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

1929年5月27日，哈爾濱特區警備處長米春霖接到密報，指稱“蘇聯將在哈爾濱領事館召開遠東黨員大會”。經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批准，米率隊搜查了領事館，在地下室逮捕了39人，同時搜出並扣押了大批文件。被捕人員中除了蘇聯駐瀋陽總領事庫茲涅佐夫外，多數是中東路的重要職員和各聯合會、局的經理或委員。29日，張景惠下令封閉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蘇聯領事館。31日，蘇聯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6月5日，海參崴當局要求彩旗其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人員，表示願意以縮小中東鐵路局長許可權作為交換條件。但東北當局卻在7月10日查封蘇聯，將中東鐵路管理局蘇聯高級官員全部免職，解散蘇聯職工聯合會等團體，逮捕了蘇聯人200餘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中東路事件”。

中東路事件后，眼看戰爭不可避免，東北國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也在8月15動員東北軍6萬人組成”防俄軍“。以王樹常為第一軍軍長，兼任東路總指揮；以胡毓坤為第二軍軍醫，兼任西路軍總指揮；以周濂為預備軍軍長。東北海軍代總司令沈鴻烈則奉命督率東北聯合艦隊的江防艦隊在同江和三江口布防。8月16，張學良在接見美國《芝加哥日報》記者時宣稱：“蘇俄不顧國際信義，蹂躪非戰公約，貿然遣兵，侵入我國境內。我們尊重非戰條約，屢次退讓，以明開釁責任。俄方如再進逼，是甘為戎首，故已準備一切，當也全力，決一死戰。”

1906年，清政府奉天將軍趙爾巽創立“東三省陸軍講武堂”，辛亥革命后停辦。1919年2月，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重新設立“東三省陸軍講武堂”。1927年9月改稱“東北陸軍講武堂”。1928年3月復改稱“陸軍講武堂”。 1931年9月停辦。歷任堂長（監督）：1919年2月張作相任，1922年 張作霖兼任，1922年 張學良任。副監督一直為周濂。

1922年以前，位於瀋陽城東約10公里的山咀子地區，還是一片肥沃的農田，三個小小的自然村莊坐落其間。這就是東北講武堂的所在地。早在東大營創立之前，這裡就一直被兵家視為軍事重地。 1922年4、5月間發生了第一次直奉戰爭，奉系軍閥遭到失敗。張作霖為了再度入關問鼎中原，唆使奉、吉、黑三省議會宣布東三省聯省自治，並推舉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而後，張作霖在“保境安民”的口號下，大搞“整軍經武”，擴建兵工廠、航空處，擴編軍隊，加強軍事訓練；同時開辦各種軍官訓練班，加強東北講武堂的建設，派遣各兵種留學生出國深造。又是擴編，又是辦校，使得營房不敷使用。於是，發生了急需修建營房的問題。

在瀋陽東大營的歷史上有一段短暫而輝煌的經歷，那就是從1928年9月至1931年9月，當時馳名全國的東北講武堂曾設在這裡。東北講武堂初創於清末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名為“東三省講武堂普通科”，校址在老將軍府，位於陸軍小學院內。

東北講武堂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從光緒三十二年至1915年為前期，在這一時期還稱過“陸軍講武堂”。從張作霖任東三省巡閱使第二年的1919年為中期，校址在小東邊門外（現在的中捷友誼廠院內），曾用過“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東北陸軍講武堂”和“陸軍講武堂”等名稱。講武堂在上述兩個時期總的特點是不完備、學期短（八個月到一年）、招生少、級別低（培養對象只限於初級軍官）。第三階段，從1928年至1931年，張學良統率東北軍時，校址設在了瀋陽城東的東大營，東北講武堂在這一階段，則達到了鼎盛時期。

