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定論

歷來就有兩種對人生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命定論（determinism），謂宇宙和人生都預先有一定的安排，不是人的意志力量所能支配的。這種情形，無論你怎樣形容——你說是“神”也好，說是“自然”也好，就說是“機械的自動”也好——人總是被決定了的，是沒有自由意志的。另一種是“自由意志論”（free　will）。如哲學家康德，就承認現象的世界（phenomenal　world）里，沒有自由意志，但是他又捨不得他珍重的道德責任，不讓它無處安放，於是想出了一個超越自然的世界（supernatural　world），其中安居了絕對的自由意志。在這超越自然的世界里，人的自由意志，與上帝的合而為一，這就是道德的先天必然性。普通所謂命定論起源甚早。初民時代就有占星學（astrolAogy），主張人生是受神的主宰；神有絕對的權力，要人怎樣就得怎樣。這也可稱為“神定論”，或是“運定論”（fatalism）。我們在兒時常聽到老年人說，天上的星都是代表人的，每人有一顆星，星暗則人倒霉，星墜則人死。大星落於五丈原頭，於是諸葛亮歸天了。人像棋子，神就是下棋的人，只能聽他擺布。這種觀念在中國商周時代，頗為盛行。《列子》是表現這時代思想的一部書，其《力命》篇一段道：“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然則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無可奈何。”此處所謂天就是神，也就是命。在同一篇里，還有一段很有趣的文章，就是“力”和“命”兩位的對話：“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這位命陛下的權威真是大極了，力是一點沒有用處的。這種觀念，支配中國人的思想甚深。其實何只在中國，在希臘神話、印度哲學，以及許多宗教的經典里，哪處不能找到？西洋如此，東方亦然，天下思想皆相通也。

中國古代哲學中把天當作神，天能致命於人，決定人類命數。“天命”說早在殷周時期已流行。從古器物發掘中所見到的甲骨卜辭，彝器銘文，“受命於天”刻辭的不只一次出現，說明早在殷周時期，天命觀就已經在人們的頭腦里紮根了。

這用《易經》的話來說，叫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對於這裡的命，後人註釋道：“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天壽之屬也。

在古人的思想觀念中，人們的富貴貧賤、吉凶禍福，以及死生壽夭、窮通得失，乃至科場中舉、貨殖營利，無一不取決於冥冥之中非人類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種力量，即命運是也。

命運的觀點，在古代源遠流長。由夏經商曆周，至春秋時，孔子弟子子夏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可見孔門弟子是信奉命運的。孔子進一步指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宋國的桓魑有一次想謀害他，孔子聲稱：“天生德於予，桓魑其如予何”(同上)!

總之，在孔子看來，一個人的生死存亡、富貴貧賤完全與高懸於天的命運有關，絕非塵世碌碌眾生的力量所能改變。故孔子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日》)。

儒家祖師爺孔子是位極度信命的老夫子。按理說，孔子是個知識淵博的大儒，對於人類社會有著深刻的認識，怎麼就會信起命來呢?原來，他早年風塵僕僕，奔走列國，到處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很想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可是到了後來，當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後，才深深地省悟到，命運之神竟是如此這般的厲害，然而這時他已是個五十左右的人了。“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從不知命到知命這一思想轉化過程的最好說明。與此同時，他不僅“知命”，他和他弟子還不遺餘力大肆宣揚“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屬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的思想。這裡他的說教是，一個人的生死貧富，都是命里早就註定了的，作為一個君子來說，非得知命不可，否則就夠不上做“君子修的資格。正因為君子是“知命”的，所以他能安分守己，服從老天爺的安排，但是小人卻不這樣，他們不肯聽從天命，往往冒險強求，希望有幸，意得個好結果。

當然，看問題也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孔子袋語》記錄孔子的話說：“古聖人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我孔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這裡，他認為賢和不肖是根據才華來劃分的，乾和不幹是人們自己可以把握的，至於機遇好和不好，是時間的問題（既在對的時間遇到錯的人；或在錯的時間遇到錯的人；或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或在錯的時間遇到對的人），而是死還是活，那就只得看老天的旨意了。

