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戰車

商周形制，《考工記》中有較詳細的記述。1936年，在河南省安陽市殷墟車馬坑中，首次出土一輛商朝戰車。坑中南端並排著器具、馬骨，車內外分佈著 3套兵器。從出土於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古墓中的戰車可以看出，商周時期戰車的形制基本相同，均為：獨轅（輈），兩輪，長轂；橫寬豎短的長方形車廂（輿），車廂門開在後方；車轅後端壓置在車廂與車軸之間，轅尾稍露出廂后，轅前端橫置車衡，衡上縛兩軛用以駕馬（圖1商朝戰車結構圖）。商朝戰車輪徑較大，約在 130～140厘米之間，春秋時期縮小為124厘米左右；輻條18～24根；車廂寬度一般在130～160厘米之間（山東省膠縣西庵出土的西周戰車車廂寬達 164厘米）,進深80～100厘米。由於輪徑大，車廂寬而進深短，而且又是單轅，為了加大穩定性及保護輿側不被敵車迫近，戰車的車轂一般均遠比民用車的車轂長。如西庵出土的西周戰車，車轂長40厘米，軸頭銅軎（音wei4，車軸頭）長13.5厘米，總長度達 53.5厘米（圖2西周戰車復原圖）。根據對有關出土車輛主要部位尺寸的測定和比較可知，商周時期戰車結構的變化是：軌寬逐漸減小，車轅逐漸縮短，而輪上輻條的數目則逐漸增多。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提高戰車的速度和靈活性。

周，般采型軎飾，厘米左右；周則短型軎飾， ～厘米。湖北省隨縣曾侯乙墓土 件矛狀軎，.厘米，僅保護裝飾軸，且攻擊質裝置。軸馳騁急劇轉鍵件，防損壞，始軸轂裝置鐵鐧，減軸轂的摩擦。據河南省洛陽市中州路戰國車馬坑出土實物可知，鐵鐧為半筒形瓦狀，每輪 4塊，均以鐵釘固定在軸桿上。枒飾是包在車輪輞上的銅片，縱斷面呈 U形，固定在輪輞上的接縫處。輪輞為雙層結構，每層均由兩個半圓形木圈拼成，裡外兩面的接縫錯開，互成直角，造成每一輪輞有4個接縫處，用4個枒飾加以緊固。

駕匹匹。匹駕匹稱“服”,縛衡軛駕轅側。左右匹稱“驂”，皮系。合稱“駟”。具銅製銜籠嘴，御鍵具。亦銅飾，鑣、廬、冠、題、脊背飾、鞍飾、環、鈴。

戰車每車載甲士 3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首，稱“車左”,又稱“甲首”；右方甲士執戈（或矛），主擊刺，並有為戰車排除障礙之責，稱“車右”，又稱“參乘”；居中的是駕馭戰車的御者，只隨身佩帶衛體兵器短劍。這種乘法可以追溯到商朝。如在殷墟車馬坑中,3名甲士分佈兩處，車后2人，輿側1人；3套兵器，第一套華貴精美，余兩套僅為一般的銅質，有明顯的等級差別，兵器的品種也明顯地有射御之分。

據《左傳》等中國古代文獻記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乘法也與此相同。此外，還有4人共乘之法，稱為“駟乘”,但這是臨時搭載性質，並非通例。除3名甲士隨身佩持的兵器外，車上還備有若干有柄格鬥兵器。據《考工記·廬人》記載，這些兵器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合稱“車之五兵”,這些兵器插放在戰車輿側，供甲士在作戰中使用。西周青銅器的銘文中有“”，這是較早的一個車字，可以看出輿上高插兵器的形狀。但是在實際出土的戰車上，所配置的兵器品種卻往往不像記載的這樣齊全。

國君所乘的戰車稱為“戎車”，其形制與一般戰車基本相同。春秋中期以後，軍隊中出現了專職將帥，國君已經不必親登戰車指揮作戰，因此戎車便失去其作為國君專乘的意義，而成為將帥的指揮車。

