者之間的信息格差必然越來越大，而信息格差必然會變成知識格差。知識格差最初表現為學齡前教育程度的差異，進而表現在校學習成績的差異和高等教育升學率上的差異，最終會表現為職業，收入和社會地位上的差異。信息格差和經濟格差理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大眾傳播的內容和形式更有利於經濟富有階層，而不利於貧困階層。因而大眾傳播越普及，傳達的信息越多，兩者之間的信息，知識和社會地位上的差距也就越大，而不是縮小這些差距。

知溝理論的研究正式起始於20世紀70年代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小組的工作，他們對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不同層次的受眾對於相同信息接受程度存在的差異進行了細緻的研究，綜合前人做過的類似的工作，他們於7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知溝假設”的理論，闡述了在受眾接受信息的程度上，不同層次的受眾存在著差異，其理論的主要內容在於“當大眾媒介信息在一個社會系統中的流通不斷增加時，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將比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信息，因此，這兩類人之間的知溝將呈擴大而非縮小之勢。”

知溝理論一經提出，立刻受到了傳播學，社會學學者的高度關注，因為這個理論實際上是宣布了“經濟發展和傳媒業發展，信息量增大會使得不同層次的人們接受信息更平等”的觀點的錯誤性。經過研究，知溝理論已經成為了傳播學的一個基本理論，並形成了完整系統的理論結構。從結構方面說，知溝被分為宏觀（社區，社會，國家層面）和個人（個人的主觀意識）兩個大的層面。從宏觀角度來說，社會經濟狀況（social economic status，S.E.S）直接決定了知溝在不同的S.E.S群體中的存在性。而在相同的S.E.S群體中，個人層面的知溝現象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更具體一點，就是個人接受信息的主觀動機（積極性）決定了知溝的存在性。

“知溝理論”（Knowledge Gap Theory）是關於大眾傳播與信息社會中的階層分化理論。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的學校中，貧富兒童在學習能力和學習成績上的明顯差距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就是說，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兒童常常是在進入小學之前就接受了良好的學前教育，而那些家庭貧困的兒童在學前沒有錢請家庭教師，沒有錢購買啟蒙讀物，進入小學后，二者在學習能力和成績上自然會產生明顯的差距。有關研究證明，這種差距隨著年級的上升而不斷擴大，從而導致升學率、學歷甚至將來的職業和社會地位上的兩極分化。

面對上述情況，一股要求實現教育機會平等的社會呼聲不斷高漲。在這種強大的社會壓力下，美國政府出台了一項“補充教育計劃”，試圖通過大眾傳播和其他手段來改善貧困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條件。通過製作兒童啟蒙教育的電視系列片，利用電視媒介來緩解貧富兒童接受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問題就成為“補充教育計劃”的一個重要項目。於是，針對這一目的製作的《塞薩米大街》（又名《芝麻街》）電視系列片應運而生。

然而，在對該系列片播放后的實際效果的研究中發現，在貫徹這個意圖方面的目的並沒有達到，這一舉措失敗了。《塞薩米大街》播出后雖然對貧富兒童都產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總的實際效果卻是擴大了貧富兒童之間在學習能力和成績方面的差距。因為對節目接觸和利用最多的還是那些富裕兒童。

這部以緩解受教育條件不平等為目的的電視系列片，播出后的實際效果表明，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將同樣的知識或信息傳送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角落，人們在接觸和利用傳媒的機會上並不存在平等與否的問題，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結果並不是如此簡單。對此，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為主的“明尼蘇達小組”在一系列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於1970年在《輿論季刊》上提出了“知溝理論”。

知溝理論的主要負責人蒂奇納（P.J.Tichenor）是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系教授，多諾林（G.A.Donohue）是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奧利婭（C.N.Olien）是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助教。這三位學者因多次合作，並同在明尼蘇達大學，故被稱為“明尼蘇達”小組。明尼蘇達小組首次正式提出“知溝理論”假設，從而開了世界範圍內大眾傳播“知溝”現象研究的先河。20世紀70年代以來，該小組就“知溝”假設持續發表了多篇有廣泛影響的學術論文，其主要特點為，從宏觀社會結構視野分析“知溝”現象。