這個時期的特點，首先是規模大，有一個龐大的體系和比較齊全的分科。講武堂於1928年9月正式由小東邊門外遷到東大營。張學良為了統一東北軍事教育，將東北“所有軍事教育機關，一律並歸講武堂，由該堂監督直接管轄”。講武堂監督由張學良自任。將原講武堂改為“東北講武堂遼寧本校”，又先後設立“東北講武堂黑龍江分校”及“東北講武堂熱河分校”兩處，並附設了各種專科教育班。“其總機關即稱東北講武堂”。這使東北講武堂成了名符其實的東北軍事最高學府。可以看出，當時在東大營的並不是東北講武堂的全部，而只是其總機關堂本部及遼寧本校和一些專科教育班。當然也是東北講武堂最重要的部分。

二是水平高。東北講武堂創建之初只是“造就陸軍初級軍官”，後來則與雲南講武堂、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和黃埔軍校並列為全國四所正式中等軍事學校，而且是比其他3所院校較為完善，以“自小學樹立基，以大學成其器”為辦學宗旨的培養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種軍官的綜合軍事學校。從而使東北講武堂成為東北地區歷史最久，培養軍官最多的軍事教育機構。東北軍的各級軍官，絕大多數出身於此。它對東北軍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成為張氏父子控制部隊，統治東北的一個有力支柱。

總之，這一時期的東北講武堂，以其“策劃周詳、規模之大、人數之多、水平之高”等顯著特點，達到其歷史上的全盛時期，而為其提供校址的東大營也因此在歷史上名噪一時。

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中人稱三個省只有兩個明白人，就是藏式毅和黃顯聲。九一八事變

前，兩人都曾多次苦苦警告張學良日軍即將動手，但在事變后無力回天時，藏絕食未死而被日方拉入偽政府，黃則下令各縣警察隊公安隊擴充成12個總隊，併發放槍支彈藥。這個舉動意味深長，這批槍支成了后東北各路義勇軍中的主要武器來源之一。

當時瀋陽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總部衛隊，張學良的衛隊營，講武堂學兵和黃

顯聲的警察部隊。事變爆發的時候，王以哲和兩個團長都不在部隊（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與部隊匯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後等來的卻是 -- 不許抵抗，任其佔領營房繳械。該部靠下級軍官自發組織才勉強突出重圍，損失慘重。衛隊的負責人是榮臻的兒子榮子恆，因為形勢緊張，當天被派率部到野外進行為期八天的拉練，所以沒有加入戰鬥。

當時東北講武堂負責人即是周濂中將。當學生們聽到槍聲怎麼也找不到的講武堂負責人周濂中將。

1931年11月30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結束。12月25日張學良將駐北平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部改為北平綏靖公署，張學良任主任。1932年8月16日，張學良辭主任職。8月19日將北平綏靖公署改編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蔣介石任委員長，張學良任副委員長，“以重統攝”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兩市之軍政、軍令、國防、綏靖等事宜。委員長職責為統轄所管區域內之各省軍政軍令、國防綏靖等事宜。委員長下設常委3—7人．委員18—32人及高級參謀、高級副官若干人。

北平分會下設辦公廳及第一、第二、第三處，后又增設政治訓練處。第二處處長周濂，該處下轄4個組：第五組掌軍械，第六組掌銓敘、第七組掌軍籍，第八組掌工程。此外，分會還轄有差遣隊，總隊長以第二處處長周濂兼任。

蒙古德王這次去北平，唬了頓何應欽，騙了一頓記者，還帶回四挺機槍。在他返蒙時，北平軍分會軍械處處長周濂到車站送行時對他說：“你前次向何代委員長要求多發給新式機關槍，何代委員長說，現在這類機關槍都用以剿匪，不能多撥。”德王一聽就明白了，蔣介石為了剿共不惜血本，對於抗日則不投資本，所以，德王覺得對於他與日本勾結是最有利的時機，只要不被新聞媒體炒作，不惹起民眾的群起而攻之就好辦。國民黨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必要時在睜著的那隻眼裡揉進一點沙子也就看不見了。他找何應欽訴“苦”就是揉沙子，所以何應欽閉著眼瞎說了一頓，同時還去駐地回拜他，走時給了武器。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擴大）。中共中央認識到目前時期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吞沒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這種形勢下，一切不願當亡國奴，不願當漢奸賣國賊的中國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及其賣國賊展開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

劉少奇、林楓為了貫徹黨的瓦窯堡會議精神，決定在華北地區以開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主要目標。