每乘戰車除車上的3名甲士以外，還隸屬有固定數目的徒兵（春秋時期稱為步卒，戰國時期稱為卒）。這些徒兵和每乘戰車編在一起，再加上相應的後勤車輛與徒役，便構成當時軍隊的一個基本編製單位，稱為一乘。這一情況反映出當時的軍隊以戰車為中心的編製特點。商周時期的戰車，是中國奴隸社會軍事技術裝備的集中代表，當時所使用的畜力駕挽的雙輪戰車，增強了軍隊的機動性；車上甲士的青銅兵器裝備，發揮了當時兵器的最大威力；車上還配備有旗鼓鐸鐃，用以保證軍隊的通信聯絡和戰鬥指揮。作戰時，甲士站在車上，徒兵跟在車下，而當一方車陣被擊潰之後，勝負便成定局。所以當時的戰爭，主要就是戰車之間的戰鬥。

秦朝戰車的乘法和使用情況，可以從陝西省臨潼縣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戰車兵得到準確反映。儘管出土時木質車體已經朽毀，但從陶質的戰馬、甲士的分佈情形可以看出：每乘戰車仍然是前駕4馬，甲士3人，戰車的形制也沒有很大變化。秦漢之交，漢將樊噲曾以輕車和騎兵攻破雍南；汝陰侯夏侯嬰善用戰車，曾 4次以戰車突擊立功；車騎將軍灌嬰曾以車騎追擊項羽至東城。說明在漢初的戰爭中，戰車仍然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大約到漢武帝年間（公元前140～前87）,漢王朝的軍隊為了與匈奴進行持續的戰爭，發展了大量騎兵部隊，此後，戰車在戰場上便逐漸消失。

1980年陝西臨潼秦始皇陵西側出土了一前一後縱置的兩輛大型彩繪銅車。前面的一號車為雙輪、單轅結構，前駕四馬，車輿為橫長方形，寬126厘米，進深70厘米，前面與兩側有車欄，後面留門以備上下。車輿右側置一面盾牌，車輿前掛有一件銅弩和銅鏃。車上立一圓傘，傘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銅御官俑。其名叫立車，又叫戎車、高車，乘車時立於車上。

戰車為木質結構，一般在重要部位裝有青銅件，通稱車器，用以加固和裝飾。

在車戰的起始階段，使用戰車的數量較少。據《呂氏春秋》記載，夏朝末年，商湯與夏人戰於戉邑，僅使用了戰車70乘。商末，在周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中，達到一次動用 300乘的規模。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兼并戰爭的加劇，戰車數量有了明顯增加。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諸侯國，如晉國和楚國，擁有戰車的數量已達4000乘以上。到春秋戰國之交，由於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擁有大量步兵的新型軍隊開始組成。而鐵兵器的採用和弩的改進，又使步兵得以在寬大正面上，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齊的車陣進攻。戰車車體笨重，駕馭困難，其機動性受地形和道路條件的限制，遂逐漸被步兵、騎兵取代。但是，這一作戰方式的演變過程是極其緩慢的，直到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戰車數量仍相當可觀，大規模的車戰仍然時有發生，如《史記·張儀列傳》記載，當時秦軍的組成是“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但這時的戰車已不再擔負主要的作戰任務，車戰也不再是軍隊作戰的主要方式。

戰車是戰術性的武器，而騎兵變成了戰略性的力量，戰爭並不一定是雙方拼得你死我活的硬撼。軍隊的機動性在戰略方面表現得更好。中國在唐朝以後之所以對游牧民族的戰爭屢顯劣勢就是因為失去了產馬地，部隊喪失了機動性，只能固守，無法追擊。沒有機動性的軍隊雖然規模龐大，但是無法尋殲敵主力，反過來，具有高機動性的騎兵，總是能獲得戰場主動權，並能夠在戰鬥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安全撤出戰鬥。同樣道理，戰車的機動性劣於騎兵，雖然威力大，但是缺乏機動性，同樣多的馬匹建立的戰車部隊，還需要步兵的協同。花費大於騎兵部隊，卻缺乏騎兵的機動性，全騎兵部隊顯然更有優勢，有時體現在戰略機動性上.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唐代大詩人杜甫的一首《兵車行》，沉痛控訴了戰爭的殘酷和給百姓帶來的痛苦，稱得上中國古代相當早的反戰之作。“車轔轔，馬蕭蕭”，描述的雖然已主要是唐代軍中的輜重運輸車輛，卻也讓人聯想起我國商周時期戰爭的主力軍——戰車曾經的輝煌。

