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社倉

乾道四年（1168年）春夏之交，閩北建陽、崇安、浦城一帶因災情十分嚴重，年成荒饉，饑民騷動。朱熹 是時在五夫屏山居里祠祿養親。崇安知縣諸葛廷瑞知朱熹之賢，誠邀他會同鄉耆劉如愚共商鄉里之救災賑善舉。朱熹力功里中豪富，發家中存粟，以平價賑濟災民；同時上書建寧知府徐嘉，請求發放常平糧倉（官倉）的存糧以應救災急需，災情遂得緩解。

次年，朱熹慈母仙逝。在家守制的二三年內，他又先後上書給繼任建寧知府的王淮、沈度，請予五夫建倉，他寫給王淮的信中說：“天有不測之風雲，今災解，不可不料后復有前之事。粟償之後，山民無益存之積，青黃不接之時，又要加倍息借貸於豪富。況官粟存倉，為法甚密，遠水解不得近火，請予五夫建倉留賑，每年一賑一償，又能易新以藏，實為一舉二得之舉。”給沈度的信中寫道：“請仿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朱熹的惠政之舉得到官府的支持。朱熹在《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中追述道：“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指乾道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牆宇舍無一不備。”（《朱文公文集》卷七七）

社倉竣工之後，朱熹又舉薦里中較有德望之人劉復、劉德輿、劉琦、劉玶四人共同管理，制訂了《倉規》，並取得了知福州府陳俊卿（前丞相）的支持。朱熹追述道：“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且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社倉建成后，倉廒貯存盈滿。從此，春夏青黃不接之時賑放，冬秋償清存放，變官倉（常平倉）賑為民倉（社倉）賑濟，大利於民。

朱熹在寫了《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之後還勒碑以志之。據《康熙崇安縣誌》還記載，竣工之日，朱熹還在倉壁上題了一首警詩：“度質無私本是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斗除衡付一空。”藉以勸戒管理人員。

五夫社倉建成受益后，建寧府爭相仿效，相繼建倉的有建陽長灘、大闡社倉。光澤、建寧、順昌等地也先後建倉儲糧。明嘉靖《建寧府志》載：“社倉，前賢創之，後人因之，皆惠政也。”五夫社倉建成十年之後，即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朱熹在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任期內，因逢荒年，饑民遍野，餓殍遍地，遂奏事延和殿，向孝宗獻策救災。他列舉在崇安五夫創辦社倉之利，痛陳官倉之弊。孝宗褒獎他敢於直言，立即派他回浙東趕辦救荒大事。朱熹不負上望，當年盡緩災情，使饑民無斷炊之憂。第二年，南宋朝廷將朱熹呈請施行的《社倉法》“頒詔行於諸府各州”。自此，五夫社倉因為開救荒之先河，被譽為“先儒經濟盛跡”，歷代重修不輟，因而保存完好。

朱子社倉最後一次修建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由朱熹裔孫、鄉紳朱敬熙主其事。社倉大門外的匾額為“五夫社倉”四個磚雕大字，上款為“光緒已丑仲夏吉立”，下款為“花翎郎中朱敬熙建”。大門內為院落，供挑糧者歇息，約30餘平方米。二門匾額為“朱子社倉”四個磚雕大字，上下款分別為“光緒己丑仲夏”和“裔孫朱敬熙建”。二門內即為糧倉，左右並列倉廒，可供存糧六七十萬斤，倉廒兩側有寬敞通道，便於農民糴糧谷時過秤記帳。倉廒後面設有倉管人員宿舍。社倉面積約1400平方米。社倉的廒廩現仍為五夫鎮糧站存糧之用。

社倉法的實施, 不僅減輕了封建國 家財政的負擔, 而且改變了受災民眾單純依靠國家撥穀救濟的思想, 有效地培養了農民自我保障意識。它還找到了一種以民間力 量為主, 興辦一種互助性質備荒倉儲 的辦法。開耀鄉實行社倉法十餘年, 除建倉房三間和 歸還所借常平米外, 尚有餘 糧 3100 石。當 時, 開耀鄉有人口約 2000 多人, 而能有 3000 多石糧食作為社倉基金, 就當時而言, 應該說水平是相當高了。朱熹在《常州宜興縣社倉記》中說: 始予居建之崇安, 嘗以民飢, 請於郡守徐公嚞, 得米六百斛以貸, 而因以為社倉。今幾 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 而歲斂散之里中, 遂無凶年。30 年不到, 開耀鄉五夫社倉有基金五千斛糧食。這已充分說明, 開耀鄉五夫 社倉已經超過常規賑恤範圍, 向全面社會保障前進了一步, 它是我國古代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