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爾布特

波爾布特1925年出生於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1949年以良好的學習成績獲得到法國留學的獎學金，在巴黎讀書期間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推翻了朗諾軍人政府，1976年1月5日，頒布新憲法，改國名為民主柬埔寨后，同時宣布廢除君主立憲制。同年4月，西哈努克親王辭去國家元首後退休，接著召開了第1屆人民代表大會，喬森潘任國家主席團主席，波爾布特任政府總理。

紅色高棉執政時期，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的醜惡象徵，它會腐化幹部和群眾。要建設理想社會，就必須消滅城市。紅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內使國家實現現代化，把柬變成一個農業社會後，它著手推廣原在解放區實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貨幣和市場，實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給制。男女老少集體勞動，在公共食堂集體就餐。紅色高棉禁止私人擁有財產，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組織安排，婚後夫婦要分開居住。禁止人們從事宗教活動，勒令僧侶還俗。視知識為罪惡，不設正規學校，禁用書籍和印刷品。人們不能自由流動。全國沒有郵政電信，也沒有醫院。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對其鄰國民主柬埔寨發動戰爭。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和1976年7月南北統一后，黎筍集團地區霸權主義野心急劇膨脹。1975年6月4日，越軍強佔柬埔寨的威島。從1977年起，越柬邊境不斷發生衝突事件。同年9月和12月，越軍先後兩次入侵柬埔寨。1978年6月，越南加入經互會。11月上旬，《越蘇友好合作條約》簽訂。蘇聯對越南的軍事援助迅速增加。

12月25日，越南出動10多個師，20多萬正規部隊，分兵7路，向民主柬埔寨發動大規模武裝入侵。1979年1月7日，佔領金邊，並拼湊韓桑林為首的親越政權。越南的侵略行徑遭到國際社會特別是東盟國家的強烈譴責。聯合國大會從1979年以來，每年都通過決議，要求越南無條件地從柬埔寨撤軍，恢復柬埔寨的和平、中立、不結盟地位。柬埔寨人民奮起抵抗。1979年8月成立柬埔寨愛國、民主、民族大團結陣線。1979年10月成立宋雙領導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線。1981年3月成立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爭取柬埔寨獨立、中立、和平與合作民族團結陣線。1982年6月22日，三方愛國力量組成柬埔寨聯合政府，得到國際社會廣泛承認和支持。越南速戰速決佔領柬埔寨的計劃破產。

1989年9月越南從柬埔寨撤軍。1991年10月23日，柬衝突四方在巴黎簽署《巴黎和平協定》。柬將實現民族和解，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大選。但作為柬國內重要政治派別的紅色高棉卻拒絕與聯合國合作，抵制大選，白白葬送了合法回歸柬政壇的歷史性機遇。紅色高棉失去國內盟友和國際支持，陷入全面孤立。在政府的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下，紅色高棉內部思想混亂，官兵厭戰思鄉，開始逃離。對此，強硬派領導人始終沒有制定切合實際的對策。波爾布特對外迷戀軍事鬥爭的魔力，對內他堅持抗美時期的做法，反對自由經濟和私有財產，強化他的絕對領導，清除不同意見者，結果激起內變。1996年8月紅色高棉二號人物英薩利率領兩個師投降政府軍，到1997年5月，紅色高棉已喪失了近80%的作戰部隊，大勢已去。

1997年6月民柬國民軍總司令宋成密謀投誠，波爾布特得知後派人槍殺宋成夫婦及其8個子女。紅色高棉官兵忍無可忍，第一次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的“一號大哥”。波爾布特倉皇逃命，但為部下抓獲，隨後被公審判處終身監禁。紅色高棉希望通過此舉改善形象，尋找出路，但因波爾布特是紅色高棉的靈魂和象徵，對他的審判顯然更使民柬群眾士氣渙散。

波爾布特去世后，剩下的紅色高棉領導人陸續走出叢林，形成又一輪投誠浪潮。最後是1998年12月5日肯農等8位將軍率數千餘部的投誠，以及民柬前主席喬森潘和前人大委員長農謝的回歸，紅色高棉作為一段歷史正式畫上句號。

1970年3月朗諾發動政變，西哈努克親王抵達北京后，當時正在河內的柬共領袖波爾布特曾隨范文同總理來華。雖然他在北京始終沒有露面，但卻從范文同與周恩來就柬埔寨問題及印支局勢舉行的會談情況中，了解到了柬民族統一陣線成立及如何開展抵抗運動等一系列問題的協商過程。由於中國和越南堅決支持以西哈努克親王為主席的柬民族統一陣線領導的抵抗鬥爭，柬共中央作出決定，停止攻擊西哈努克親王，與之聯合起來，打擊朗諾政權。柬共領導人喬森潘等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毫無保留地支持西哈努克親王3月23日在北京發表的告高棉同胞書和聲明。至此，柬埔寨左派力量集合到了西哈努克親王舉起的抵抗旗幟下；喬森潘等柬共領導人也成為柬第一屆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內閣成員。

1970年6月美國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的軍隊，實施“戰爭高棉化”的方針后，以柬共領導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為骨幹的柬埔寨愛國力量開始集中打擊朗諾集團，在短短几年內，即使朗諾政權陷入了政治 上孤立、軍事上難以自保的境地。1974年4月2日，毛澤東在會見喬森潘、英·薩利和西哈努克親王時，雙方已談到了柬埔寨解放后的政權建設問題。