在中國古代戰爭中，何時開始用駕馬的車子參戰，至今還不十分清楚。有人從夏啟伐有扈氏的甘之戰前所作《甘誓》說，軍中有“左、右、御”之名，認為是指車上位於左側（車左）、右側（車右）和居中駕車（車御）的武士，推測當時已使用戰車。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記載，商湯滅夏，戰於鳴條時，軍中有七十輛戰車。到了周代，車戰日趨興盛，周武王伐紂時，軍隊主力是“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而諸侯兵會於牧野時，有戰車四千乘之多。戰車速度快，衝擊力強，特別是在開闊地帶作戰，具有步兵無法抗拒的優勢。所以自商以後，尤其到兩周時期，戰車部隊和車戰戰法得到長足的發展，戰車兵逐漸成為軍隊的主力兵種，以一乘馬駕的戰車和附屬的徒步士兵為一個基本作戰單位。判斷各諸侯國的軍事實力，也常常以戰車的數量來計算。總之，當時的戰車兵就相當於今天的機械化部隊，代表著一個國家最先進的軍事武裝。

中國古代的車乃至戰車是什麼模樣？過去因為僅見於文獻的記載，所以人們並不知其廬山真貌。上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安陽殷墟發掘中，其實已經出現了車子的殘跡，但因為古車都是木質，腐朽后只能在黃土中留下特殊的痕迹，沒有清楚的認識和成熟的田野技術，根本不可能將其剝剔出來。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社科院考古所）夏鼐先生率領的考古學家，才在河南輝縣琉璃閣田野考古中，第一次成功剝剔出戰國時期的車子。這種車子雖然只是保留在泥土中的形態，但清晰可辨，準確可靠，完整再現了古車各個部位的形制和細部尺寸，學者們據此在考古報告中細緻繪出了它們的圖像。

這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考古工作者們又陸續在河南、陝西、北京、甘肅、山東、河北、湖北、山西等地殷商墓葬和遺址的發掘中不斷摸索，獲得了大量極為珍貴的先秦古車的遺跡遺物。

綜合這些出土古車資料，我們終於可以知道當時車子的模樣了：它們是木質，獨轅，兩輪，車廂方形並從後面開門上下。車轅後端壓置在車廂下的車軸上，轅尾稍露在車廂后。車轅前端橫置車衡，衡上縛軛，用來駕轅馬，一般是駕兩匹或四匹馬。車輪輪徑較大，裝有十八至二十六根輻條。

考古發掘出土的殷商古車，相當多的車上和車旁發現了兵器，表明它們應該是用於作戰的戰車。比如河南安陽殷墟大司空村第175號車上，就有銅戈、銅鏃等實用兵器；殷墟西區M43車馬坑中埋有一輛前駕兩匹馬的車子，車廂里放著一個皮質圓筒形矢箙（箭囊），內裝十支利箭，都配著銅質箭鏃，箭囊旁還有一件銅弓形器和兩柄銅戈。這兩車都應是戰車。另外，一些車上雖然沒有兵器，但所屬墓葬中常有成組的兵器出土，所以其中也可能有戰車。

出土的戰車甚至可以反映出作戰時車上乘員的情況。比如山東膠縣西庵鄉出土的一輛西周戰車上，放有兩組青銅兵器，靠右側的一組只有一柄戈；靠左側的一組有戈、戟各一件和箭鏃十枚。這兩組兵器出土時的位置，正好說明了車上乘員的位置：根據記載，當時一乘戰車上應該有三名乘員，主將的位置居左，那一組製作精美的戟、戈和防護裝具，正是為他所用的。右側位置是主將手下的武士，為“右”（或“戎右”），是戰時的主力。在主將和戎右的中間是“御”，即駕馭馬車的馭手。這樣的位置，恰好和文獻中戰車乘員配備及戰時情形相吻合。再從已經發掘出的商周車子的車廂寬度考查，一般寬在130-160厘米，進深80-100厘米之間，並乘三人是完全可能的。