1935年冬，國民黨政府迫於日本的軍事壓力，急於同蘇俄和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繫，由鐵道部次長曾養甫出面，通過北平自由職業大同盟的呂振羽向共產黨發出商談聯合抗日的信號。

林楓沉思著說：“目前我們掌握了一個內部的關係，此人是北平軍分會的第二處少將處長叫周濂，他原是東北軍軍官，索懷抗日報國之心。而且同宋哲元的私交甚篤，我們是否可以利用這一條件做宋的工作呢？”

劉少奇擔心林楓的安全，又說不服林楓，他低頭沉思了一會兒，有些無奈地說：“我還是同那位周濂少將見一次面吧，聽到他一個保證，才好決定你是否去。”

林楓笑著說：“你是華北地區黨的領導，豈可擅動？請你放心，周濂原是東北軍愛國將領，同日本人有著深仇大恨，對我黨主張亦很贊同，可確保安全。”

北平外交部街宋哲元的官邸，是一座典型的明清王公貴族的建築，分外跨、里跨，顯得格外寬敞、氣派和神秘。林楓隨著周濂，來到了里跨一幢大房子前，隨著衛兵的通報，林楓健步邁入了宋哲元的會客室。耀眼的汽燈下，身著一身黑色中式絲綢衣服的宋哲元正坐在沙發上喝茶。

宋哲元笑容可掬地迎上來，“周老弟，怎麼得空看你老哥來了？”邊說邊按住了周濂正欲行禮的右手，並迅速的瞟了旁邊的林楓一眼。

周濂笑著說：“聽說宋長官最近喜好圍棋一道，特地請來一位高手為長官指點棋局。”

宋哲元打著哈哈說：“是啊，人生如局，老哥最近被一些爛事纏得焦頭爛額，正想請老弟來指點迷津呢！”

周濂指著林楓說：“這是我一位好友，羅衡先生。”

宋哲元望著林楓說：“羅先生，幸會，看你年輕有為，在哪裡高就啊！”

林楓微微一笑，“羅某高就的地方不好講，講出來恐驚擾宋長官。”

宋哲元定定地望著林楓：“羅先生以為還有驚擾宋某的事嗎？”

林楓說：“宋長官認為和南京的蔣先生相比那個大呢？”

宋哲元有些掛不住面子了，他提高了聲調問：“你到底是誰？”

林楓語調清晰地說：“中共北方局特派員。”

“什麼？”宋哲元好象沒有聽清。

林楓說：“我嚇著宋長官了吧？”

宋哲元的手下意識摸向腰間掏槍，卻發現穿的不是軍裝，他有些尷尬。

“羅先生，你的膽子太大了吧！真是英雄出少年，宋某人倒是佩服的很那。”

周濂連忙站起來打著圓場，“兩位不必激動，有話盡可以慢慢講嘛。”

宋哲元狠狠地橫了一眼周濂，“周老弟，你今天到底是何意？請直說吧。”

周濂說：“為宋長官在全國民眾中的清譽和民族前途計，周某今日魯莽，望長官海涵！”

林楓說：“宋長官，周將軍說得沒錯。想宋長官親手訓練的勁旅秉承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喜峰口血戰使日寇膽寒，國人莫不振奮。皆認為先生為當世的岳鵬舉、文天祥、史可法，實為民族之精英，軍人之楷模。而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和‘一二·九’血案實在有損長官一生的英名，敬仰將軍者，莫不扼腕嘆惜！”宋哲元重重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林楓氣定神閑地坐在宋哲元的對面，真誠地說：“宋長官，請恕我直言，作為民族英雄，你曾在中華民族的抗擊外侮，爭取民族獨立的歷史上寫了極其輝煌的一筆！然而目前的‘冀察宋委員長’和‘一二·九’的對學生的痛下狠手，卻是我羅某人和全國的民眾不敢苟同的。”

宋哲元揮身一震，定定地望著林楓，眼睛里透出殺氣。周濂見狀，忙拉了一下林楓的衣袖，示意別再說下去。

林楓依舊從容地說：“而今，日寇狼子野心正熾，對平津及華北志在必取。宋長官是思謀做袁崇煥，還是欲做吳三桂呢？”