這次會見是在既輕鬆又不無沉重的氣氛中進行的。毛澤東問喬森潘和英·薩利：“你們對兩位親王，還是要打倒他們，還是要團結他們？”在座的人聞言都笑了起來。喬森潘連忙回答：“我們的意見完全一致，沒有理由打倒他們。”西哈努克則隱含深意地點出：“主席閣下是指將來。”參加會見者於是又都笑了。當英·薩利解釋說“在中國和越南援助下進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點。我們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會階層，即不排斥任何階層。我們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團結起來，而沒有理由排斥一個階層”時，毛澤東指出：“要排斥朗諾集團，要團結兩位親王。我贊成你們的方針。”同時指著英·薩利和喬森潘對西哈努克說：“你們兩位親王呢，也不要打倒他們。”並要喬森潘與英·薩利直說自己是代表共產黨的，不要吞吞吐吐的；而西哈努克和賓努則是代表另一個黨。

“兩個黨聯合起來就是為了打倒朗諾反革命黨”。西哈努克表示：“戰爭結束以後，解放以後，我們之間也不會吵架。賓努親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實意地幫助柬埔寨共產黨人鞏固人民革命的成果。”接著，他又多少有些無奈地說：“國內的政權已經轉交給人民了。我已經把政府、行政、軍隊和警察都交出來了”。“戰爭結束以後，即使我願意打倒柬埔寨共產黨人，也不可能了，因為軍隊和政府都不在我手裡。我什麼都沒有了”。“因此，將來獨立的、拒絕任何外國統治的柬埔寨由共產黨來掌權是完全正常的。”毛澤東聽后讚許道：“這樣好嘛。”西哈努克只得一面表示“謝謝主席”，“柬埔寨共產黨人對我也很好”；一面不失時機地強調指出，柬共說“不需要改變政體，改稱柬埔寨共和國”。他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見，同意保持兩千年的王國正統形式”。隨即他又表白道：“實際上柬埔寨已經進入革命時代。我只是國家元首，並不掌握政權”。“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喬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權。”並保證“以後不會發生內部動亂，我不會為此和他們吵架。”對此，毛澤東不以為然地說：“吵架總是要吵的，不過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團結。”

會見中，英·薩利深有體會地談道：“過去我們只是看主席的書，現在正通過親身經驗體會。”毛澤東指點說：你們要形成一個拳頭，能夠打到佔領金邊，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萬軍隊。要把手捏成一個拳頭，不是游擊隊，要正規軍；要減租減息；要給農民分土地；可以沒收買辦資本，但不要忙於沒收民族資本；不僅要讓富農與你們站在一起，還要團結一部分中小地主……

他還特別向西哈努克建議：“我還是勸你讀一點馬克思和列寧”。說，“我總是希望你進步”。並囑咐道：你們兩位親王“不要學中國出林彪這類人。朗諾就是林彪。朗諾親美，林彪親蘇。”在西哈努克表明自己“是親柬埔寨的”后，毛澤東高興地說：對了。第三世界要團結起來，人多啊！帝國主義怕呢！此後，柬埔寨抵抗力量對朗諾政權的攻勢日趨強大，到9月末，領導抵抗運動的柬埔寨共產黨已能夠充滿自信地，在距金邊僅20英里的地方舉行慶祝柬共成立23周年大會了。慶典結束不久，柬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波爾布特即發出了總攻的動員令。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愛國力量收復金邊。新政權的電台宣稱：柬埔寨的 歷史從此揭開了新的一頁。毛澤東發去賀電，宣布：在今後的鬥爭中，中國人民將永遠同你們站在一起，共同前進。波爾布特說他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但是陳伯達、張春橋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的革命理論與實踐”。

當柬共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候，以哪種模式為樣板建設新政權的問題擺到了柬共領導人的面前。早在1965年11月，波爾布特就曾到中國進行訪問，並一直逗留到次年的2月。這時正是毛澤東醞釀和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波爾布特說，在此期間，他會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彭真等一些政治局委員，雖然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但是陳伯達、張春橋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的革命理論和實踐”，特別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等理論和經驗。可以說，對於波爾布特而言，毛澤東的理論、中國的鬥爭經驗實際在那時即已成為他心中的治國依據。

1975年4月19日柬埔寨全國解放后，在新政權領導層的會議上，波爾布特提出：我考慮了很久。我想了兩句口號，作為我們今後工作的指導方向，大家可以討論一下。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設國家，保衛國家”來概括我們今後的任務。波氏繪成的這一建國藍圖就是，在國家政權建設方面，徹底摧毀舊的政府機構，由柬埔寨的“無產階級”執掌各級政權的大印。在經濟體制變革方面，廢除貨幣和市場，推行配給制、按需求分配；廢除私有制，實行公有制、集體化，開辦公共食堂，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勵普及教育；挑戰作為國教的佛教傳統，視宗教為精神鴉片，動員僧侶下田參加勞動；暫時終止郵政通信聯繫，以防反革命的串聯活動；廢除主僕關係；提倡純潔樸素，禁止佩戴首飾、穿華麗服裝。在保衛新生政權方面，集中力量鎮壓反革命，堅決將“那些擋住革命道路的人統統踩到腳下”；甄別全社會人員的階級屬性，明確階級陣線，分清敵我友；同時高度警惕外國帝國主義和敵視柬埔寨革命的反動勢力的進攻，8萬人民解放武裝力量加強備戰，隨時準備消滅來犯之敵。此後，僅僅幾個月內，波氏的藍圖便已席捲全國各地。一場中國人民曾經經歷過的革命運動，在柬埔寨全國轟轟烈烈地興起了。