由於戰車上的乘員都是站立在車廂中作戰的，所以他們身著鎧甲的甲身都很長，與後來騎兵和步兵所穿鎧甲不大一樣。乘員中戎右因為要揮臂格鬥，故只在肩部加有披膊；御者的職責是駕車，因此兩臂披膊向下延伸，一直護到腕部，並且還接綴舌形護手，在頸部加有高高的“盆領”。車戰武士這樣的護甲形制，一直沿用到秦代，在秦始皇陵陪葬陶兵馬俑坑出土的木質戰車上，駕車的馭手就身著這樣的護甲。

除了戰車乘員外，駕車的轅馬也披掛了皮革製成的甲衣。湖北隨縣擂鼓礅一號戰國墓里出土的大量皮質甲片中，就有用來編綴馬甲的甲片，據同墓隨葬的竹簡文字記載，當時的馬甲有彤甲、畫甲、漆甲、素甲等多種。保存較好的馬甲，出土於湖北荊門包山楚墓中，馬甲胸頸部有25片甲片，分5列，每列5片；軀幹部有48片甲片，左右對稱，各分4列，每列6片；還有保護馬頭部的皮甲胄，由頂梁片、鼻側片、面側片等6片甲片組成。這套皮馬甲能夠有效地保護駕車轅馬的頭、頸和軀幹免遭敵方箭石的損傷。

戰車車廂也需要防護，河南淮陽馬鞍冢二號車馬坑出土的四號車，車廂外側釘裝有青銅護甲，甲板每塊長13.6厘米，寬約12厘米，厚0.2厘米，共釘80塊。2007年結束髮掘，最近剛剛披露的山西北趙晉侯墓地一號車馬坑，一坑中埋葬著至少105匹馬和48輛整車，是迄今為止所見西周時期規模最大，陳放車輛最多的車馬坑。其中多輛車廂中還保留著銅馬甲、馬具和銅劍鏃、銅戈、銅矛，顯然都是當時的戰車。更有一編為11號的車廂外側，裝有蓮瓣狀青銅甲片，排列整齊，保存完好，與上述馬鞍冢二號車馬坑的四號車一樣，算得上名副其實的“裝甲戰車”。河南洛陽中州路出土的戰國駟馬戰車，還將強弩裝備於車體上，射程要比弓箭遠得多。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是國家大事，改朝換代的直接推手，曾經在古代（主要是先秦）戰爭中發揮過突出作用的戰車，在我國各地古墓葬和遺址中有大量存留，許多作為大墓陪葬的車馬坑，動輒埋葬幾十乃至上百組殺殉的駿馬和裝備整齊的車。杜甫眼中的轔轔車馬當然已不是先秦戰車的模樣，但我們今天有幸看到考古發掘出土的，數量如此眾多的各地車馬坑中，再現的可都是兩千年前能參加實戰的真馬真車。

衝車：諸葛亮攻擊陳倉的武器，也是歷代進行攻城的時候使用的重要戰車，在陳倉，被郝昭用鏈球式磨盤所破。

巢車：古代的裝甲偵察車，用於窺伺城中動靜，帶有可以升降的牛皮車廂，最早見於《左傳》。

流馬：源自諸葛亮的運輸車。

偏箱車：戚繼光對抗北方游牧民族軍隊的戰車，一側的裝甲可以作為初步的掩體。

洞屋車：用於攻城的戰車，侯景曾經用它和它的改進型尖頭木驢攻克健康，上面抗矢石，下面可以挖掘破城。

塞門車：守城的武器，一旦城門被撞開，這就是活動的城門。

雲梯車：雲梯可不是一般電影上那樣一個簡單的梯子，它帶有防盾，絞車，抓鉤等多種專用攀城工具。

塞門刀車：加以改進的塞門車，這樣對方很難攀援，形成活動的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