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思想

對於這次演變，中國學術界現在有不同的看法。概括起來，其主要依據是：

（1）中國歷史上的人本實質上是民本，準確地講是君本。人本源自歐洲，是西方舶來品。因此，無所謂由人本向民本演變。

（2）“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中國在夏代就有民本思想，而人本思想則產生於西周以後。因此，即使演變，也是由民本向人本演變，而不是由人本向民本演變。

本文觀點不同意上述看法。首先，如同歐洲人衝破神權和王權創立了人本主義一樣，春秋時期，中國人打破“天”的權威，對人的力量以及人在社會和宇宙中的地位作了一次反省，從此不再盯著外在的神秘力量——天，從自己身上尋找社會變化原因，並在此過程中萌發了人本思想，人不僅成了“神之主”“國之主”，甚至國君也要“忠於民”、“利於民”。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在漫長的封建專制時代，諸如“天下為公”、“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等史不絕書，人本思想很活躍，中國並非只有民本思想。其次，“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出自《尚書？五子之歌》，“五子之歌今文（《尚書》）無，古文（《尚書》）有”，而“古文《尚書》全是偽作”。況且夏處於原始公社向奴隸社會過渡階段，“民”的力量還沒有顯現出來，不存在“民惟邦本”的思想基礎。

第一: 強調個體人格的獨立性和主動性。孔子反對將人動物化，反對無視人的尊嚴，像對待牲畜一樣對待人。因此，他不僅反對殘害生靈，詛咒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而且反對強加意志於人，指出“匹夫不可奪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直截了當地要求執政者“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孔子曾經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如果主張不能行之於世，寧可流亡海外，也要實現自己的理想。

第二: 尊重人的利益要求。“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好富惡貧是人的共同心理。孔子不反對人們“求利”“得利”，只是主張“義以為上”，不能見利忘義。他公開表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只要能致富，就是去干給人提馬鞭的差事，他也沒有二話。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如果）這裡有一塊美玉，藏在匣子里還是找一個能出好價的商人把它賣掉好？”孔子毫不猶豫地回答：“賣吧，賣吧，我就是等待商人的人啊！”

第三: 尊重人的物質慾望，反對魚肉百姓。“食色，性也”，抑制人的物質慾望是不人道的。因此，孔子主張“足食”，孟子主張“薄稅斂”，“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耕者助而不稅”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季氏富甲天下，冉求當上季氏的總管后把田租提高了一倍，孔子聞訊后立即與他斷絕師生關係，鼓勵學生鳴鼓擊之。

第四:倡導“仁政”，反對“暴政”。君子應當“以佚道使民”，在執政過程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確保其行為“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苛政猛於虎”，孔子反對盤剝百姓。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如果有人廣泛地給人好處，而且能幫助大家，這個人是仁人嗎？”孔子說：“豈止仁人，簡直是聖人呀！”

人本妨礙君本，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情況下，除了被民本取代別無選擇。在自然經濟條件下，民本事實上是農本。其主要內容包括：

（1）輕徭薄賦，藏富於民。

（2）勿傷農時，給農事活動提供方便。

（3）實行常平倉制度，防止穀賤傷農。

（4）刺激人口增長。

（5）抑商賈，禁技巧。

（6）設庠序，學而優則仕。

（7）納諫。

（8）及時賑災。

總之，就是行使“仁政”。對此，日本學者瀧川精闢地總結道：“先王之仁政，一則曰保民，再則曰牧民。蓋古昔之天下，以一人君臨萬民，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民之性命，繫於一人之喜怒。一人而行仁政，則兆民安之；一人而行暴政，則百姓皆倒懸。故蚩蚩之氓，惟舉首而望仁君，馨香而祝郅治，無所謂參政，更無所謂權利。”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西學東漸，人本思想逐步在中國傳播開來，並且在法律和實踐活動中有所體現。 1 、國民

“國民雲者，法學上之用語也。自事實論以言，則國民者，構成國家之分子也。蓋國家者，團體也，而國民為其團體之單位，故曰國家之構成分子。自法律論以言，則國民者有國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個人的方面觀之，則獨立自由，無所服從；自其對於國家的方面觀之，則以一部對於全部，而有權利義務，此國民之真諦也。此惟立憲之國民惟然，專制國則其國民奴隸而已，以其無國法上之人格也。”

國民與奴隸的區別是，“奴隸無權利，而國民有權利；奴隸無責任，而國民有責任；奴隸甘壓制，而國民喜自由；奴隸尚尊卑，而國民言平等；奴隸好依傍，而國民尚獨立。”

去奴隸為國民，實質上就是去臣民為公民，使每個人都成為國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

2、權利

梁啟超認為，“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譬猶根也。其根即拔，雖復干植崔嵬，華葉蓊鬱，而必歸於槁亡，遇疾風橫雨，則催落更速焉……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則槁木遇風雨之類也。”為國家計，他疾呼“為政治家者，以勿催壓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教育家者，以養成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一私人者，無論士焉農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義。國民不能得權利於政府也，則爭之；政府見國民爭權利也，則讓之。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於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