1975年6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柬共中央書記波爾布特等人。毛澤東同波爾布特熱烈握手，波爾布特則激動地表示：我們今天能在這裡會見偉大領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澤東談道：你們的作戰、戰爭、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統一戰線，我不談了。並指著鄧小平 說，我贊成他的，他說你們是正確的。在一個小時的會見中，毛澤東詳細講述了路線鬥爭問題，他說：我們贊成你們啊！你們很多經驗比我們好。中國沒有資格批評你們，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線錯誤，有些是全國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們基本上是正確的。至於有沒有缺點，我不清楚。總會有，你們自己去糾正。並告誡說：你們現在是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道路，兩種可能：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資本主義。我們現在正是列寧所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這個國家是為了保護資產階級法權。工資不相等，在平等口號的掩護下實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後五十年，或者一百年，還有兩條路線鬥爭，一萬年還有兩條路線鬥爭。到共產主義的時候，也有兩條路線鬥爭。不然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毛澤東的指點，波爾布特深表認同，他說：毛主席同我們談路線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帶戰略性的問題。今後我們一定要遵照你的話去做。我從年輕時起就學習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別是有關人民戰爭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導了我們全黨。當波爾布特談到我們注意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我們研究和學習中國的經驗，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時，毛澤東提醒說：不要完全照抄中國。鳩摩羅什法師云：“學我者病”。會見結束時，毛澤東送給波爾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馬、恩、列、斯著作，說：他們說得比我好。波爾布特高興地接受，並表示要努力學習這些書，但也要繼續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是月23日和27日，周恩來也兩次在醫院會見波爾布特。8月26日，周恩來又在醫院會見即將返國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喬森潘等人，他特意談道：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國現在正在這條道路上前進，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其後，毛澤東也於8月27日晚會見了西哈努克親王和喬森潘等人。他希望喬森潘能夠轉達他的意思，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親王的兩個兒子西哈莫尼與納林卡朋，不要強迫他們從事重體力勞動。希望西哈努克不要辭去柬民族統一陣線主席的職務。毛澤東說，紅色高棉與西哈努克之間只有一點分歧，但是卻有四點一致。因此，親王不應當與紅色高棉分道揚鑣，而是應在高棉人民和國際社會中表現出對這個新生政權的堅決支持。對此，西哈努克禮貌性地微笑著沒有作答。不過，當時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西哈努克親王都沒有想到，西哈努克一家回國后即遭到軟禁，被迫中斷了與外界的聯繫。周恩來病逝后，西哈努克不能獲准前往北京與他的老朋友做最後道別；毛澤東逝世時，他更是連一封唁電也發不出去。波氏政權甚至還將他與自己的子孫分開，在他的14個孩子中，即有5個死於紅色高棉執政時期。

1976年1月5日，柬埔寨公布新憲法，將國家正式更名為民主柬埔寨。4月2日，柬埔寨國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主席西哈努克親王發表聲明宣布退休。6日，柬首相賓努親王率原政府成員辭職。柬共向西哈努克表示的，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保持王國正統形式的承諾已是過眼煙雲。4月14日，民柬召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農謝為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成立了以喬森潘為主席的國家 主席團和以波爾布特為總理的民柬新政府。柬埔寨歷史從此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兩天後，毛澤東即致電喬森潘和波爾布特等人，祝賀民主柬埔寨國家獨立節一周年，指出：中國人民非常高興地看到，柬埔寨正在發生著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我們相信，柬埔寨人民在柬革命組織的正確領導下，必將取得更大的勝利。

但是事實上，波爾布特在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讚許與鼓勵下，推行了一條比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更為左傾的路線。波氏要在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的柬埔寨進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社會主義實踐”。消滅富人，追求平均；消滅城市，遷出居民下鄉務農；毀掉傢具、電視、冰箱、汽車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稱更改街名；解體家庭，成立男、女勞動隊強制勞動；改造知識分子，如不能脫胎換骨，就從肉體上予以消滅……這場被柬共領導人稱為“前無古人”的“高棉革命”，給柬埔寨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波爾布特說：黨的肌體已經生病了，病菌在何處還不能確定，如果我們聽之任之，這些病菌就會產生真正的危害。

1977年，波爾布特政府於取消貨幣、市場，實行供給制等一系列違背國情的舉措之外，又開始實施一項“四年計劃”，其核心就是走農業集體化、合作化道路，並提出了“超大躍進”的口號。8月，波爾布特在柬共中央會議上指出：只要實行了這個計劃，我們就能通過集體化運動在四年之內實現大規模的糧食出口，從而進一步發展農業、輕工業甚至重工業。為實現柬共領導人所描繪的“到1977年，人們每星期可以吃兩個水果。到1978年，將會是每兩天一個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後走，情況會越變越好”的美麗前景，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運動進一步在全國全面推開，糧食、鋼鐵等生產指標都定得過高，難以完成。於是浮誇之風盛行，隨之而來的即是人民口糧的減少，餓死人的事情頻頻發生。中國“大躍進”運動的悲劇在柬埔寨重演了。

與此同時，波爾布特為防止柬埔寨如毛澤東所提醒的那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著手在其革命隊伍內部挖“病菌”，揪“叛徒”。他告誡全黨說：黨的肌體已經生病了，病菌在何處還不能確定，但它一定會冒出來被我們發現。我們尋找病菌的努力還沒有獲得成功。它們隱藏在黨的肌體內部，如果我們聽之任之，這些病菌就會產生真正的危害。在波爾布特等柬共領導人看來，要保證民主柬埔寨始終走在社會主義的大道上，清除革命隊伍中的敵人和異己分子是當務之急，畢竟革命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被攻破。於是，一個純潔黨組織的運動應運而生，黨內、軍內一次次的大清洗，來勢兇猛，頗似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揪“走資派”、揪“叛徒”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搞得人人自危。結果許多柬共元老、民柬政府高級官員以“叛國”、“反黨”等種種罪名被捕入獄，十餘萬人遭處決。一些軍隊幹部和黨的幹部逃往越南尋求政治避難，這其中即有後來另立爐灶與民柬政府相對抗的韓桑林。

