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大學

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發動全面內戰。中國共產黨力爭和解主張建立聯合政府的努力被破壞，全國人民的和平願望落空。為了備戰，1946年10月，北方大學由邢台遷往山西革命根據地。1948年5月重新遷回邢台。

1948年春，為了迎接全國解放，中共中央決定將晉冀魯豫邊區的北方大學與晉察冀邊區的華北聯大合併，建立了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副校長范文瀾、成仿吾。8月24日，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在河北正定正式成立。

北方大學從建校到與華北聯大合併，雖然僅兩年零八個月，但她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佔有光輝的一頁。

1949年底遷往北京，即後來的中國人民大學。邢台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發祥地之一。

1946年7月北方大學利用暑假組織學生參加邢台、沙河兩縣的農村工作團，幫助貧下中農進行土地改革。還成立“翻身劇社”，到農村演出，受到農民歡迎。1946年7月統計，晉察冀邊區有大學2處，學生1086人；專門學校及學院5處，學生831人。1945年11月28日在南宮成立的冀南建國學院，冀南行署主任孟夫唐兼任院長。2所大學全在邢台，還有1所學院，佔到了晉察冀邊區的將近一半的高校，可以說在解放戰爭初期，邢台是晉察冀邊區文化中心。這是邢台近現代歷史上高等教育最發達最繁榮的時期，也是歷史上第二次高等教育高潮。

1945年12月，邊區政府決定組成以楊秀峰為主任的北方大學籌備委員會。楊秀峰親擬電報，要求中央把范文瀾調來當校長。經反覆商量，中央有條件地同意了楊秀峰的請求，即由邊區派得力助手協助范文瀾主持校務，以不影響他的中國通史研究。范文瀾是著名學者，知名度很高。中央同意他來當校長，使全邊區人民十分高興，也轟動了平津、濟南、開封等蔣管區。為落實中央“條件”，楊秀峰親自選定學校領導，任命羅青、孟夫唐、王振華、張柏園、曾毅等分別擔任秘書長、校務主任、教務長等職務，以減輕范文瀾的行政工作。范文瀾從延安到邊區時，帶來了艾思奇、陳唯實等幾位學者，同時到北方大學任教。隨後，邊區又調來了一大批專家學者到北方大學來，其中不少是國內外著名學者，如黃松齡、王學文、何穆、劉大年、葉丁易、王鶴、王南、陳荒煤、夏青、喬羽等。

當時邢台所在的晉冀魯豫邊區是最大的解放區，人力物力相對充盈；而且邢台所屬的太行區是革命老區，群眾基礎比較好；另外邢台城內的天主教堂、城外的基督教堂、日軍佔領時期的新兵營等建築是規模較大、設施較為完善的公共場所，邢台又是冀南交通樞紐，交通便利，這些都有利於北方大學的籌建發展。

1946年1月5日在邢台市西關正式成立了北方大學，分設行政學院、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文教學院、財經學院等6院。1946年2月，朱德總司令找范文瀾談話，要求他要儘力辦好學校。3月，范文瀾到邯鄲面見楊秀峰主席請示工作，並經中共中央北方局商定，任命羅青為秘書長，王振華為教務長（後由張柏園接任教務長）。校部設招生委員會及秘書、總務兩處。招生委員會負責招生事宜，秘書、總務兩處則負責修建校舍、搜集圖書、購置校具，聘請教幹人員等工作。不久，即成立大學預科及財經、行政兩個學院，共有學員550餘人，教員30多人。購置與捐獻圖書5000多冊。1946年春，校舍大部修理完竣，一切就緒。這是北方大學的初創時期。

1946年4月中旬，范文瀾校長到校后，針對學校的情況，進行了必要的整頓。4月16日范文瀾召開校領導幹部會議，要求“統一思想，統一步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楊秀峰主席領導下完成黨交給的任務。”4月20日，范校長在全校教職學員大會上講話，全面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提出了校風、教育方針、組織機構等問題。

全校大會後，校部認真抓了分院、編班及甄別測驗工作，清退了部分日偽人員及年齡過大的學員。同時，清查賬目，清除貪污瀆職人員，改善師生生活。正式成立教育、財經、行政、工、醫5個學院。

