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鈁

張鈁（1886—1966），字伯英，號友石老人；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愛國人士；河南新安人，少年時期受孫中山先生的影響，棄文從武，立志共和。1907年春，他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炮兵科學習，1908年加入由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從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后，他被分配到陝西新軍張鳳翔部任職，並與張鳳翔等在西安共謀起義，脫離清軍統轄。之後，他被任命為東路征討大都督，兵出潼關，攻打清兵，屢戰屢勝，名聲大振。

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復辟稱帝，張鈁深為不滿，不予合作，被袁世凱誘捕入獄。及至蔡鍔的護國軍討袁成功，袁世凱垮台，張鈁才被釋放。張鈁出獄后回到陝西，與于右任組織陝西靖國軍，于右任任總司令，張鈁任副總司令。其後一段時間，他蟄居新安故里。20世紀30年代，他出任國民黨第二十路軍總指揮兼任河南省代主席；抗日戰爭爆發，受命任國民黨第一戰區預備總指揮。1938年調任國民黨軍事參議院副院長，後任院長。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委任張鈁為鄂豫陝綏靖區主任，而當時國民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張鈁環顧時局，決定棄暗投明，1949年底在四川率部起義，此舉對和平解放四川做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鈁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51年，應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到北京參加統戰部舉辦的學習班，並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的接見；毛澤東見到他時，稱他是“中原老軍事家” ；1966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0歲。

張鈁，字伯英，號友石主人，河南省洛陽新安縣鐵門鎮人；出生於清代末年的光緒十二年(1886年)。因父親在陝西擔任州縣官吏，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遷陝西。自幼聰穎頑劣，塾師斥之為“朽木不可雕”。駁曰：雕朽木者，庸匠也。痛感國勢日衰，遂棄文就武。

1904年入陝西陸軍小學堂，清末畢業於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炮兵科，1908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8月畢業后被分配到陝西新軍張鳳翙部任職，任陝西陸軍混成協(即陝西新軍)炮隊排長，旋升為隊官（連長），與新軍中同盟會骨幹錢鼎、黨自新等人在西安創建軍事研究社。此間，張鈁與井勿幕、錢鼎等聯絡哥老會力量，是新軍中革命黨人的主要領導者。

宣統二年（1910）六月初三，與井勿幕、錢鼎等和哥老會首領在西安大慈恩寺歃血結盟，共同反清；1911年夏的四川保路運動給陝西革命黨人以極大鼓舞，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入陝西，在西安的同盟會員聯合新軍、哥老會準備10月29日起義。因形勢突變，張鈁與錢鼎等又商定提前舉行起義，請張鳳翙任西安起義的總指揮。

張鈁率少數起義軍混入旗人群中潛入禁城，點燃火藥庫，造成混戰局面。在混戰中，一面盡殺清室貴族，一面示意張鳳翙部攻入禁城，獲得起事成功，秦隴復漢軍政府成立，張鈁負責軍令府；不久，秦隴復漢軍副大統領錢鼎在渭南遇難，軍政府任命張鈁為秦隴復漢軍東路征討大都督，經過整頓，補充兵源，增加編製，率部在潼關一帶與清軍激戰。在與清軍相比兵力懸殊、武器裝備又很差的情況下，潼關三失三得，張鈁竭盡全力，率部保衛了陝西的東大門，成為陝西辛亥革命的著名將領。

1912年1月，中華民國建立后，張鈁任陝軍第二鎮統制，11月，所部改編為陝西陸軍第二師，任師長。1914年6月，出任陝南鎮守使；“二次革命”及後來北京政府派兵“圍剿”白朗起義時，張鈁奉命入四川及陝南征剿，持消極態度，為袁世凱所忌，1915年去兵權，調北京任將軍府參軍。