1977年10月27日，波爾布特在慶祝柬共成立17周年大會上宣布，柬埔寨共產黨從此在國內和國際上正式公開。在講話中，他特彆強調了“人民內部矛盾”和“你死我活的對抗性矛盾”問題，指出：敵我矛盾的存在，是由於“國際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各種特務還潛伏在暗地裡進行破壞革命的活動，還有一小撮反動組織繼續反對和破壞我們柬埔寨的革命。這些人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據此統計，全柬埔寨敵特的數量應還有14萬人左右。

此後，西方反對柬共的勢力譴責波爾布特說，在民柬執政期間，被處死或因疾病、飢餓而死的人達200萬之眾。波爾布特的名字已成為恐怖和殺戮的代名詞，而其領導下的民柬社會則被稱作“殺戮之地”。至於柬埔寨國內，許多人已將紅色高棉等同於波爾布特，甚至把他看作是實行“種族滅絕”的罪魁禍首。對此，柬共領導人的回答是，從1975到1977年，由於民柬政府的錯誤，導致大約3000人死亡，另有1.1萬人的死亡是罪有應得，因為他們是越南人的特務。波爾布特推行極左路線的初衷是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但結果卻事與願違。違反客觀實際，超越國情，強化階級鬥爭的實踐，使波爾布特四面樹敵，政權的社會基礎已經動搖，這即註定了它的短命。

1975年4月越南南方解放以後，越南在蘇聯的鼓勵和支持下，開始調整對外戰略，在印度支那地區推行擴張政策，力圖全面控制寮國，同時向柬埔寨施加壓力，出兵侵佔柬的威島，並不斷派兵進犯柬境。翌年，越南在同柬埔寨舉行邊界談判時，進一步向柬提出了領海和領土要求。1978年12月，波爾布特的老部下韓桑林背叛民柬，成立了“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中央委員會”，並發表聲明，號召人民起來“推翻波爾布特—英薩利叛徒和暴逆集團”。越南軍隊隨即大舉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波爾布特、英薩利等人撤離金邊，誕生僅三年的民柬政權陷落。波爾布特後來回憶說，“1979年，我們遭受了滅頂之災”。

這一年，西哈努克親王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2月13日晚，他偕夫人莫尼克從美國紐約飛抵北京。鄧穎超與鄧小平、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機場迎候。鄧穎超安慰西哈努克說：我們之間不是才幾年的朋友，而是二十幾年的朋友了。請親王相信，我們中國人說話算數，對朋友是講信義的。西哈努克則激動地答道：我完全相信。我熱愛中國，把中國當作我的第二祖國。當鄧穎超允諾說“中國永遠是親王的朋友，親王可以長久住在中國”時，西哈努克感激地表示“完全聽從中國人民和鄧穎超夫人的安排。”

隨著70年代的結束，柬埔寨進入到了一個以韓桑林、洪森等人為首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員會”、以宋雙等人為首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國陣線”和以喬森潘、波爾布特為首的“柬埔寨愛國、民主、民族大團結陣線”幾種政權機構並存的，更加複雜的歷史階段。

1925年1月，波爾布特生於金邊以北130公里磅述的農民家庭。1949年他得到柬政府獎學金赴法國留學。1953年波爾布特返回柬埔寨。1963年波爾布特任柬共總書記，領導紅色高棉在柬埔寨東北部進行鬥爭。1970年朗諾在美國策動下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領導的王國政府。1975年4月紅色高棉攻下金邊，控制全國，改國名為民主柬埔寨。1978年12月，越南出兵佔領柬埔寨，紅色高棉又進入東北部叢林進行武裝鬥爭。 1982年7月紅色高棉同西哈努克及宋雙實現三派聯合，此時喬森潘出任紅色高棉領導，但波爾布特仍掌有實權。 1991年10月柬埔寨和平協定在巴黎簽署，柬實現和平。1993年5月柬埔寨舉行大選，紅色高棉抵制大選。1996年8月，紅色高棉副總理兼外長英薩利率領3000餘紅色高棉士兵投誠政府，使紅色高棉力量受到重創。

1997年6月，波爾布特以間諜罪處死紅色高棉國防部長宋成和妻子云雅，波爾布特此舉激起眾怒，紅色高棉總司令塔莫逮捕了波爾布特。7月25日，紅色高棉在安隆汶基地舉行公審波爾布特大會，並宣布波爾布特因“背叛民族”、“殺害同志”，被判終身監禁。1998年4月15日，柬埔寨前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於深夜因心臟病發作去世。

1954年印度支那和平恢復后，轉入地下，領導金邊等地群眾運動。

1957年，參加柬埔寨共產黨建黨籌備工作。

1960年在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常委。

1961年任中央副書記。

1962年任代理書記。

1963年柬共二大當選為中央書記。會後進入叢林，領導建設農村革命根據地和建軍工作。

1968～1970年，兼任東北根據地黨委書記，領導農民革命運動和游擊戰爭。

1970年任全國軍事指揮部主席，領導各戰場進行反對朗諾集團的鬥爭。

柬共二大至 1981年12月6日柬共解散，一直擔任中央書記。

1976年4月任民主柬埔寨政府總理。在任期間，民柬政府把城市居民撤到農村，編入農業合作社從事生產，把工廠、商店全部收歸國有，取消國內市場和貨幣，實行全民供給制。

1979年1月7日越南侵佔金邊后，波爾布特率民主柬埔寨軍隊退入山區，堅持抗越鬥爭。同年12月辭去總理職務，出任民主柬埔寨國民軍最高委員會主席兼總司令。

1985年8月24日退休後任民柬最高國防研究院院長。

歷史沒有垃圾箱

人們對討厭的物品可以拋進垃圾箱，對過去的歷史不論是輝煌還是災難卻都不能棄之如敝履，這是因為其正負面影響仍會制約著現在的社會生活。迴避而不總結歷史災難，往往會重新引發類似的災禍。