5月，校部建立教務、總務、秘書及生產工程等4處。5月21日，北方大學在河北省邢台市正式開課。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特聘范文瀾為校長。北方大學是邊區政府的最高學府，內設行政大學學院、財經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和一個附屬班。楊秀峰十分重視學校的建設和發展，學校開學不久，即來到學校，了解情況，並對師生髮表了《對於時局應有的認識》的講話，勉勵大家要“在認識時代的客觀基礎上，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8月，教務處下設註冊、教務兩科，改秘書處為秘書室，生產工程處合併到總務處。9月，在邊區文聯協助下，成立文藝研究室。經過整頓，學校各項工作逐步走向正軌。

正像劉大年所說，“北方大學是解放區第一所院系比較齊全、規模比較大且比較正規的綜合性大學。”當時，學校設工、農、醫、財經、文教、藝術、行政等7個學院和歷史、財經兩個研究室。兩校合併時，除陸續調出參加工作的700多人以外，北方大學尚有學員1000多名。

趙子真老人向記者介紹了當時各學院、研究室的簡況：

意義

1946年1月，北方大學在邢台市成立，當時的北方大學設立有7個學院，包括文教、財經、工、農、醫、藝術、行政學院，學生高達兩千人，有來自全國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的學生（含台灣省），更吸引了一批來自京津等大城市的知識分子，北方大學的學生一批批走向社會，有的犧牲的戰場，有的成為專家學者，有的為社會主義事業默默奉獻一生，在兩年半的時間內為新中國培養了一千四五百位的革命幹部，這些幹部在不同崗位奮發努力，為革命做出了卓越貢獻，其中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領域造詣非凡，作出了傑出貢獻，她對新中國的高等教育的影響還在於從北方大學衍生了幾所名校。

北京理工大學----北方大學工學院後來和晉察冀邊區工業專門學校合併成立華北大學工學院發展成為北京工學院即今日的北京理工大學。

中國農業大學----北方大學農學院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農藝系合併發展為今日的中國農業大學，該校前校長樂天宇即為原北方大學農學院院長。

中國歌劇院、中國舞劇院----北方大學藝術學院後來和華北聯合大學藝術班合併發展成為中國歌劇院、中國舞劇院。

華北醫科大學-----北方大學醫學院和晉察冀白求恩醫大合併成為後來的華北醫科大學，誕生於邢台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成為華北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由北方大學歷史研究所發展而來，原北方大學校長范文瀾生前一直擔任該所所長。

中國人民大學------北方大學和華北大學合併發展為中國人民大學

北方大學這所在解放戰爭中創辦的新型學府，是中國解放區第一所綜合性大學，他的誕生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對即將全面展開的新生活做一次嘗試，北方大學的經歷和產生的影響，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很重要，北方大學設在邢台也是邢台的一筆寶貴財富。

北方大學的幹部教職員，來自幾個方面。有延安來的，最早來的有樂天宇、尹達、榮孟源、陳唯實、龔古今、秦思平等；有從晉冀魯豫邊區黨政機關調來的，如王振華、張柏園、梁維直、曾毅、孟夫唐等；有從野戰部隊調來的，如王南、郭欠恆等；也有從蔣管區越過重重封鎖而來的，如王錦第、劉桂五、謝■、王凡、賈鼎臣、劉舒等。還應特別提到的是韓丁、楊旱兩位著名的美國友人。抗戰勝利后，他們在聯合國救濟總署工作，因同情中國革命，於1947年來到北方大學農學院工作，韓丁試製“開山犁”。楊旱在農場試驗牲畜人工受精。他們都為中國的農業做出重要貢獻，並為增進中美友誼進行不懈的努力。

北方大學的學員，約70%來自解放區，30%來自蔣管區。學員籍貫幾乎涵蓋了全國各地，包括台灣的。其中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幾省的為多。東南亞國家的華僑也有慕名而來的。

解放區的學員，有來自地方和部隊的幹部，也有青年學生。趙子真說，抗戰中，“淪陷區”的愛國青年“誓死不當亡國奴”，衝破日偽的重重封鎖，奔向“大後方”（蔣管區）。他們經過幾年的顛沛流亡生活，接觸社會較多，了解人民的疾苦也較深，親眼所見，親身體會到國民黨統治的反動與腐朽，因而他們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抗戰後期，“大後方”的學生運動蓬勃發展，在地下黨的領導教育下，許多青年學生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有了清醒的認識，積極追求光明，其中不少人通過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或中共城市工作部的介紹，冒著生命危險，越過敵人的重重封鎖線，來到北方大學。趙子真說，他就是先從日本佔領區自己的故鄉山東煙台輾轉至“大後方”，又通過地下黨的介紹運護到達了北方大學，而他的愛人高翔則是從昆明輾轉至北方大學的。