宋哲元似泄了氣的皮球，好象一下衰老了好幾歲。他雙手抱頭把手伸進頭髮里，用力的抓撓著，有氣無力的問：“外界對我宋某人怎麼看？”

林楓朗聲道：“‘一二·九’學生義舉，自不待言，近日全國民眾、民間團體的激烈反應想必宋長官知曉。唯我黨不以‘漢奸’眼光看宋將軍。”

宋哲元眼睛一亮，“為什麼？貴黨怎麼看？”

林楓一笑，“宋將軍訓練29軍方法之獨特，外界早已盛傳，而將軍的出身乃為中華民族人文始祖孔子的故鄉。喜峰口血戰足以證明先生是一位深曉民族大義的志士，若不是政府的猜忌和擠壓，將軍斷不會出任充滿分裂國家之舉的‘冀察委員會首腦’。”

宋哲元眼睛一亮，“難得羅先生和貴黨這麼理解宋某。”

林楓話鋒一轉，“宋長官委曲求全，虛以委蛇，斷不能長久。客觀上你是為保存實力、維持現狀、保住你目前在華北的地位。可是宋將軍的地位難道比民族大義、國家主權還要重嗎？宋將軍的29軍是目前華北、平津唯一的重要國防力量，難道將軍能忍看日寇的鐵蹄踐踏我國土、蹂躪我父母人民嗎？能忍心把刀槍、鞭子大棒對準充滿愛國熱情的學生嗎？”

周濂接過去說：“是啊，宋長官，昔日我的老長官漢卿張少帥，也是吃了優柔寡斷縱容日本人的大虧啊！東北軍按他蔣某人命令，一槍未放退入關內，一腔報國熱血的少帥卻被國人指為漢奸，而又百口難辨。為了宋長官在全國民眾中的清譽計，甚望長官三思。”

“不錯”林楓堅定地說：“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面前，任何苟安的想法都是錯誤的，將軍的現狀和昔日的漢卿將軍不可同日而語。現今國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方興未艾，日寇欲圖謀我中國，奴役我人民，掠奪我資源的狼子野心已暴露無遺。諒他蔣某人再不敢下不抵抗的命令。以宋將軍昔日的聲望和將軍親手訓練的虎軍，身處國防前線的29軍在將軍的率領下，只要振臂高呼，全國民眾必定會踴躍支持，莫不以將軍為當今的國家棟樑，民族希望。至於過去的一切，都將隨著將軍的奮勇殺敵而灰飛煙滅，知恥近乎勇啊！”

宋哲元的臉色紅潤起來，他站起身，一把抓住林楓的手，激動地說：“羅先生，你和貴黨對宋某的盛情和美意我心領，也謝謝你們的理解。”他又回頭轉向周濂，“也謝謝老弟的苦心，今日二位真是給宋某指點了迷津啊！”

宋哲元又恢復了軍人的氣魄和威嚴，他把手重重地拍在案几上，“若日軍繼續增兵佔領華北，余將率29軍實行抗日，誓與日寇作殊死決戰！”

他又大喊：“副官，準備酒菜，我今日要同二位暢飲。”

席間，宋哲元與林楓把酒言歡，意興甚濃。

回去后，林楓馬上安排市委和學聯說服群眾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改為“擁護宋委員長抗日”、“擁護29軍保衛華北”、“擁護29軍保衛平津”。並派出幹部到宋哲元的部隊中工作，同29軍的上中層軍官進行接洽與聯繫，林楓親自帶隊會同各界救國聯合會、學生救國會對部隊進行慰問和宣傳。

1936年1月24日，周濂與劉和鼎、趙承綬、周玳、鄧寶珊、楊虎、榮鴻臚、秦紹觀、繆培南、張任民、龔浩、雷飆、楊澄源、曹萬順、周至柔、張國元、張元祜、徐國鎮、汪鎬基、張修敬等一道被授予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

1946年7月31日國民革命政府授任周濂、李濟深、但懋辛、李杜、張鈁、石敬亭、郭汝棟、金漢鼎等八人為國民革命軍上將（均為非現役將領，並予退為備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