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先恩

吳先恩，河南省新縣人，1907年8月30日生於河南省新縣一個貧農家庭。8歲起給地主家放牛，1919年起隨哥哥為別人做挑腳苦力活。1926年在本村任農民協會宣傳委員，1927年1月任三鄉農民協會自衛隊中隊長。同年11月參加黃麻起義。1929年5月，以“不死就要幹革命”的人生信念，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他參加過徠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歷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軍需處處長、總兵站部部長、紅九軍供給部部長、抗日軍政大學二分校供給主任、晉察冀軍區供給部部長、華北軍區後勤部參謀長、湖北軍區後勤部部長、湖北省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後勤部部長、北京軍區顧問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當選為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大革命時期，擔任箭廠河村農協委員、農民自衛隊小隊長，參加了鎮壓土豪劣紳的農民運動和反擊地主武裝進攻農會的自衛武裝鬥爭。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了黃麻起義和開闢柴山保根據地的鬥爭。1929年秋編入中國工農紅軍，任湖北黃安獨立團第1營政治委員，獨立團經理處處長，黃安獨立師經理處處長，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軍需處處長，1934年5月任紅四方面軍總兵站部部長，紅9軍供給部部長。參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反“圍剿”作戰和開闢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參加了長征和西征。到達延安后，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5旅供給處軍需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七大隊隊務主任，第二分校供給主任，晉察冀軍區第四軍分區供給處處長，晉察冀軍區供給部部長、政治委員。參加了百團大戰和反“掃蕩”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後勤部副司令員，華北軍區後勤部參謀長，硝北軍區後勤部部長。參加了集寧、包頭、清風店、石家莊、平津、淮海、渡江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廳廳長，1952年秋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員。1954年回國后，入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學習。1955年起任北京軍區後勤部部長，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顧問。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1987年11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0歲。

紅軍第三次過草地，聽說部隊有一批傷病員住在兵站，兵站負責人對怎麼把這批傷病員安全帶過草地非常發愁。朱總司令對此非常關心，把兵站負責人吳先恩找來詢問：“你們兵站有多少傷病員？”“600多。”“有多少擔架、騾馬？”“有100多擔架，200多騾馬。”朱總司令關切地問：“有沒有能堅持走的傷病員？”“絕大多數都不能走。”“你們打算怎麼辦？”朱德望著吳先恩。吳先恩沉默了。朱德踱了幾步，突然問：“200匹牲口馱的是什麼？”“全部是槍支。”“能不能把槍支騰出來馱傷病員？”吳先恩為難了：“那這麼多槍支怎麼辦呢？”“統統毀掉！”朱德毫不猶豫他說。吳先恩望著朱總司令說：“按照紅四方面軍的規定，毀槍是要受處分的。”朱總司令動情他說：“這個規定好，但是同志，情況不同了，過去是人多槍少，現在是人少槍多，人是最寶貴的。多一個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將來沒有槍。”朱總司令接著堅定他說：“就這麼辦，要人不要槍。把槍統統毀掉，如果受處分，由我替你頂著。”朱總司令看到還需要一些馬匹才能把所有傷病員帶走，就親自打電話給各部隊，要求把能抽出的騾馬和氂牛都抽出來，領導幹部有兩匹牲口的抽出一匹，他帶頭抽出了自己的一匹牲口，最終把所有傷病員帶出了草地。

1936年的2月，吳先恩擔任紅四方面軍一個兵站部長，他帶領一群紅軍戰士在翻越黨嶺山，黨嶺山是紅軍翻越的大雪山之一，在翻越這個山上的時候，他們發現了很多凍僵了紅軍戰士的遺體，這時天上下著大雪，這個遺體已經被雪覆蓋住了。這時候他們發現，在一個雪包當中，高高的舉起一隻手臂，吳先恩就上前去了，這手緊攥著，他就把手扒開了，扒開這隻手一看，裡面有一個黨證一枚銀元。他把這個黨證打開一看，上面寫著，劉志海，中共正式黨員，1933年入黨。這個時候，很多紅軍戰士就明白了，吳先恩也明白了，很多紅軍戰士留下了熱淚。吳先恩就說，志海同志，你安息吧，你向黨組織交的最後一次黨費，我們一定把它交給黨組織。這個故事它反映了一個紅軍戰士對黨的忠誠。

1907年8月30日生於湖北省紅安縣紫雲區三鄉二村四角槽門村（今屬河南省新縣）一個貧農家庭。8歲起給地主家放牛，1919年起隨哥哥為別人做挑腳苦力活。

1926年在本村任農民協會宣傳委員。1927年1月任三鄉農民協會自衛隊中隊長，11月參加黃麻起義。

1929年5月，以“不死就要幹革命”的人生信念，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曾任黃安獨立團營政治委員、團經理處主任，獨立師經理處處長，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軍需處處長，參加了鄂豫皖蘇區反“圍剿”和川陝蘇區反“圍攻”作戰。在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蘇區途中，經歷許多大仗惡仗，負責保管運輸的6萬多塊白洋和2000多兩黃金等錢物分文未失，其經驗和做法被紅四方面軍全面推廣。