在趙子真老人的記憶中，在北方大學整個辦學過程中，總的指導思想就是，為解放戰爭和建設新中國培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各種專業人才，革命和建設需要什麼人才，就培養什麼人才。

在教學過程中特別注意理論與實際聯繫。范文瀾校長曾在全校大會上強調，“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向實際獲得了證明的理論才是最正確最科學的真理。因此我們所講的都應當是對邊區建設有實際意義的課程，從邊區、全中國以及全世界之實際情況出發，去確定教材的內容才不致脫離實際。”“我們不能關起門來上課讀書，還要有計劃地到有關的地方去實習。”“學校的課程是根據實際材料來的，但社會的實際情況常常會有某些變化，同學們將來運用時，要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運用，才能和新的實際結合起來。”總之，“只有用正確的人民的立場，群眾的觀點，科學的方法。分析客觀實際的現象，使之提升為理論。然後依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到實際行動中去。行動的結果，繼續豐富和發展理論的內容，才是真正的理論與實際聯繫。”

農學院根據邊區急需發展糖業，以打破國民黨的封鎖，解決邊區軍民食糖問題，設立了製糖系，創建了製糖廠，大力培養糖業人才。為解決邊區農業大生產和戰爭中畜力嚴重缺乏的問題，學院設立了畜牧系。由研究生及製糖系、畜牧系的學員組成農村技術教育工作隊，分赴太行、太岳，設立了17個工作站。針對邊區和部隊需要大批文教幹部的問題，把教育學院改為文教學院。這就改變了舊教育制度理論脫離實際的弊端，把學習和實踐結合起來，把培養人才和推廣新技術結合起來，使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推動邊區的經濟發展結合在一起。

各學院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都注意緊密結合當時邊區建設和戰爭的實際。如各學院普遍重視時事政策教育，學院領導經常作形勢報告。組織時事討論會。同時注意加強革命基本理論的學習。如《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各院系的專業課，也注意結合形勢發展和當地的需要。醫學院組織考察團到各野戰醫院和後方醫院進行調查，了解他們必備和急需的知識，然後歸納整理，有的放矢地安排教學內容。

在教學中。還不斷根據實際情況的發展變化，補充更新教學內容。如講政治經濟學，則補充大家關心的邊區合作經濟發展情況；在太行山上，就補充太行區的經濟問題。

為加深對理論的理解，師生還深入社會調查。如學習“剩餘價值理論”，趙子真老人所在的文教學院組織學員到石圪節煤礦井下參觀，請老工人講舊社會資本家是怎樣剝削工人的。學了“中國革命問題”，分析農村各階級的狀況，我們就深入農村作階級調查，參加農民的訴苦大會，參加土改工作隊，接觸實際的階級鬥爭，在實際鬥爭中提高階級覺悟，提高理論政策水平。

教育方法結合實際。北方大學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年齡大小不一（20－24歲的佔57%，不足20歲的佔24%。25歲以上至30多歲的近20%）；文化程度參差不齊，有高中程度的，有初中程度的，也有大學，留學的；經歷也不相同，有青年學生，有黨政軍的基層幹部，也有蔣管區來的職員、新聞記者。北方大學注意到這一情況，教育方法從學員實際出發，靈活多樣，不拘一格。在學習方式上，有講課、自學、集體討論（互助小組座談，大組或全班討論）、總結（個人總結、領導總結）等方式。

參加革命實踐是北方大學教育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946年中共中央發布《五四指示》后，北方大學利用暑假，組織“北大翻身大隊，分赴邢台市、南和縣、任縣等地參加土地改革。趙子真老人回憶說，大家下去之前，集中在行政學院學習土改政策，邊區民運部長聶真作土改工作報告，大家討論很熱烈。趙子真被分配到南和縣，當時鬥爭比較複雜，民兵們暗中放哨，來保護工作隊員的安全。學生們在實際中進一步了解群眾受壓迫受剝削的痛苦，加深了同勞動人民的感情。當工作告一段落離村時，翻身群眾在沿街兩旁擺了食品，夾道歡送，依依不捨。大家深深體會到廣大農民翻身後的喜悅心情，也深深意識到，誰得到人民的擁護，誰就將取得勝利。