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的這種天命思想，又在後來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孟子·萬章》上篇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就是，沒有人叫他干，而他競幹了，這就是天意，沒有人叫他來，而他競來了，就是命運。同時他還舉例說明，堯、舜的兒子都不肖，是因為舜、禹為相的時間太長．所以堯、舜的兒子不有天下；禹的兒子啟賢能，而禹為相的時間義短，所以啟能得到天下。以上這些，都不是人力所為而自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從理來說，這屬於天意，對人來說，這屬於命運。天和命。實在是一致的。在《孟子·盡心上》中，孟子還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年n會善不吉亞粵健'下尺甘；首而而芒．幣會十h．坯地環老．非幣等待天命，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後者是說，天底下人的吉凶禍福。無一不是命運，只要順理而行，接著的就是正命。所以懂得命運的人不站立在有傾倒危險的牆壁下面。因此，儘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這裡，孟子雖然認為天命的力量無可抗拒，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應該按照我的仁義而行，不能無緣無故地白白送死。無疑，這對孔子的天命觀來說，有著補充的一面。此外，先秦諸子信命的還很多，而以儒家的勢力為最大。

天命觀經過先秦學者的一陣鼓吹，其時從上到下。從統治者到平民百姓，信命的風氣一時很盛。早在殷商時期，當時的統治者們，就已習慣於在每做一件事之前，總要先佔卜一下天意如何，是凶是吉?後來，又由於人與天地相應觀念的影響，更使得人們普遍認為，整個天下的命運和每個個人的命運，都和天時星象有關。《周禮·春官》記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這是說馮相氏和保章氏，是專管歲時星象，並從而窺探命運從而推測人間吉凶禍禍福的一種職官。

命數，這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概念。郭志誠等對數有一段很好的論述：“人為自然界天與地作用的產物，人在天地間生存、運動；宇宙萬物都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人、天、地及宇宙萬物的運動無一不受著一種數的制約。古人認為，對這種數，人們可以通過卜筮等術數手段，得到神的指點和啟示，感知和認識它。”數是宇宙本質現象在度上的規定，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它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它是點和線，也是波和場。它是數字的學問，也是哲學的學問。它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

唐代大儒劉禹錫在《天論》中認為數是事物內部的聯繫，凡物必有數，由數可以得理，順乘其勢。他說：“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併，必有數存乎其問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傾。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又云：“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人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可見，數是考察事物的著眼點，通過數的分析，可以知道事物的發展趨勢。

在孔子的學說中，還保存有“天命”的觀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中，知道了樂天知命，才被稱為君子。夫子到五十歲明白這個道理，一切通達了。

於是自由意志的學說，受了一個嚴重的打擊。如哲學家霍布斯（Hobbes）就主張我們只有支配行動的意志（the　will　to　act），卻沒有支配意志的意志（the　willto　will）。又如偏向泛神論的哲學家斯賓諾沙（Spinoza）則主張意志不過是精神的自動（spiritual　automotion），也就是順其自然，不知所以的動作（spontaneous　motion）。這都是離開自由意志的表現。

但是18世紀末葉和19世紀初葉有兩位思想界的重鎮，重行樹起自由意志的大纛，為人生道德問題求得適當的解答。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叔本華。叔本華以為意志是不受因果律支配的，它是宇宙人生的原動力，它在一切宇宙人生動作之後，推動這一切的動作。它沒有原因，它本身就是原因。人的行為完全受制於這不可測度的意志，所以人生是盲目的，也是不能自主的。他要解脫命定論的悲觀，但是他自己卻踏入另外一條悲觀的路上。康德是接受牛頓力學的宇宙觀的，然而他只是接受和承認他在現象的世界里的權威。（因為當時支配科學的原理，只以牛頓力學為最高；設如康德知道20世紀的近代物理學，他的學說是一定會有改變的。）他另外想出一個超越自然的世界來，安放道德的範疇，以為人類行為的準則。在這物質科學稱雄的世界里，他三部深刻的“批評”，使人類在無可如何之中，得到一種道德的援助；也使康德成為一百餘年來道德哲學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