1934年11月任紅四方面軍總兵站部部長。參加了長征。部隊行至川西北時，組織籌集大量物資，保證了部隊供應。1936年10月任紅9軍供給部部長，隨部隊西渡黃河，轉戰河西走廊。

1937年3月西路軍失敗后，隻身輾轉108天到延安。

1938年3月，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二隊學習。后留校任大隊隊務主任、第二分校供給部主任。

1941年2月起，任晉察冀軍區第四軍分區供給處處長，軍區供給部部長、政治委員等職。期間，協調各軍分區和邊區政府組織軍民採取各種巧妙辦法堅壁清野，加強急需物品外流的管控和非必須品的流入，調節和控制邊區集市，想方設法疏通部隊供應渠道，有力地保障了邊區軍民反“掃蕩”鬥爭的勝利。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晉察冀軍區後勤部副司令員、華北軍區後勤部參謀長等職。參與組織領導易（縣）滿（城）、保（南）、青（縣）滄（縣）、保（北）、大清河北、清風店、石家莊等戰役的後勤保障工作。

1949年5月，任湖北軍區後勤部部長。

1950年8月起，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員、財委副主任兼財政廳廳長。組織各級政府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經濟。

1952年底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副司令員，參加1953年夏季反擊戰役、金城戰役，協調解決道路維修、車輛調遣、物資裝卸等問題，組織後勤部隊突擊搶運彈藥、食品等物資，對保障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作出了貢獻。

1955年回國后，任北京軍區後勤部部長、軍區副司令員兼後勤部部長、軍區顧問。參與組織領導後勤機關和部隊加強正規化建設。

1955年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7年11月1日在北京逝世。

鄭位三說，明年十五，你們可以唱歌演戲。煥先不是教你們唱歌演戲了嗎？“我”說是，煥先教了我們不少歌，有國際歌，我們會唱，但意思不大懂，有首反映我們窮人的歌，“我”現在還記得：貧農坐田埂，自唱自嘆，我貧農好不凄涼……煥先還教我們演戲，就是現在說的活報劇。我們有的裝窮人、要飯的，有的裝洋人、地主。演窮人向地主要飯，地主放狗咬人，農民被壓迫的沒辦法跟地主斗，給地主帶高帽子遊街。位老聽“我”一說，很高興，說：就這麼演，七相公搞的好。明年正月十五的時候，可也大幹他一傢伙。龍燈會時，地主唱別的戲時你們演煥先教你們的戲，再抓兩個地主戴高帽子遊街。“我”說，那太好了。路上我們就談了這些。回來后煥先問“我”鄭先生和“我”談的情況。“我”就說了剛才的這些事。煥先叫“我”把鄭先生講的話都跟紅學的學友講講，第二天練功前，學友都來了后，“我”神氣得不行，像演說家一樣，把位老和煥先講的準備年關借糧、鬧龍燈會的事都講了。大家高興極了，功也不練了，都哄起來，七嘴八舌說起借糧的事。有的說鄭先生講得對，有的說如何保護七相公，有的說不借糧老子就把倉庫捅開，總之高興得不行。

大概是臘八那天，我們還真地幹起來了。周圍十幾個村子都動起來了。當時全面情況我不了解，現在判斷，共產黨內是已經布置好了。煥先帶領我們第三鄉，位老那裡的第四鄉，箭場河以北的第一鄉，方家灣的第二鄉，在臘八那天同時行動起來了。

這次行動在整個黃麻地區震動都非常大。從這以後，農民協會就從秘密轉為公開。農民成立了農會、婦女成立了婦女解放委員會。赤衛隊公開建立了。我們紅學的人都加入了赤衛隊。半個月後，吳煥先和另一個共產黨員王建就帶我們把民憤極大的大地主吳芾存殺了。鎮壓了吳芾存這個大惡霸地主，群眾得到了進一步發動，兒童團、赤衛隊、自衛軍、農協、婦女解放委員會、反帝大同盟等組織都搞起來了，為以後的武裝鬥爭和黃麻暴動打下了基礎。

1987年11月17日，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吳先恩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吳先恩同志因病於11月1日逝世，終年80歲。

趙紫陽、鄧小平、李先念、彭真、徐向前、聶榮臻、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萬里、楊尚昆、楊得志、張愛萍、段君毅、韋國清、王任重、譚政、董其武以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防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軍委紀委、北京軍區、河南省暨新縣、湖北省及紅安縣黨政機關等送了花圈。

秦基偉、習仲勛、宋任窮、王平、李德生、肖克、余秋里、陳錫聯、耿飈、廖漢生、洪學智、楊成武、郭林祥等向吳先恩同志遺體告別。

吳先恩同志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人民解放軍優秀的軍事、後勤指揮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50多年來，他長期從事軍隊後勤工作。他一貫勤勤懇懇，廉潔奉公，保持了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為人民解放軍後勤戰線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能上能下，堅持原則，顧全大局，胸懷坦蕩，剛直不阿。“文化大革命”中，他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堅決擁護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