在“左”的思想泛濫的七十年代，波爾布特的名字在中國人中間並不陌生，一度還成為宣傳媒介中的明星。據當年負責在萬壽路新十八所招待中聯部外賓的老人回憶，波爾布特從叢林根據地秘密到北京來時，見到服務員都握手擁抱，在住所還同種樹養花的工人一同幹活，與其他外賓完全不同。這種體現“勞動人民本色”的表象，給許多領導人留下極好的印象。中國革命依靠勞苦大眾進行鬥爭的經歷，使人們容易對國外的貧苦人也有一種天然的同情。

認為越貧苦的人就會越革命，這其實是一種片面的理解。革命的準確含義，是以代表新生產力的制度來代替舊的生產力。饑寒交迫者對舊有制度的確容易產生不滿，易於參加革命，然而他們卻不一定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思想、先進文化的代表。遺憾的是，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國內對這一點才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

從各種材料看，波爾布特出身一個農村的家庭，在當地家境卻算中上等。據說他有一個在王宮裡服務的親戚，因此能與普遍失學的窮家孩子不同，讀完寺廟小學又到金邊上中學，接著考上電工技校，1949年又以官費留學法國。在那裡他接觸到馬列主義，並於1951年加入法共，1953年回國後進入革命組織，幾年後就擔任了最高領導。應該說，在法國，波爾布特曾接觸過現代文明，並與本國的落後面貌對比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他後來極為激進的變革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引發。不過從波爾布特回國後幾十年的種種作為來看，更多地還是受到生長環境中落後性的影響，並帶著寺院神學教育的某些神秘、虛幻特色的烙印。

應該說，波爾布特現象有著複雜的社會原因，想考究清楚恐怕要專家們寫一本大部頭著作。我們在這裡簡單地概括而言，便是此等人雖然學到某些革命詞句，卻絕非先進生產力、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的代表。若是把僅有美好稱號卻建築在落後社會基礎上的畸形思想付諸掌權后的施政，其結果往往就不能冠以“左派幼稚病”，稱為政治妄想狂才恰如其分。

神秘政黨的驚世之舉

國際上注意到波爾布特領導的組織，是在七十年代的印度支那抗美戰爭期間。不過令人困惑的是，這一組織的名稱長期不公開，西方只好自己加了一個俗稱——“紅色高棉”。

按照現代政黨的基本法則，公開自己的旗幟和綱領是存在發展的前提要求。即使是當年中國共產黨處於地下狀態時，組織雖然秘密，卻仍利用一切機會以出傳單、街頭宣傳等方式闡明自己黨的名稱和鬥爭目標。否則，群眾不了解自己，又怎能讓他們擁護自己？波爾布特在這方面卻是創造了一個世界性的奇迹，不但進行奪權鬥爭時隱藏自己的旗幟，執政兩年多也不宣布黨名。直至1976年末，祝賀越共四大時公開發出一封電報，落款也用的是“柬埔寨革命組織”。至於其國內的廣大百姓，長期只知道自己被一個神秘“組織”管理。

若是波爾布特始終不公開黨名，倒也免得在世界範圍敗壞了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的名聲。然而他本人於1977年9月訪問北京時，又突然向外界公開了自己已成立17年的黨名為柬埔寨共產黨（過去曾稱高棉勞動黨），並自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

這個黨雖有工人階級先鋒隊之名，內部的組織和活動形式卻難以看到近代民主色彩，而充滿了古老的秘密會黨特點。波爾布特雖有書記的職務，在黨內卻呼為“一號兄弟”，他的副手農謝稱為“二兄弟”，頗有幫會老大的氣味。黨內也沒有代表大會選舉和研究通過黨綱黨章之類活動，各級幹部都由指派產生。雖說最高領導層有幾人是留學法國的知識分子，基層幹部卻大多數是不識字的貧苦農民（當時柬國內民眾百分之九十是文盲），黨內也不組織政治理論著作的學習，而只聽“書記大叔”從神秘渠道發布的指令。

在地下工作時這樣做，或許還有情可原。奪取全國政權后，波爾布特等人仍病態似地疑神疑鬼，強調“秘密工作是一切的關鍵”。這種以“不讓敵人弄清我們的真實情況”為借口，所實行的舉世無雙的神秘措施，同樣也塞住了人民的耳目。沒有了公開化，實際上也就沒有了民主化。待到公開黨名后，馬上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實行個人崇拜。波爾布特突然在世界輿論和柬國內百姓面前出現，其巨幅畫像便迅速懸掛在全國所有的公共場合，並被稱為“書記大叔”、“黨心”，或直接被呼為“組織”（真乃“朕即國家”的翻版“我即黨”!）。

波爾布特於六十年代中期進入農村時，身邊不過十幾人、四支槍。1970年美國策動朗諾集團以政變推翻了王國政府，西哈努克流亡北京並號召人民起來抗戰，為波爾布特領導的黨提供了大發展機會。在爭取民族獨立的旗幟下，柬共與西哈努克等人聯合，又得到中國、越南支援，武裝人員曾發展到20萬，黨員也發展到4萬，於1975年4月17日終於攻佔金邊掌握了政權。

從農村根據地起家佔領城市后，這個神秘組織立即採取了一項“打掃乾淨”的驚人之舉。當時金邊有200萬居民，占當時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大部分是戰時湧入首都的難民。紅色高棉以美國飛機將要轟炸為名，將全部居民驅趕出城，只許隨身帶著細軟。結果金邊變成一座死城，三年後去看，多數房子還是人去樓空，收音機之類還留在屋內積滿灰塵。

