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書

早期善書只在元宵節和中秋節說唱，後來逐漸成為經常性活動。20世紀30年代，漢川善書藝人進入武漢城鎮說唱，1936年在漢口成立“宣講、評書聯合公會”，入會的漢川善書藝人有50多人。至此，善書進入全盛時期。

善書通常以一人主講、多人應答的形式演出。形式有問有答，說唱結合。

曲詞分為“說詞”、“宣詞”、“答詞”3種。答詞在善書中起畫龍點睛的作用，答詞的演員，既是“包袱”的製造者，又是“包袱”的揭示者，一句話，一個動作，往往逗得聽眾哄堂大笑。善書的說唱藝術要求演員做到“舌生花，口生香，臉生采，目生光”。

有人以“正派、雅緻、細膩、動聽、感人”來概括它的藝術特色。善書的唱腔以“宣腔”為主，與漢川早期流行的“獨鼓書”唱腔有密切的關係，具有深沉委婉、靈活多變等特點，在主曲中佔有重要位置。其他唱腔有“丫腔”、“梭羅腔”、“流浪腔”、“哀思腔”等10餘種，分別表現喜怒哀樂等不同情緒，各有特色。

演員說唱時，只拿一塊醒木和摺扇或手帕，沒有樂器伴奏，是一種徒歌形式。善書的曲目稱為“案傳”。據藝人解釋，採用舊時官府判案的材料和宣講的材料，稱為“案”；用民間傳說故事編寫的宣講材料，稱為“傳”。

傳統的案傳有300種左右，較有代表性的為《竇娥冤》、《烏金記》、《蜜蜂記》、《生死牌》、《四下河南》、《一江血》等。

善書是民間文學範疇的重要組成部分起一。據四川天日鎮古墓出土的“說書俑”所析，遠在漢代就有萌芽，至唐代的出現了散韻相同，說唱並茂的“駢文”和“俗講”。宋元以後，說唱文學的種類日益擴大，明代永樂年間便有“欽頌善書”印行天下。

清代時，善書由案頭文學發展成講唱文學，且產生了善書曲藝，流行於八旗直隸各省，后北衰南盛，除流行於湖北的武漢、孝感、荊州和黃岡等市縣外，在上海、重慶、河南開封、四川萬縣、湖南津市等也有從事這種宣講活動的藝人。

新中國成立之後，南方的善書漸趨消亡，惟湖北漢川、蔡甸、仙桃一帶的藝人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曲種，且逐步形成了以漢川為中心的"漢川善書"。

善書之所以在漢川生根、開花、結果，是由於歷史上漢川是眾水匯歸之區。清代至民國，襄河兩岸開出九條支津，匯歸漢水，水鄉逐漸變成平原，群眾也逐漸由捕撈轉至耕種，生活日趨安定，對文化、教育的要求也日益迫切。道光年間，官家宣講聖諭漸為民間宣講孝敬父母、和睦家庭、友善鄰里、救難救急等“十全大善”所取代。最初只在元宵節、中元節前後宣講，后逐漸發展到經常性的活動，並可在田頭地邊、街頭巷尾、茶樓酒肆宣講，深受鄉民歡迎。1936年前後由鄉間進入武漢等城鎮。

主要流行於湖北中部地區的漢川、漢陽等縣和武昌、漢口城鎮一帶，其中以漢川縣最為盛行。抗日戰爭時期，漢川藝人將它傳入四川重慶、萬縣等地。善書起源於清順治年間的“宣講聖諭”。“宣講聖諭”說唱的是宣揚封建倫常的故事。至光緒年間，“宣講聖諭”就被“十全大善”所代替，具體提出了孝敬父母、和睦鄉里、設義學、設義渡、施茶水、恤孤貧等十大善行，以提倡正直善良、勤勞儉樸，反對奸盜邪惡、傷天害理為說唱內容。從此稱為“宣講善書”、“說善書”，後來簡稱“善書”。

由於善書是一種敘述體，不象戲劇那樣要求化妝，其形式簡單，易於繼承，故善書很快被人接受，並發展演變成為漢川的曲藝曲種。善書初為一人宣講，后發展為三人或多人同台宣講。多人宣講時，有“主案”與“宣詞”之分。主案重說講，宣詞(又叫答詞)說兼唱。

其表演程式“宣”、“講”、“答”、“對”等項，內容多高台教化和勸善祈福的色彩。主案自始至終說講故事，宣詞則隨主案人詮釋故事情節，分扮各種角色上場或退場。語言通俗易懂，有問有答，有講有唱。善書曲目有“案”、有“傳”，合稱“案傳”。取材於官府判定了的案情故事謂之“案”；取材於民間故事者謂之“傳”或“書”。善書的唱詞為十 字句。上下句式結構。不隨意增字減字，一韻到底。主腔叫“宣腔”，速度舒緩，節奏自由。善書原為徒歌形式，現經改革加入絲弦伴奏。唱腔曲調有“大宣腔”、“小宣腔”、“丫”、“梭羅腔”、“怒斥腔”、“哀思腔”等。傳統曲目有《四下河南》、《猛回頭》、《蜜蜂記》、《生死牌》等。新曲目有《雙團圓》、《飛鴿案》等。

漢川善書按講唱的場所不同分兩類，一類是“場書”，即在固定的書場、茶館中講唱，在漢川城區和馬口鎮邱子村有兩個書場常年表演；另一類是“台書”，即每年春節到農曆三月中下旬，做生祝壽、婚喪嫁娶等鄉間大事，是善書表演最集中時段，許多鄉村都要搭台請善書藝人講書，而且有俗規，要講就要連續講三年，每年講三場。當地不少老人都保留著童年時期擠在台前聽善書的美好記憶。