護國戰爭中，他派人與于右任、陳其美聯絡反袁，孫中山委其為中華革命軍陝豫聯軍總司令。他策動陳樹藩、劉鎮華起兵討袁，又以籌辦河南民團為名回豫組織討袁軍。因劉鎮華告密，張被拘押北京。及至蔡鍔的護國軍討袁成功，袁世凱垮台，張鈁才被釋放；1917年張勳復辟時，總統黎元洪電令各省出兵討伐。張出任陝西討逆軍第一支隊司令，設司令部於潼關。張勳復辟很快失敗，張撤銷司令部返回西安。嗣因遭陳樹藩打擊、猜忌而離開陝西，居留天津、北京。

1918年孫中山發動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運動時，張鈁應胡景翼、曹世英等人之邀請回陝，與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先生等組織靖國軍，8月中旬到三原，被推舉為任陝西“靖國軍”副總司令，率軍反抗北洋軍閥及其在陝西代理人的專制統治。

在陝西靖國軍面臨解體的1921年秋，張因父親逝世，返回河南新安服喪。在家鄉期間，他支持當地文化教育事業，創辦張鈁鐵門小學，資助新安縣成立了續修縣誌局，又與友人王廣慶創辦陝縣觀音堂民生煤礦公司，開採觀音堂煤礦，發展地方經濟。

1924年2月，被北京政府任為“略威將軍”；1923年6月，康有為應吳佩孚之邀至洛陽遊覽，吳佩孚請張作陪；1924年冬至1925年春，劉鎮華反對胡景翼督豫，矛盾尖銳。張與胡、劉均有交誼，遂應二人之邀，奔走調停，但未奏效。胡（景翼）、憨（玉琨）戰爭爆發，張又赴前線調處，幾乎罹難。

1925年，應于右任之約，去北京協助馮玉祥同廣東國民政府合作；直魯聯軍進入北京后，搜捕國民黨人，張返豫籌劃策應北伐軍。1927年春，應于右任、馮玉祥邀請抵陝參與策應北伐事宜。同年5月，隨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到達河南。

1928年秋，南京政府任張鈁為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兼省賑務委員會主席。他據河南實際狀況，提出整治河道、興修水利，設立了水利局，又多方籌措經費，創辦了河南省水利工程專門學校（現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培養水利人才。

蔣馮戰爭時期他參與了策反韓復榘的活動，自此與西北軍分道揚鑣；中原大戰時蔣馮雙方正面打成僵持狀態，西北軍的大刀隊和騎兵師給蔣軍以很大威脅。面對槍炮打不過的西北軍，蔣介石採用銀彈、肉彈齊上的方針。張鈁奉命以河南省政府主席、討逆軍第二十路總指揮的身份瓦解馮玉祥的部隊，剛到孫殿英的部隊就被馮知曉。馮發電要孫把張鈁就地槍決，蔣得知給孫電報，要10萬大洋贖回張鈁。馮再電，給20萬速速槍決張鈁。兩邊抬價，張鈁的腦袋迅速漲到60萬，終究蔣介石錢多，保住了張鈁，而張鈁在馮軍中呼風喚雨，大展手段，拉攏了吉鴻昌、萬選才、劉鎮華各路十萬人馬投蔣，馮玉祥一敗塗地。張鈁的二十路軍一度膨脹到8個師之眾。

1930年8月，蔣介石發表劉峙為河南省主席，張鈁為河南省民政廳廳長，原因是張鈁所部皆是新撫綠林、刀客之類，難以服眾。張鈁把所部改編為陸軍75、76師共6個旅，把這些綠林豪客教育成國家的武裝，他因此被人戲稱為“中原老賊頭”。

1932年，曾經率部5萬駐防潢川參加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圍剿”，先後任河南全省清鄉督辦、鄂豫皖三省“剿匪”軍中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豫南特別區撫綏委員會委員長；1933年駐軍洛陽，委派專人搜購唐代墓誌等石刻千餘塊，於1935年在祖居鐵門鎮建成石刻陳列室，為保護祖國文化遺產做出了貢獻。這一時期，張鈁還購買“萬有文庫”、“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書籍及一批兒童讀物，捐贈新安、洛陽、南陽等地，設立公共圖書館。

