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閣體

永樂成化年間，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因此他們的詩文只追求所謂“雍容典雅”，多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應制”和應酬之作，脫離社會生活缺乏實際內容，內容大多比較貧乏，多為應制、題贈、酬應而作，題材常是“頌聖德，歌太平”，毫無創新，毫無生氣，比宋代的“西昆體”影響更壞。這種文風由於由統治者倡導，因此一時模仿成風，千篇一律成為流弊。後來這種萎靡的文風漸為時代所不容，在後起的茶陵派、前七子等流派的衝擊下，漸漸退出了文壇。

台閣體大體與這樣的幾種因素相關聯：一是密切結合官方意識形態即程朱理學，故表現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濃厚的道學氣；二是反映著上層官僚的生活內容，故應制、唱和之作數量非常之多；三是與當時（特別是永樂之後）政治平靜、人事結構穩定的狀況相對應，表現出陶然悠然的滿足心態（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稱楊士奇的“太平宰相風度”）。

台閣體是指明朝永樂至成化年間，當時內閣與翰林院文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號稱“三楊”）為代表的一種文學創作風格。台閣體詩文內容大多比較貧乏，多為應制，題贈，應酬而作，題材常是“頌聖德，歌太平”，藝術上追求平正典麗。他們要求文章起到“施政教，適性情”的功能，內容上要“歌頌聖德，施之詔誥典冊以申命行事”（王直《文敏集·序》），在表達一己的感情時，要“適性情之正”，抒寫“愛親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懷”（楊榮《省愆集序》）。

總之，這是一種由壓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發的文學，既缺乏對自我內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對社會生活的關懷，並且缺乏藝術創造的熱情，成為粉飾太平的工具，而且“闒冗膚廓，幾於萬喙一音”。（《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倪文僖集》提要），由於平庸單一，無藝術生命力可言。台閣體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學風範，如董其昌所說：“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為范。”（《重刻王文庄公集序》）但這種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學為前提，距宋人的文學成就也遙遠得很。

但台閣體發展到後期，也漸漸產生了一些變化。如江南地區出身的館閣大臣徐有貞、王鏊的詩歌，所表現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楊”來得複雜一些。被稱為荼陵詩派領袖的李東陽（1447年—1516年），在成化、弘治年間以台閣大臣的身份主持詩壇，其詩風大致仍在台閣體的範圍。但他論詩，一是強調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視詩歌語言的藝術。在其《懷麓堂詩話》中，比較細緻地分析了詩歌的聲律、音調、結構、用字等方面的問題。這看起來好像是細枝末節的議論，實際上對恢復詩歌的抒情功能，卻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也表現了對宋詩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