回憶起在北方大學學習的日子，趙子真老人格外激動，一些難忘的小事清晰地浮現在他的腦海。

當時的物質生活是比較艱苦的。學生們的供給標準是每人每天三錢油，三錢鹽，白面很少，主要吃小米飯。剛上太行山時，一天三頓是小米飯加山藥蛋，有時光吃山藥蛋。太行山上的冬天，天氣十分寒冷。大家都在院子里吃飯，頭幾口是熱的，再吃就變成涼的了，最後碗里的米粒一個個都吃成小冰粒了。南方來的同學，經不起凍，手指凍僵了打不過彎。早晨有的同學用冷水洗臉，敲破冰，舀出一茶杯水，手都凍硬了，但沒有人叫苦。當時，幹部、教員和學員一起過著艱苦的供給制生活。在學校遷移、下鄉土改過程中，幹部和學員都是徒步行軍。領導幹部有馬不騎，有大車不坐，走在隊伍的前面。文教學院年過半百的張宗麟院長，也精神抖擻，走在行軍行列中，使同學們受到極大鼓舞。同學們在他的鼓舞下，不由得加快了前進的步伐。

物質條件的艱苦並未能影響到同學們學習知識，報效祖國的決心，同學們在學習上互相幫助，思想上互相交流，政治上互相關心，生活上互相照顧。學習上有什麼疑難問題，平時一般在互助小組解決。誰心裡有什麼疙瘩，同學就找他談心，幫助解除。同學病了，總是有人把病號飯送到床前，體貼安慰，無微不至。

領導對同學們也關懷備至。當年趙子真一行13個青年學生，從蔣管區剛到北方大學時，范文瀾校長親自接見了他們，講了當時的形勢和為人民服務的辦學宗旨，親切地問我們，生活習慣不習慣，路上吃苦了沒有。他們到北方大學剛安置好房舍，就有一位衣著很舊的老人到住處問寒問暖，並幫助他們從總務那裡領來一把水壺，親自給他們打來了開水。後來趙子真才知道，這位看似校工的人就是教育學院的主任張萃中。他經常到宿舍看望學生們。當他了解到學生們有限的路費在路上全用光了，就從總務那裡給他們借了一點零花錢。見他們僅有一條薄被子，就發給一個床單。這些事雖不算大，卻給趙子真等這些剛來解放區的青年學生體會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也從這些領導同志身上看到了共產黨關心、愛護青年學生的可貴作風。

在艱苦生活中，學生們學習很緊張，精神很愉快。歌聲四處回蕩。當時大家最愛唱《解放區的天》、《我們在太行山上》、《延安頌》、《南泥灣》、《游擊隊之歌》、《打得好》和一些蘇聯革命歌曲。文教學院還編了院歌。每逢重大節日，藝術學院、北大劇團就演出文藝節目。當時文體器材很少，我們就因陋就簡，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開展活動。冬天就去村邊大水坑裡滑冰。南方來的同學不會滑，北方的同學手把手地教給他們。記得有一天、有個台灣籍同學。剛下冰場就摔了一跤，摔斷兩顆門牙。他不但不氣餒，而且說這是有意義的紀念，擦乾血跡，接著練習。

北方大學的作息時間，早晨6點起床，集合哨一響，大家就迅速集合站隊，到場上跑步，扭秧歌。課間，有人把鑼鼓一敲，同學們就隨著鑼鼓聲走出屋來，扭起秧歌。晚飯後，同學們三三兩兩在村邊打穀場上和村邊小路上談心，交談學習收穫，解除思想疙瘩，暢談革命理想。

為了盡量減輕人民的負擔，學校發揚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組織教職員工和廣大學員，利用學習間隙進行生產勞動。北方大學在建校初期，即成立了生產機構。在邢台時，“新兵營”的大片土地，就是生產基地。學校遷山西后，除耕種駐村撥給學校的土地外，我們還利用校院內外的空地種蔬菜。晚飯後，學員三三兩兩背起糞筐，一面談心，一面拾糞，生活充滿樂趣。不但積了肥，還改變了許多人過去見了拾糞的就捂著鼻子繞道走的怕臟怕累思想。通過生產勞動，既改變了學員的思想感情，也改善了大家的生活。一星期能吃到兩頓白面，幾次豆腐，蔬菜品種也多了。自己養豬，過年過節吃肉也方便。改變了過去那種頓頓小米飯、山藥蛋的狀祝。這樣，既減輕了群眾負擔，支援前線，也改善了師生的工作和學習條件，真是一舉數得。