1934年奉命率部到江西，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任贛粵閩湘鄂“剿共”軍預備軍副司令。1934年冬，任國民黨第七綏靖區司令官，駐兵江西。1935年11月，在國民黨五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1937年，抗戰爆發，任第十二軍團軍團長，後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所部被分割使用，成為一個空架子；同年10月，顧祝同在蘇州要他回河南任第一戰區預備軍總司令，組建十個師的中原健兒，經費不成問題，他回河南后處處碰壁，才知道這是解除他兵權的花招，他失望、憤懣，整天吸鴉片、嫖妓，無所事事；然而，就在此時，他與中共領導的鄂豫邊區游擊隊代表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問題坦誠談判，並資助游擊隊軍服1000套、銀洋3000元。

1938年日軍進攻武漢，他由雞公山移居西安。這以後他倡辦麟鳳煤礦公司、勉縣民生煤礦公司，又創辦西北中學，致力於興辦教育與實業開發；日軍侵佔河南后，大批難民逃往陝西。張以河南同鄉會會長身份，利用他與陝西政界友人的關係，救濟和安置了大批難民，又解決難民子女及河南大學遷到西安的師生的吃住問題，被河南難民譽為“老鄉長”。

1938年2月，任軍事參議院副議長。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1947年春，任國民政府顧問，被授予陸軍上將軍銜；1948年10月，任徐州“剿共”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1949年夏去台灣，被任命為豫陝鄂邊區綏靖主任，8月底經廣州到成都；此時，張鈁環顧時局國民黨大勢已去，無可挽回，憂鬱彷徨之後毅然決定棄暗投明，同年12月，策動並參加了國民黨第二十兵團陳克非部在四川郫縣起義。張鈁的這一壯舉，對和平解放四川、保全成都市人民的生命財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成都解放后，張應賀龍邀請，移住成都。

1951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張到北京，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1956年，參加全國人大和政協視察小組赴河南參觀。

晚年的張鈁響應周恩來關於撰寫文史資料的號召，從1960年起，寫出約30萬字的回憶錄，記述了從清朝末年到1949年起義幾十年間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活動，是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珍貴史料。

1966年5月病逝於北京，享年81歲，其回憶錄輯為《風雨漫漫四十年》，於1986年出版。

張鈁，生於河南新安鐵門鎮，1911年10月參與策劃並領導西安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二槍”；張鈁不僅是一位精於文韜武略、果敢勇猛的戰將，還是一位不斷追求進步的革命者，他曾四處奔走討袁護國，也曾在抗戰時期大開糧庫救濟災民。解放戰爭後期，他毅然率部起義，和人民一道迎來新中國的黎明。

張鈁戎馬一生，後來又做了大官，但是他很少擺官架子，且輕財好義，所到之處對父老鄉親多平易近人；遇有貧苦，慷慨解囊；見到爭執，即予調解。回歸故里，不騎馬，不坐車，見到鄉親，必先問侯；對無力求學者，給予資助。

新安張志平等多人留學日本，都靠張鈁供給；新安縣鐵門鎮小學為張鈁創辦，縣、鎮兩家圖書館各藏《萬有文庫》一部，也為張鈁捐贈。

張鈁紀念館位於河南省新安縣鐵門鎮，佔地4200平方米，有房屋120餘間，是一座布局嚴謹、獨具特色的民國民居建築群。紀念館按照張鈁的人生階段，被分為12個展廳；張鈁後人捐贈的數百件張鈁遺物，被分散擺放在多個展廳。張鈁印鑒、抗戰勝利紀念章及張鈁手書的《孫子兵法》、穿過的大棉襖、家傳的象牙筷等舊物帶著歷史的味道，真實還原了張鈁的一生。

5號展廳是“核心”，記錄的是張鈁在辛亥革命前後的事迹。展廳內，懸掛著張鈁在1913年任陝軍第二師師長時的戎裝照，英姿颯爽、威風凜凜。牆上還有一篇張鈁於1912年寫的《辛亥革命一周年抒懷》：“秦中起義，於今一載。最可慘而不能忘者友人劉粹軒、錢定三……皆磊落光明，有死無降。與當世英雄豪傑再作一番事業，以造福於萬姓慰己死之友，吾無憾矣！”