居民們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邊遠的農村。沿途風餐露宿，患病者甚多又無醫無葯，路邊遺屍枕藉。到達指定地點后，又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齡、性別編組勞動，成分不好者被強迫自己動手建房以實行改造。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且不懂農村生活的城裡人，包括大批過去經營商業的華僑，簡直如同一下被拋到地獄。

紅色高棉當時也驅趕了金邊的全部外國記者，對86個承認民柬政權的國家中只許12國派來外交官，而且平時不得走出大使館（對中國、朝鮮兩國使館還算有特例），不得用電訊聯絡。如此封鎖信息，使柬埔寨一時被西方新聞界稱為“國際政治空間中的黑洞”。不過這種驅趕所有城市居民的做法還是傳揚出去，很快引起世界上的震驚。

周恩來的善意勸告

波爾布特等人把全體城市居民驅趕下鄉時，正值中國大力開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高潮，有些欣賞極“左”思想且又不了解真相的人還援引柬埔寨的例子。不過真正掌握情況的領導人還是感到紅色高棉此舉實在過頭，曾於1975年6月間善意地表示過規勸：“你們把金邊300萬人搬到農村，國際上很多人就不理解。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還是要利用他們……考慮經濟建設就必須考慮財政、金融、商業政策，否則血脈不通就很困難。全國解放后，總得辦教育，搞科學研究……”

當時的周恩來雖然已經在醫院中卧病不起，對柬埔寨的做法仍表示出擔心。 1975年10月，柬共代表喬森潘、英薩利來華邀請西哈努克回國。臨行前，他們曾向重病中的毛澤東辭別，此時還充滿晚年理想主義的偉大領袖大概也預感到西哈努克一家會有不祥的遭遇，因此專門囑託英薩利告訴國內的領導人，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她的兩個兒子，不要強迫他們去乾重體力勞動。據西哈努克後來一直充滿感謝的回憶，這一囑託在自稱是毛澤東學生的波爾布特那裡還是發揮了作用，才挽救了他的夫人和兩個幼子的生命。而沒有能在保護範圍之內的其他家族成員，大都因無法適應農村艱苦的環境而病餓喪生。

當喬森藩、英薩利到醫院向周恩來辭行時，重病中的總理語重心長地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想對你們提點建議：不要企圖通過一個大躍進就想達到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你們一定要小心謹慎，在共產主義道路上穩步前進。你們的目標並不是要立即實現共產主義，而是逐漸向社會主義邁進。如果你們拋開謹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會給人民帶來災難。”

此時的周恩來對國內極“左”政策的惡果已是痛楚在心，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又不可能真正進行總結，不過他還是語意深長地對客人說：“如果有人想通過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實現共產主義，而不顧人民的思想狀況及民族的現實，那肯定把人民和國家拖進災難的危險。我們中國犯過這樣的錯誤，我提醒你們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

周恩來這段話表達的思想，在中國三年多以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終於得到肯定，而在柬埔寨則未被理睬。其原因，從這時柬共下發的文件中就不難看出。波爾布特等人已向黨內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事實證明我們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對那些缺乏我們這樣成就的國家產生重大影響。”

此時，儘管民柬將中國視為惟一外援，不過可看出波爾布特已想後來居上，在施政上要超過蘇俄的“軍事共產制”及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這種心態，決定了在極“左”方面肯定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僅要像周恩來警告的那樣“重蹈覆轍”，而且會為禍更烈。

“革命化”

佔領金邊后，波爾布特馬上宣布要建設一個“沒有富人和窮人，沒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理想社會。其實在物資極度匱乏的基礎上，想拉平貧富差距就只能讓大家都受窮。此前的戰爭期間，紅色高棉就於1972年在解放區廢除貨幣，只允許人民實行原始的物物交換，並實行平均分配的原則。由於反帝民族戰爭中大敵當前，加上處於沒有多少商品的貧困農村，大家還能勉強忍受。紅色高棉執政后，立即在全國廢除貨幣、商品，便造成了破壞一切正常的經濟規律的大災難。

波爾布特等人打掃城市時，只留下進駐的黨政軍部門和極少幾座工廠（還主要服務於政府機構需要）。接著又在全國建立農村合作社，農民和下鄉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覺的鋪蓋外，其他私有財物全部充公。每個村成立一社，30至40家編為一個大組，每組成立一個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吃大鍋飯。外國參觀者看到的景象是，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間地頭插著紅旗，一片片黑衣人圍著汗巾在挖土挑擔。這種生產方式下勞動者有無積極性，中國的過來人肯定心知肚明，紅色高棉執政時連年出現的饑饉也做出了答案。

紅色高棉否認商品和貨幣的作用后，國內生產便不講核算只講需要，對國外沒有貿易只要求無償援助。保留下來的工廠也要求“亦工亦農”，達到糧食自給。工人上班之餘種的糧不夠吃，大鍋飯供應不上只好終日喝大鍋粥。合作社社員對糧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鹽、油和衣服之類因無法自給自足，只有由國家統一配給。民柬就此向全國老百姓和軍人只發統一樣式的黑色“革命服”（其實從軍事角度看此顏色也不利於偽裝），每年一人兩套內外衣褲和圍脖的水布一條，禁絕其他服裝。姑娘穿花衣服更被定為“資產階級思想”。那時在國外報道中，就此把整個民柬社會稱為“烏鴉隊”。