除農業生產外，許多同學還學會了紡線。有的學院還研製了織布機。有的女同學還給合作社加工，用當地的羊毛紡毛線、打毛衣。學校還搞長途運輸，學員參加運煤運糧。據統計，1947年全校生產折款約2000多萬元（邊幣）。僅我們文教學院就收穫蔬菜20多萬斤。

學校在提倡生產勞動的同時，還大力提倡節約開支，支援前線。不少同志把學校發給的每人每月6斤小米的津貼費，除了留下組織費以外，全部節約上交。省下的衣服鞋襪，也都主動上交。僅行政學院123人，1947年節約上交的津貼、鞋襪、衣物等項就折小米2.1萬多斤。在節約支前動員大會上，范校長當眾表示帶頭戒煙，併當場砸了煙袋。我們把生活津貼節約交公后，沒錢買牙粉，就用鹽水刷牙；沒錢買肥皂，就用灰菜或用草木灰淋水代替肥皂。同學們並不覺得苦，能為支援前線出一點力而欣慰，為能減輕邊區人民的一點負擔而心安。

北方大學歷時雖短，但她繼承和發揚了延安的革命傳統，樹立了優良的革命校風。趙子真老人回憶到：北方大學的校風是實事求是、團結友愛、耐勞樸素、活潑愉快，北方大學的校風具體反映在學習、生活及學校工作的各個方面。

在學習中，學校提倡民主作風，互相學習，互相幫助，既耐心幫助別人，也善於聽取別人的正確意見。特別是教師，能夠經常虛心聽取學員的意見。有的意見雖然提得很尖銳，甚至很刻薄，但教師也能虛懷若谷，從善如流。有一次，一位著名的歷史教授拿著學員提意見的紙條當眾宣讀，其中有一條意見寫道：“老師講課不生動，我原來對歷史很有興趣，聽你這麼一講，我學歷史的趣味都沒有了”念了以後，引起鬨堂大笑。教師當場表示：很抱歉，我講得不好，挫傷了這位同學的學習熱情，感激他提出尖銳的意見，幫助我改正。教師的這種誠摯態度，給趙子真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使他在以後長期的工作中也能十分注意聽取同志們的不同意見。

學習中提倡自由思想，追求真理。學員提出的問題，大都是通過自由爭辯來統一認識。有時意見不一致，各持己見，相持不下，就暫停爭論，進一步收集資料，學習文件，尋找根據，然後再組織討論。當時無論解放區來的同學，還是蔣管區來的同學，都帶有許多模糊認識，大家都原意說心裡話，把不懂的問題提出來求得解決。這些問題經過討論，甚至爭得面紅耳赤，待認識得到統一，大家都感到有收穫，同時，相互間的感情也加深了一步。

在生活問題上，也實事求是地對待學員的意見。辦學初期，伙食標準不高，飯菜不凈，小米飯里時常有砂子，同學們意見很大，議論紛紛，在牆報上展開辯論。有的寫道：先吃砂子，后吃碌碡，再吃太行山。有人對提意見的同學提出批評，說他們革命精神差，不能吃苦等等。范校長、羅青秘書長等校領導細心看著每張牆報，一面看一面笑。同時深入學員大灶，了解情況，組織了查賬。學校召開了反貪污大會。教務長張柏園在大會上用響亮的聲音向同學們講：“一個貪污一個腐化，會使一個政黨，一個幹部從根子上爛掉。”這些話語，幾十年來，還時常迴響在趙子真的耳邊。

通過全體教職學員的努力實踐，北方大學的教育教學工作形成一些新的特點，為創辦新型的大學提供了寶貴經驗。這些特點是：以新中國建設為基本點，既有地方性，又面向全國；校長負責，教員治校，學生自治，構成民主集中制的新體系；發揚民主，自由思想，形成了好的學術氣氛和新型的同志關係；教學實踐與邊區建設實踐相結合；普及為主，提高為輔的人才培養；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相一致，群眾路線，集體組織；教、導合一，自學與輔導結合；實事求是，艱苦樸素。這些特點，許多方面都反映了教育教學規律，很有借鑒意義。

北方大學的學員在教師的輔導下，在教學與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相結合的活動中，奠定了初步的現代科學知識和革命思想基礎，樹立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革命理想。他們告別革命母校，走向廣闊天地后，有的匯入解放大軍的洪流，不少人英勇犧牲在戰場上；有的則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無聞地為人民事業作出貢獻；有的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為骨幹力量；有的潛心攻讀，刻苦實踐，成為各種專業的專家、學者，他們當中出現了一批有突出成就的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