張鈁平素愛好書法，搜羅古今名人字畫法帖；他自已在戎馬倥傯中堅持臨池，曾為不少機關、團體、商店、個人書寫匾額，其工楷遒勁沉勵。

張鈁酷愛志石，自號友石主人，常和章太炎、于右任等名人學者交往，一同鑒賞古玩。周濟他人很大方，而自己的用度卻十分節儉，這為他後來創建“千唐志齋”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經濟基礎。

張鈁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開始搜集唐代墓誌，全國各地凡有唐代墓誌者，他不惜重金購買，經過近五年的努力，收藏唐代墓誌一千多件，成為首屈一指的收藏大家，“千唐志齋”便是在此基礎上修建起來的。

“千唐志齋”所藏除唐代墓誌一千多件以外，尚有北魏、西晉、五代以及宋、元、明、清志石，上下縱橫一千多年，猶如一部志石歷吏，也稱得上一座獨一無二的墓誌博物館，其中不乏名家高手的墨跡，如唐代武則天執政時期的宰相狄仁傑撰寫的《相州刺史袁公瑜墓誌銘》和趙孟頫書寫的《宜武將軍達魯花赤珊竹公神道碑》等，還有一些無名氏撰寫，志主為勛臣貴戚且史書有傳的珍貴史料，以及足以代表書法流派，從中可以尋繹出唐代書法源流規跡的珍貴文獻，還有被稱為近代書法藝術三絕的章太炎撰文、于右任書丹、吳昌碩篆刻的張鈁父親《張子溫墓誌銘》等，都足以為後人法。

書畫部分中也是珍品琳琅滿目。書有清代王子弘所書行草條幅，北宋米芾所書行草對聯，明代董其昌所書行草橫披，清代孟津王鐸所書行草中堂，劉鏞所書草字條幅，陳鴻壽所書漢隸對聯，邵瑛所書狂草條幅，以及韓東籬、張人傑、靳志、劉承烈、許震等所書的對聯、楹聯、條幅、橫幅、單幅等等，還有蔣介石撰文、賀耀祖書寫的隸體《張母王太夫人壽序》長篇。畫有清代大畫家、號稱“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畫並題詠的風、雨、陰、晴竹枝四態一組屏扇和名為《醒》的竹幅寫竹，有王純謙手指畫的蘭草和題詠，還有漢畫線刻佛經故事與漢武帝夢境浮雕等等。

據統計，到目前為止，唐人墓誌共出土三千五百多件，千唐志齋佔有三分之一還要多，更為可貴的是千唐志齋收藏的書畫中有許多稀世珍寶，如堪稱國寶的武則天造字十九個，狄仁傑的《袁公墓誌銘》是迄今能看到的唯一的狄氏手跡。

千唐志齋收藏的唐代墓誌，為研究唐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對外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同時，這些文獻資料，補充了史書之所缺，其中一些墓誌又為研究書法藝術和書法源流提供了第一手的善本，所有這些都是張鈁先生為祖國做出的重要貢獻。

張鈁先生的故居，坐落在新安縣鐵門鎮西後街路北，與千唐志齋一路相隔；張鈁故居規模龐大，坐北朝南，房舍絕大多數為磚木結構，基本保持著明清時期北方傳統民居的建築風格，特別是主體部分，為三進的四合院連環結構，布局嚴謹，錯落有致；但有別於傳統的，是它的門窗和內部裝修，其採用的是西式風格，尤其是大量採用了在當時需要進口的水泥、玻璃等建材，使得整座宅院呈現出中西結合的典型特色。

此外，張鈁在開封的舊居尚有三處：1、樂觀街，現開封市草製品廠，原來的建築已被拆除，1948年開封解放初期，中共開封市委就設在這裡；2、開封山貨店街原19號院，現鼓樓新天地；3、曹門裡朝陽衚衕(亦稱火神廟后)路北19號，唯一現存；鐵塔知止亭今日尚存，亭北側立有《知止亭碑記》一方，系張鈁所撰，被列為“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