善書是一種說唱結合的曲藝曲種。自清乾隆年間形成曲藝形式以來，已有260年的歷史，曾盛行於湖北、河南、四川湖南等地，目前只有漢川市的善書藝人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曲種。“漢川善書”書目達300多部，唱腔具有濃郁的江漢平原特色，目前尚存的曲牌有13首。“漢川善書”目前已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善書”又是善本之書。一類，是古代書籍在學術或藝術價值上，比一般本子優異的刻本或寫本。如《笑林廣記》，外函是布面骨簽，清代版本，只有火柴盒大小，起碼世間流傳一二百年了，不知輾轉了多少人之手，最後我的書櫃，做了它的歸宿，如果磁器，恐怕早在時間長河中，一朝不慎，清脆一聲而裂為碎片了。一本民間藥方，手抄本，不曉得何人所抄，何時所抄，又抄自何處。是否為哪位名醫，積一生臨床經驗，而整理的孤本呢。二類是名家簽名書，若說收藏，當最具價值的。大學者張中行，在所送我的多本書中，簽字竟無一重複；大作家王蒙、劉白羽、浩然，著名詩人張志民、李瑛，著名作家劉恆、畢淑敏、史鐵生，歷史學家白剛、王宇信等等，莫說拜讀每一本大作，就是單看這或清秀、或剛勁、或笨拙、或瀟灑的簽字，也是一種享受。

漢川“善書”與江城武漢的淵源和對已故研究“善書”的專家王遠翔學兄的追憶。

解放前，每逢陰曆七月的初一到十五的這半個月中，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的大街小巷內的善堂，在太陽西下之際都要臨時用桌子搭一小台，台前擺一長方桌，左右各放一“風燈（不怕風吹之燈）”，桌子的左右方各站一身著白色夏布長衫的先生，一宣一講地在那裡說“善書”，聽眾則是自帶板凳前去聽書的市民。當時最有名的“善書”段子為《打蘆花》，內容是 說後娘替前妻之子所做的寒衣，鋪的不是棉花而是蘆花，因而孩子凍得發抖。其父用棍子去打小孩，結果寒衣被棍子打破后，發現衣內不是棉花，而是蘆花，因而父子抱頭痛哭，恨那婦人心太毒。其他的“善書”段子有《四下河南》、《磨坊產子》等。

改革開放后，1983年末，湖北省曲藝界在漢口的民眾樂園內舉行了全省第二屆百花書會，漢川“善書”當時被作為孝感地區代表隊的一個節目，在民眾樂園演出了新“善書”《梅花記》。新“善書”讓觀眾耳目一新。首先是內容有了革新，跳出了過去單純勸善的圈子，而是宣傳計劃生育等現實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在形式上也有了改革，將過去的兩個男演員的“一講、一宣”改為了一男二女的“一講二唱”，並且還加上了音樂伴奏，對“善書”這門優雅藝術的風格既做到了繼承又有所發展和創新，贏得了武漢觀眾熱烈的掌聲。王遠翔是湖北省漢川市劉家隔人，生於1919年，其父早年留學日本，乃早稻田大學畢業生。遠翔在抗日戰爭之前就讀於武昌大公中學時與筆者為同窗，1941年我們則同時畢業於武昌，為該校首屆學員。解放后，遠翔任漢川市文化館長併兼任漢川漢劇團編劇，且專門從事“善書”研究工作。年過古稀，不滿八十因病與世長辭。

1989年他在《漢口憶舊》一書中以《話說“善書”》為題說“武漢人時興過‘中元節(陰曆七月初一至十五)’。戲園子上演應節戲《董永分別》。一至夜晚，各善堂鑼鼓喧天送河燈，街頭巷尾則宣講‘善書’。說到‘善書’它是勸人行善做好事，對安定社會有所裨益，所以各善堂都倡導講‘善書’，宣講者多為年高德重的知名人士，而且不收報酬。1931年大水淹了武漢，大批災民困居江城，漢川等地的半職業‘善書’藝人則來漢組班說‘善書’賺錢糊口。當時，漢陽縣的蔡甸鎮上發生了一起余海子謀殺案，有人就把它編成‘善書’名之為《一口血》。漢川‘善書’藝人就抓住這個本子大做文章，宣講得有聲有色，使聽者為之淚下，吸引了大批的武漢工人聽眾。漢口三曙街有個叫贏台的茶社，請來漢川‘善書’潘炳福、王海元坐堂演出，從1935年一直講到1943年。可見武漢聽眾對‘善書’這個曲藝曲種的熱愛之情。”

“漢川善書”現存優秀名篇300多篇，經常宣講的有100多篇，專門從事宣講創作“漢川善書”的人員有300多人。

進入新世紀，受外來文化衝擊和多元文化的興起影響，加之一些有造詣的老藝人相繼辭世，年輕世人能獨樹一幟的少，一些優秀的曲目瀕臨失傳。漢川善書在當前的傳承發展遇到了空前困難，青年藝人斷檔，傳統流失嚴重，亟需扶持保護。

國家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006年5月20日，該曲藝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07年11月24日，漢川二中組織高三文科班學生到階梯教室聽“漢川善書”。

“漢川善書”是馬口人王海元首創的文藝曲種，已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了弘揚其藝術精華，讓這個瀕臨失傳的優秀曲種重放異彩，該 市有計劃地讓青少年接觸、了解這個文藝曲種，“漢川善書”歷來具有戒惡勸善的教育功能，這次來校的4位老藝人把廉政教育的內容用“漢川善書”的形式向學生宣傳，老藝人們攝人心魄的演唱，引起同學們強烈的共鳴。

由漢川市政府和華中師範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辦的“漢川善書”2006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漢川舉行。36名中外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並提交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