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鶴年

朱鶴年（1906-1993），生理學家，在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方面都作出重要的貢獻。早在1928年，他首次發現哺乳類動物下丘腦室旁核神經細胞具有神經分泌現象，這對神經內分泌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後來他又發現貓的中腦存在“怒叫中樞”，這對發音、疼痛和情緒中樞機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1906年1 月9 日，出生於江蘇省海門市。

1922年 入上海復旦大學文科學習。

1923 ～ 1926年 轉復旦大學生理學系，后從生物系畢業，獲學士學位。

1927 ～ 1930年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獲碩士學位。

1930年 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

1931 ～ 1932年 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

1932年 由中央研究院派赴歐洲考察心理學研究。歸後繼續在心理研究所工作。

1935年 在河南醫學院任教。

1936 ～ 1945年 任湘雅醫學院生理學教研室主任教授。

1945 ～ 1949年 任江蘇醫學院生理學教研室主任教授。

1949年5 月 應邀到華東人民醫學院（第二軍醫大學前身）任生理學主任教授。

1949年5 月 ～ 1993年 先後任華東人民醫學院（第二軍醫大學前身）任生理學主任教授、生理學教研室主任、教授、校專家組組長。

1993年9 月12日，因惡性骨髓瘤病逝於上海。

朱鶴年，別名朱侶仙，1906年1月9日生於江蘇省海門縣四甲壩合興鎮。其父朱南山是著名的中醫師。家庭的教育，環境的熏陶，使他三兄弟都投身醫學事業。

1922年，他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攻讀文科。第二年，中國心理學界鼻祖郭任遠自美國歸來，在復旦大學創辦心理學系，他作為優秀學生轉入該系學習。他也曾師從蔡翹學習生理學。

1926年，他畢業於復旦大學生物系，獲學士學位。次年，經蔡翹教授介紹，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師從C.J.赫里克（Herrick）教授，攻讀碩士學位。1930年，他在完成了美洲負鼠間腦的形態學研究之後，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

同年，他回國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在唐鉞所長支持下，積極籌建生理心理學及神經生理學實驗室。

1931年9月，經赫里克教授介紹，他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深造。在神經解剖學家與臨床神經學家佩泊斯（Papez）教授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1932年，獲康奈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同年，他受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派遣，赴歐洲考察科研工作，先後考察了英國的工業心理研究所、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生理心理實驗室，德國的柏林大學及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等單位的心理學研究情況。回國后，向心理所作了研究進展的報告。那時，他曾有心從事工業心理研究，希望能為中國落後工業的發展貢獻力量，后因種種原因，未能如願，算是一件憾事。

1932年，他回國不久，看到美國學者蘭森（Ranson）使用霍斯里—克拉克（Horsley-Clarke）立體定向儀從事腦深部結構研究的報道后，立即寫信給赫里克教授，請他向芝加哥大學生理儀器室訂製一台。這就是中國引進和使用的第一台腦立體定向儀，當時在國外使用這種儀器進行研究工作的單位還不多。1933年，他和盧於道教授使用這台儀器在心理所進行了貓中腦和前腦血管運動中樞的研究，並發表了研究論文。他還創製了0.5 mm雙極玻璃刺激電極，用於腦定向刺激與慢性埋植電極技術。這些都為中國開展神經生理、神經解剖和神經藥理的定位研究作出了貢獻，也為後來“江灣Ⅰ型定向儀”的設計與製造打下了基礎。

1935年，他離開心理研究所后，相繼在河南醫學院、湘雅醫學院和江蘇醫學院任生理學主任教授，從事生理學教學和科研工作。

1936至1945年期間，他是湘雅醫學院第一個中國籍生理學主任教授。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里，他與湘雅師生同甘共苦，忘我工作。他和許笑曦一起編寫了生理學實驗講義，供湖南醫學院生理學實驗所用。他還與學生一道研究了狗大腦皮質乙狀回與血壓的關係。該論文在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美國生理學雜誌》）上發表后，為英國Ernest Henry Starling 1866～1927教授編著的《生理學》教科書及美國學者F.Fulton編著的《神經生理學》一書所引用。當時由於時局動蕩，學院從長沙遷到廣西，又從廣西遷到貴陽。他與張孝騫院長等人，四處奔波，以求把醫學院由私立改為國立，緩解經費的困難。

1945至1949年在江蘇醫學院工作期間，他與方懷時、葛志恆等人一道，研究刺激貓下丘腦引起的紅細胞數量改變。

1949年5月，他應邀到華東人民醫學院（第二軍醫大學前身）任生理學主任教授。他在困難的條件下，開展了教學、科研工作，主編了1952、1954、1957年的全軍軍醫大學《生理學》教材，為後來全軍《生理學》教材的編寫打下了基礎。他研究了貓中腦的“怒叫中樞”，又開展了刺激貓下丘腦對脾臟收縮的影響、刺激貓橋腦對排尿反應的影響等研究，發表了多篇論文。

為了儘快培養年輕一代，他於1950年代中期招收了4名在職副博士研究生。1957年，他被劃為“右派”，研究生培養計劃因此中斷。但他沒有因為政治上的坎坷而放棄業務工作，先後撰寫了“邊緣系統生理功能”、“神經分泌”等綜述，並開展了大鼠下丘腦垂體系統神經內分泌的研究。

1959年，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過程中，他被批准參軍。他在完成繁重教學任務的情況下，積極開展科研工作，先後進行了“深部腦中樞定向刺激電極埋植法”、“不同頻率刺激貓中腦加壓中樞”和“刺激貓杏仁核”等研究，並在1960 年代中期開始了針刺麻醉原理的研究。1964年還招收兩名研究生。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離開教室、實驗室、圖書館，停止了業務工作。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不僅在政治上徹底得到平反，而且又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先後擔任了教研室主任、校專家組組長。

在他的參與和指導下，針刺鎮痛原理的研究取得創新性成果。他所在的學術集體首次證明下丘腦參與針刺鎮痛。1979年，他在北京國際針麻會議上宣讀了這一成果，受到與會國內外專家的好評。

他倡導開展了分子神經生物學等研究。神經營養因子與神經系統損傷修復、神經免疫調節、應激反應的中樞機制、神經營養因子與細胞內信號傳導等研究，都取得了重要進展。

1993年9月12日，他因惡性骨髓瘤在上海逝世。

1 朱鶴年。袋鼠間腦的細胞群。國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專刊，1932，第二號.

2 朱鶴年。袋鼠間腦的纖維連接。國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專刊，1932，第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