蒂奇納的“知溝理論”假說認為，“由於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二者這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除了接觸媒介和學習知識的經濟條件外，蒂奇納認為，還有五個因素是造成“知溝”擴大的原因：

傳播技能上的差異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較強的理解能力和較大的閱讀量，這有助於他們對公共事務或科學知識的獲取。

知識信息儲備上的差異

從先前的大眾傳媒和正規教育渠道得來的知識越多，這些見多識廣的人，對新事物、新知識的理解與掌握也就越快。

社會交往方面的差異

“教育通常意味著日常行動圈子較大，參與更多的社會團體，人際交往更多，由此擴大了與他人討論公共事務話題的機會。”社交活動越活躍，交往的範圍越廣，獲得知識信息就越快、越多。

接觸、接受、理解和記憶方面的差異

對信息的選擇性接受和記憶，可能是態度與受教育程度綜合作用的結果。大眾媒介的研究始終發現，人們往往以符號（既有信仰又有價值觀）的方式解釋記憶信息。也就是說，個人生活的水準、層次與大眾傳媒的內容越接近，對媒介的接觸和利用程度就越高。

發布信息的大眾媒介系統性質上的差異

傳播有一定深度的關於公共事務和科學知識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其受眾主要集中於高學歷階層。這與廣告不同，科學知識、公共事務和新聞一般重複較少，而重複有利於社會地位低的人群對話題的學習與熟悉。“知溝理論”認為，在操作上，“知溝”假設至少可以用以下兩種方式表達：

第一，經過一段時間，文化程度高的人，對媒介大量報道的話題知識的獲取速度，比文化程度低的人快。

第二，在特定的時間裡，經媒介大量報道的話題知識獲取與教育程度的相關性，比未經大量報道的話題高。

“知溝理論”認為，當上述五大因素中的一個或多個因素起作用時，社會經濟地位高的階層都處在有利的地位，這是造成“知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知溝”也就尤為明顯。因此，當大眾媒介媒介流量繼續增加時，傳播技能、知識儲備、社會交往、態度性選擇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知溝”也隨之加深。

隨著新傳播技術的發展，1974年，卡茨曼提出了“信息溝”理論。這個理論實際上可以說是對“知溝”理論的放大。“信息溝”理論試圖回答信息社會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和解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的兩極分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新的社會矛盾。該理論從新傳播技術發展的角度提出了如下觀點：第一，新傳播技術的採用將增加整個社會的信息流量和信息的接觸量，這對每個社會成員來說都是如此。

第二，新技術的採用所帶來的利益對每一個社會成員來說並不都有是均等的。現有信息水準較高枵獲取信息能力較強的人，能夠比信息水準較低或獲取信息能力較弱的人獲得更多的信息。其理由有四點：

1、傳播新技術的早期會帶給那些傳播活動活躍、信息積蓄量大的社會群體。

2、接觸和使用新媒介技術和傳播內容需要具備相關的知識，這對現有獲取信息能力較弱的人是不利的。

3、採用傳播新技術需要一定的經濟條件和其他相關資源，而現實社會中，人們的經濟條件是不同的，資源的分配是不均等的。

4、受眾現有信息水準的程度與他們採用新媒介技術的積極性成正比，主觀因素也決定了社會經濟地位高者處於有利地位。

第三，電腦等機器處理和積蓄信息的能力要比人的能力強大得多，信息富裕階層通過早期使用、熟練使用這些先進的信息傳媒，能夠比其他人擁有更大的信息優勢。

第四，新媒介技術層出不窮，升級換代周期越來越短，其趨勢很可能是，“老的信息溝”還未填平，而“新的信息溝”又出現了。這種情況，在新媒介的使用過程中尤其明顯。

宏觀與微觀對立是個偽命題

據《知溝理論與知識佔有差異研究》，“知溝”理論宏觀與微觀的區分，實際上根源於其對“知識”定義的分歧。宏觀理論為了研究的方便性，把“知識”定義得過分狹隘；微觀理論為了提高研究的普適性，擴大了“知識”所指稱的範圍。理論界所認為的宏觀與微觀存在重大分歧的問題，實際是個偽命題，因為這兩者基本觀點是相同的，不過因為所論述目標的外延和內涵不同，導致“各說各話”。