在終日勞作而無業餘生活調劑的合作社裡，老百姓對自己剩餘的少量物件又只能在本生產組內與別從以物易物。這種經濟形態，簡直倒退到純粹自然經濟甚至像原始公社時代。為了刺激人心，民柬在1977年提出了實行“超大躍進”的口號。在毫無礦石資源的條件下竟提出要鋼鐵自給，並準備建廠大煉。生活上提出奮鬥目標是——“今年每人每星期要吃兩個水果！明天達到每兩天吃一個水果！後年達到每天一個水果!”這種可憐的理想圖景，最後也只能變為畫餅。

令後人感到尤其荒唐的是，民柬借口防止反動勢力串聯，還取消了郵電和公共交通，老百姓不能通信，非擔任公差外不得離開自己的工廠和合作社外出。國內的汽車、火車只供政府機關和軍隊使用，乘坐者必須有單位的公出證明（因廢除貨幣已無法買票）。在此空前的封閉隔絕狀況下，除了秘密外逃者，普通民眾全被禁錮在固定的土地上，被拆散了家庭的成百萬人不僅三年多時間裡無法相聚，而且大都不知親人的下落，只有拜託偶爾有因公外出者代為打聽或捎帶口信，真比古代的“魚雁傳書”更難。

波爾布特為了實現“思想革命化”，還割斷了文化的歷史繼承性，提出要破除一切舊思想，原有的學校都被取消。後來因機關和保留下的少量工廠畢竟需要用電、開車，才恢復了幾所中等技校和電工學校，入校者首先要從階級成分來挑選，在校多數時間也用於學政治而非學技術。民柬在金邊雖建有一座民柬廣播電台，卻因民間已無收音機，只有在軍隊、工廠、機關和合作社集體組織收聽。國內又取消了報紙和出版社，惟一的刊物是每周由中央編印下發一期的《民主柬埔寨》，供領導幹部閱看和群眾集會時宣讀。對國內過去所出的書籍因一律看作舊社會餘毒，或燒或扔，民柬自己又不出版新書，即使對他們宣稱信奉的馬列毛著作也未能翻譯印發，結果一般民眾終年不讀書、不看報（非不想看乃看不到）。

柬國內當時出現文化荒漠，一方面是過去參加紅色高棉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被當成階級異己分子，或被打成叛徒、特務加以肅清；一方面對舊有的讀過中學以上者均視為“受敵人思想影響很深的人”，全部趕下鄉後分配做重體力勞動，據說這樣才有利於改造其思想。民柬的基層幹部和士兵一般都是青少年文盲，軍中也無文化教育。這些人出於原始農民對現代文化的仇視心理和少年的衝動，執行起極“左”政策一時倒有近乎狂熱的積極性。

為了“徹底改造資產階級思想”，民柬當局又規定知識分子不許相互通婚，如男學生必須找農家女，且由領導指定。人們到舉行集體婚禮時對號入座，方知“組織安排”的配偶是何等模樣。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開編組，一兩星期才許團聚一次。孩子七歲以上也必須離開父母，集中參加放鴨、編織一類勞動。波爾布特還不無得意地誇耀這種“創舉”，稱其能徹底消滅家庭私有觀念。實際上中國的太平天國實行男營、女營制，就已經做過這種農業社會主義的可悲嘗試，民柬境內只不過是以革命的旗號重蹈這種實際，反映了落後農民空想社會的覆轍。

以新錯掩舊錯

波爾布特的惡政，自然激起人民的強烈反對，也造成了民柬內部的分裂。如第四師師長韓桑林就率部投奔越南，現任的首相洪森便是當時該師的第二十一團的團長。對大批部下和民眾的反抗和出走，波爾布特等人不反省自己的政策錯誤，反而一味歸罪於“敵特破壞”（直至他1998年死前同美國記者談話時還如此認為），於是加緊株連和追殺，又造成更多的反抗和出逃，形成一種可怕的惡性循環。

當時紅色高棉在民間建立了嚴密的監視網，宣稱“革命組織有千百雙眼睛，如同菠蘿一樣”，誰發泄不滿言論馬上會大禍臨頭。在金邊執政三年間，民柬在黨政軍內部又搞了四次大肅反。據宣布破獲了所謂四大特務系統，即美國中央情報局、蘇聯克格勃、越南和中國台灣情報部門的特務組織。一人被打成“特務”，部下、親屬都遭牽連。在嚴刑拷打下又攀咬他人，如此依據“逼供信”而來的口供自然越追越廣。結果是參加紅色高棉的華僑差不多都被打成台灣特務。1954年日內瓦協定後撤到越南北方的千餘名原印支共柬籍人員在七十年代初回國參戰，此時也被一股腦定為越特。

更可怕的是，紅色高棉不制定法律，只有內部的秘密保衛組織而沒有司法機構，對懲處者無判徒刑一說，認定有罪的所謂特務、破壞者以及異國戰俘只有一種對待——處決。對民間犯有過失者，則採取警告，三次警告以上也是處決。當年國際上盛傳波爾布特殺了300萬人。這一數字接近其全國人口的一半，顯然誇大過甚，不過其濫殺極多，卻是不可爭辯的事實，黨政軍部門清洗處決的比例更大。如民柬革命軍總參謀部中除了總參謀長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員都被捕殺。據金邊陷落時被繳獲的肅反機構“S-21”的口供記錄，連宋成也列入了黑名單，只因他在前線指揮而得免。

至1978年遇到外國進攻時，潛在的危機終於總爆發。波爾布特在這一年內始終自吹有勝利把握，不過此刻他只有10餘萬正規部隊可用於作戰，對民眾不僅不敢組織武裝，還要封鎖戰事消息以免騷亂。同年底中國駐柬大使館先是接通知而轉移到西部的馬德望，隨後又被告知前線已穩定而遷回金邊。沿途所見的基層幹部和百姓仍在閉目塞聽地正常勞作，根本不知一個星期後便會有政權覆亡的突變。

