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木

葛木，葛浩長子。明正德丁丑進士，嘉靖初年曾任淮安知府，有惠政，且折節下士。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七說葛木毀淫祠創建龍溪書院，“以訓士子”，“文教蔚興”。

嘉靖十一年(1532年)，葛木“遷山東按察司副使，離淮”。

嘉靖十三年(1534年)六月，葛木“升山西布政使司右參議。秋，解鎮南歸省親，麾旌渡淮。未幾，葛木北上赴任。”

嘉靖十四年(1535年)，葛木“病痞卒于山西任所。”

值得一提的是葛木是《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良師益友，對吳影響非常深遠。吳承恩自幼性敏多慧，酷愛稗言野史，博覽群書，名聞鄉里。嘉靖八年（1529），就讀於時任淮安知府葛木所創辦的龍溪書院，受到葛木的賞識。吳為人正直，性格迂疏浪漫，輕世傲世，頗有骨鯁之氣。受葛木開明的思想影響，不滿當時腐敗政治，主張任用賢能。在葛木的耳濡目染下，產生了賢相清官的理想追求。

為激勵這位學生，葛木創造條件發揮吳承恩的特長，以增進其自信。這年冬，葛木特意請他代寫《告先師廟文》，鐫於學宮大成殿之側。時隔多年，這位小說大家寫詩回憶了溫暖的從學經歷，“憶昔龍溪鳴鼓鍾，後有王公(接任葛木的王鳳靈)前葛公……莫笑狂奴仍故態，龍溪我亦法筵人。”(《憶昔行贈汪雲嵐分教巴陵》)狂奴是吳承恩自稱，“法筵人”原指佛筵上講經說法的高僧，這裡是說他自己常在龍溪書院發表言論，吳承恩在書院里是有出眾的地位的。可以想見，當時葛木坐在一旁，笑容可掬地聽吳承恩“奪席談經”，這是吳承恩引為自豪的回憶情景。

葛木對吳承恩感情很深，影響較大，常勸他進取功名，成為封建社會正統的合格人才，以致吳承恩在三十多歲赴南京應舉落第後作《祭卮山先生文》中沉痛而又慚愧地說：“昔人有言：感恩易爾，知己實難。承恩淮海之豎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數(相提並論)於時人，而公願辱知之(降低身份，視我為知己)；泥塗困窮，笑罵沓至，而公之信仆，甚於仆之自信也。公今逝矣，誰當念予虛浮無實之文……碌碌人中，塵土如舊，我實負公，其又何言？！自今以往，亦願努力自飭，以求無忝於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樹立，亦卮山公門下士也，持此以報公而已。”他在自己詩文里稱自己是葛木的“門下士”，對於葛木敬仰之情發自肺腑，溢於言表。吳屢挫於科場，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種種弊端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對“欺偽之術日繁”、“奸詐之風日競”的社會現實產生強烈不滿，從此走上了借神話鬼怪故事發憤懣之情、表達自己理想的道路，創作出絕世名著《西遊記》，為後人留下一份不朽的文學遺產。

史載其“奉命省刑，務求入中之出，多所平反。所上恤刑奏疏，蘭溪唐龍謂其辯誣理枉，得破觚斲雕余意而法未嘗潰。太倉王世貞謂前後理江西獄者亡廬百十人，其疏草傳至今惟孫忠烈與參政葛木，其見重於世如此。”

葛木任淮安知府僅四年，淮安各色人物雜陳，是出名的難治之地，葛木則“鎮以簡靜，加意撫字(對百姓安撫體恤)，節冗弛禁。毀淫祠為書院，進諸生，月課之。淮士民戴如慈父。遷山東副使、山西參政，卒於官。喪還過淮，士民奔擁，停留月余，哭奠不輟。”

江蘇《山陽縣誌》載：葛木，“性明敏，遇事立斷，吏不能為奸。時唐龍為督撫，政無巨細，悉采木議(全採納葛木的意見)，郡有大疑大獄皆取決焉。軫(懷)民疾苦，以身任之。重學校，訓士子有法度，文教蔚起……”

吳承恩評價葛木“德在淮民，功在朝廷，名聲在四方。剛大之氣，昭為列星，激為雄風，豈再泯滅！”

有《卮山集錄》、《卮山遺稿》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