知識佔有差異的實質

在廣義“知識”定義的情況下，通過對人類認知系統特點和人類知識建構特點等方面的探討，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人們之間的知識佔有差異影響因素遍及知識認知、儲存、提取、應用乃至反饋的每個過程。每個過程的差異都會影響到最終的知識佔有，而既有的知識佔有又在累積中影響著新知識的消化與吸收，是知識佔有差異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人際傳播層面，作者通過符號互動論與“約哈瑞窗口”兩個理論證明：人際交往是人們獲取知識的重要方式，人與人之間知識佔有差異理論上無法完美彌補；通過“兩級傳播”與“意見領袖”理論、創新的擴散理論等證明：社會交往的廣度與深度是決定個人知識佔有豐富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社會經濟地位考量不過是社會交往異質化程度的表象之一。在組織傳播層面，通過對傳統研究對正規教育的假設和大陸學者實證研究資料的分析，得出認識：正規教育是影響知識佔有差異的關鍵因素，不能把它籠統概括進社會經濟地位中並把它等同與社會經濟地位。教育不僅會使受教育者與未受教育者產生較大的知識佔有差異，而且還會使受相同教育的人群的知識佔有差異縮小。在群體傳播層面，通過群體同化研究證明，這種人際間通過各種同質特徵而形成群體，進而在群體中進一步同化這種同質特徵，併產生新的知識作為群體內成員深入交流的基礎和辨別群體內外成員的社會亞系統，正是群體傳播在形成人與人之間的知識佔有差異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的集中體現。

知溝理論的重構

綜上所述，作者重構了知溝假說：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存在於人類社會的信息資源也會越來越多。那些社會交往和精神學習都更廣更深的、個人稟賦較好的個體將會能更早更好的獲得更多的信息資源，因此人與人之間在多數領域中的知識佔有差異將呈擴大而非縮小之勢。但理論上，如果改善了社會交往與精神學習的廣度和深度的話，那麼人與人之間的多數領域的知識佔有差異都將能得到卓有成效的彌補。

蒂奇納提出的“知溝”理論的積極意義在於，它揭示出造成“知溝”的根源在於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高低不同。卡茨曼提出的“信息溝”理論，實際上可以把它理解為是“知溝”的一個擴展。如果說“知溝”、“信息溝”理論的重點在於揭示“知溝”、“信息溝”問題的存在及其原因的分析，那麼後來這兩個理論在應用領域的兩個研究方向（即新媒介的普及過程，地區開發和社會發展研究），其側重點在於問題的解決的對策上。其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都是值得肯定的。日本學者兒島和人認為，在社會信息化過程中，知溝、信息溝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它不僅表現在貧富階層之間，而且會廣泛地表現在性別、年齡、職業、行業、群體、地區、民族、國家以及文化之間。這些或許是蒂奇納和卡茨曼在分析“知溝”、“信息溝”的原因時所忽略的一個方面。

關於艾蒂瑪等人所提出的“上限效果”理論，一些學者認為，個人在一段時間內追求某種特定的知識的過程中，這個“上限”可能是存在的。但在一個人一生追求知識的整個過程中，這個“上限”是否存在還是一個問題。如果“認為通過大眾傳播的‘知識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會‘知溝’，實現普遍社會平等的觀點是很幼稚的”話，那麼，“上限效果”理論正從反面說明了“知溝”、“信息溝”理論的正確性。

為了縮小“知溝”、“信息溝”，有許多學者提了兩個方面的對策。

1.增加媒介接觸機會；

2.支持貧困地區的硬體建設；

3.選擇適合貧困者的傳播方式；

4.採取教育的傾斜政策；

5.激發人們的成就動機，堅定成才意志。

必須對不發達地區或低收入者階層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例如對一定收入以下的家庭或地區實行價格優惠，以推進硬體在全社會的普及程度。

必須提高社會成員的“媒介使用的能力”。此外，還有學者提出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要激發他們強烈的慾望，培養他們的勤奮、持之以恆的意志品質。如果他們沒有強烈的求知慾望，沒有勤奮、持之以恆的意志品質，僅僅把電腦、電視等傳媒當成娛樂消遣的工具，縮小“知溝”、“信息溝”的目的是難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