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文化論戰

東西方文化論戰，依時間發展﹐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1915～1919年為第一階段。五四運動前夕﹐由於新文化運\動剛剛興起﹐當時關於東西文化的爭論﹐基本上是延續前人的問題展開的。討論主要集中於比較東西文化優劣方面﹐羅列各種現象﹐從而引申出東西文明的異同。這是這一階段的基本特點。當時爭論主要在以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為主力的《新青年》與杜亞泉(傖父)任主編的《東方雜誌》間展開﹐蔡元培﹑毛子水等也加入了論爭。舊派學人的代表辜鴻銘寫了《春秋大義》一文﹐鼓吹尊王﹑尊孔﹐宣揚中國國有文化﹐認為西方文化不如中國文化﹐反對西方文化的輸入。《東方雜誌》發表一系列文章支持辜鴻銘的觀點。陳獨秀先後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批判《東方雜誌》維護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等封建制度與封建倫理﹑反對西方文化的立場﹐基本闡明了新舊文化﹑東西文化的根本區別與優劣。李大釗寫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肯定西洋文明比東方文明優越﹐中國的唯一出路是積極吸收西方文化﹐徹底否定中國固有的封建文化。

1919～1921年為第二階段。東西文化能否調和是這一時期爭論的焦點。由比較東西文化的差異發展為如何處理東西文化間的關係﹐進而東西文化之爭又轉化為新的文化問題之爭﹐從討論兩者關係引申為辯論新舊文化的能否融合。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張東蓀﹑陳嘉異﹑章士釗﹑蔣夢麟﹑常乃等。其間﹐林琴南曾運動國會議員彈劾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蔡元培發表《致公言報並答林琴南君》﹐表明他堅持“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陳獨秀﹑李大釗等反對以政治干涉學術﹐以武力壓制新思想﹐提出要正確處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學術問題應平心靜氣地進行討論﹐思想以愈辯而愈新﹐真理以愈辯而愈明。

1921～1927年為第三階段。梁啟超《歐遊心影錄》與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相繼發表﹐使東西文化之爭進入一個新高潮。雖然從表面看這一時期爭論重點重又回到東西文化優劣比較的老問題上﹐但論戰的深度已大大前進了一步﹐涉及面也大大超過了從前﹐並且開始關注東西文化如何結合的實踐問題。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梁啟超﹑梁漱溟﹑馮友蘭﹑張東蓀﹑胡適﹑瞿秋白﹑郭沫若﹑孤桐等人。

這場大論爭儘管無法解決提出的所有問題﹐但爭論本身則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為中國科學與民主觀念的深入人心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