越軍經過在邊境的長期試探性作戰，於1978年12月下旬以11個師展開全面總攻。因不久前民柬曾有過依靠民眾進行五年抗美游擊戰的經歷，此次又是抗禦外敵入侵，國際上許多人都估計能抵擋得住。殊不知越軍一旦大膽深入后，便輕易地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長驅突進如入無人之境，民柬大多數軍隊幾天內便失去掌握，各省區的黨政機構和合作社也一朝瓦解。幹部棄職而逃后，茫然的民眾先是蜂擁至糧倉搶食，接著便是尋找原來家園和親人的全國大流動。波爾布特在金邊陷落的前一天才明白大勢已去，乘一架直升機倉促出逃。政府職員於1979年1月7日正常上班時發現已無領導，只好各奔東西。民柬的各種檔案乃至審問記錄都未來得及銷毀，成為後來的主要“罪證”和國外研究紅色高棉史的資料。

據越方公布的“西南戰役”戰果，推翻紅色高棉一役僅用兩星期，作戰中不過“殲敵1.6萬”，波爾布特卻只剩下2萬餘人逃至柬泰邊境人煙稀少的山區。這一數字說明民柬的軍隊大部分也是自行潰散。其人心喪盡一至於此，真可謂“人必自侮而後他人侮之”。

民柬逃到梅萊山區后，實際上已亡了國。不過因國際上反對一國出兵推翻另一國政權這種行徑，聯合國通過的決議承認民柬為合法政府，許多國家給予支持，泰國又提供邊境的庇護所，使波爾布特在那裡以游擊戰重新站住了腳。從民族大義出發，西哈努克等人也拋棄舊怨，重新與之聯合，民柬軍隊還保持有2萬多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形象，波爾布特於1981年正式宣布解散柬共，自己退到幕後，從此又亡了黨。此後他對屬下的一批人明確說：“我們生存的基礎是農村，而不是共產主義”。這個過去就以神秘著稱的組織，再度回到秘密狀態之中，而且還沒有明確的政治信仰，成為只講狹隘民族口號的農村武裝集團。

從某種意義上講，波爾布特此舉此話，倒是對紅色高棉這一組織恰如其分的定位。

不回歸社會終告滅亡

1989年越南撤軍后，柬國內幾派於1991年合組聯合政府。波爾布特因害怕民眾重提舊賬不敢重返金邊，仍割據山區，從而自絕於國內政治生活又失去外援，處境空前孤立。

在盛產寶石和木材的梅萊山區活動的十幾年間，波爾布特不得不放寬政策，允許官兵們經商並保留個人財產，這使一些下屬安心在那裡成家紮根，並出力打仗以保衛家園。到了1996年6月，他故態復萌，突然要求全體官兵把私人財產全部上繳，違者嚴懲。此時波爾布特已經沒有了革命理想和口號，下這道“充公”的命令恐怕是怕囊中豐滿的官兵棄他而逃。然而這一命令馬上使下屬聯想到過去那段可怕的執政時期，內部積怨如同火山般地爆發，終於宣告了紅色高棉的末日來臨。

首先是梅萊山區發生了一連串兵變，接著是原民柬二號人物英薩利宣布“人們有權擁有自己掙來的財產”，並帶領兩個師於8月間正式脫離紅色高棉，歸順王國政府。波爾布特一下子喪失了80%的兵力和大部分地盤，只剩下幾千人龜縮在安隆汶附近。部下的不斷叛離，使他更疑神疑鬼，認為跟隨自己幾十年的總參謀長也是“叛徒”，於1997年6月派衛兵殺死了宋成夫妻和他們的9個子女。這一殘酷舉動使身邊的領導人和官兵群情沸騰，紛紛把槍口指向了“波爾大叔”，而保衛他的僅有200名警衛部隊，經短暫戰鬥后投降。7月25日，紅色高棉舉行公判大會，以謀殺、虐待和腐敗罪宣布對波爾布特實行終生監禁。翌年4月15日，在外界盛傳要把波爾布特交付國際審判的時候，這位監禁中的69歲的老人突然死亡，究竟是因病還是被謀害至今仍有不同說法。他死後，紅色高棉的殘餘人員也最終散夥，這一組織在歷史上終於打上了句號。

波爾布特死前不久，曾在被監禁的木屋裡會見過美國記者，自稱一生“良心是清白的”。據說此人長年生活樸素，在艱苦的叢林中能以此感召部下，掌權時也不為家庭謀私利，在鄉下勞動的哥哥都照樣下田而得不到關照。與世界一些掌權時搜刮億萬民脂民膏，下台後跑到海外住豪華別墅的人相比，其個人品質還不可同日而語。

問題在於，評價一個政治家首先要看其對社會的作用，即實踐檢驗的標準。過去人們常說的一句話是“以革命的名義”，雖有其道理，不過真正的唯物主義者最看重的不是名義而是實質。不管口號喊得如何“革命”，如果所行的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倒行逆施，結果只會玷污人們心中聖潔的名義，從長遠看反而要延誤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進程。在人類發展的進程中，要追求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必須由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先進思想的政黨來領導。如果只學到幾句共產主義的口號，而在極其落後、神秘的基礎上靠空想隨意胡為，只會出現波爾布特這樣的怪胎。

波爾布特一類人視民命如草芥，進行自認為是“最革命”的試驗時，曾有一個論據，便是出於良好的動機，便可以以集中意志來剝奪所有個人的自由。如果回到科學共產主義的鼻祖那裡，也可以看出這種論點之荒謬。真正的共產主義的目標是什麼呢？還是早在1848年就問世的《共產黨宣言》中闡述得好——

“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