陳天華把國民權利歸結為政治參與權、租稅承諾權、外交參與權、生命與財產權、地方自治權、言論自由權和結社自由權。

不管民主立憲還是君主立憲，國民都有選舉議員的權利，都有向官員乃至皇帝、總統提出請求的權利。國民通過議會來行使權力，議會代表國民制定法律，官員乃至皇帝、總統必須依法行使權力。他說：“西方大儒，都說人若沒有政治思想，不曉得爭權利的，即算不得一個人，雖然沒有死，也和死差不多。”中國人應該“把政治思想切實發達起來，拚死拚命，爭這政治參與權，不要再任做皇帝、長官的胡做亂為，把中國弄得稀糟，這是爭權利的第一項。”“中國比如一個公司，咱們是公司的股東，皇帝、長官不過是從外前（湖北方言，意即外面——引者）請來的當家先生。”當家先生私自把公司賣了，或私自請別人干預公司的事，股東能不說話嗎？“各國的國民，是一個人，列位也是一個人，怎麼就這樣的懦弱？”

沒有租稅承諾權，立憲政體就是一句空話。“世間有要人出錢不告人家用錢的出向的理由嗎？出了錢文，毫不問一問，任他亂丟，也算是一個人嗎？”大家應該“逼迫政府把一年之中所要用的，照實先向國民呈一張預算表；國民將每年應收若干，應出若干，細細查清，又當派人四處調查收稅實數，總不準有一項多征，一毫中飽，這是頂不可緩的。”

思想自由是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言論不自由，一切事情都不能發達。禁止國民議論朝政，上書言事，就像房子快倒了，看守房子的人卻不許房東告訴他補救辦法、提醒他負責任、要求更換看守人，完全顛倒了主客關係。

3、自由

“自由者，權利之表徵也。凡人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為其重也。”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發布上諭，曰：“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標誌清政府的經濟政策從壓制私人資本，即剝奪國民的經濟活動自由，轉變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護和扶植私人資本。不過這一權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頒布《奏定商會簡明章程》 、《商人通例》、《公司律》以後的事。其中，《公司律》規定：“凡設立公司赴商部註冊者，務須將創辦公司之合同、規條、章程等一概呈報商部存案。”與國際慣例一樣，辦企業僅須登記註冊即可。與此同時，現代產權制度逐步確立起來。 《大清民事刑事訴訟法》在“判案后查封產物”一節中規定：“凡封票紙查封被告本人之產物，如產物系一家之公物，則封本人名下應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連。”“凡左列各項不在查封備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屬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孫所自得之物。”這表明產權已從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轉為個人所有，主流社會開始承認個人產權的正當性。有了經濟自由，公民權利就有了經濟基礎。

1903年，支那子在《浙江潮》上撰文指出，自由是法定範圍內的自由，國家有保護國民法定範圍內自由權利的義務。文章還列舉了國民的法定自由，即：居住及轉移之自由、身體保全之自由、住所安全之自由、書信秘密之自由、集會結社之自由、思想發表之自由、所有之自由以及信教之自由。

1911年11月9日，湖北軍政府頒布《中華民國鄂州約法》。《約法》第二章規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通訊、信教、居住遷徙、保有財產、營業等自由。保有身體自由，非依法律所定，不得逮捕審問處罰；保有家宅自由，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對於行政官署所為違法損害權力之行為，則訴訟於行政審判院。可向議會陳情，向行政官署陳訴。有任官考試、選舉投票即被投票選舉之權。有納稅當兵的義務。本章所載人民的權利，於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公安之必要，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之。”公民自由權見之於法律。

當時有關公民自由權的法律，總是在列舉個人自由后加上一個後綴——非依法不得限制之，從而使打著“依法治國”幌子剝奪公民自由的人有可乘之機。《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沿襲了這一失誤。

1912年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通過並公布了《臨時約法》。第二天，章士釗即撰文指出它沒有解決公民自由的保障問題。“《約法》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應該吸取英美法系的優長予以彌補：“然人慾濫用其權，中外一致。於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維何？則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ofHabeasCorpus，現譯人身保護令——引者）。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於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庭，陳述理由，並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茲制者，誠憲法之科律也，吾當亟采之。”但是，章氏的呼籲無人採納，成了遺留給21世紀中國的一大課題。

在中國歷史上，“人”和“民”有時通用，人本也即民本。但在當代，作為一種哲學價值觀，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前面指出，人是相對於物和神而言的。人本是講人與物、人與神的關係，而民本則是講人與人的關係。民是相對於官而言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就是中國儒家政治哲學的集中表述。胡錦濤同志所有關於以人為本的論述，都十分明確地指出，以人為本，是以廣大的人民群眾為本，這裡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個人、某些人。一切為了人，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這裡講的人和人民，是同一個意思。作為執政黨，從工作層面，也講民，要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正確處理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但它和歷史上的民本思想根本不同。因為從性質上說，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事業的核心力量，它來自人民群眾，植根於人民群眾，服務於人民群眾，是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黨同人民群眾之間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完全不同於舊中國君同民之間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講民，是要求領導幹部，自覺地做人民的公僕，堅決克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官本位”思想，反對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命令主義。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堅持以人為本，就是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就是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堅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為了人民群眾，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