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橋湛山

石橋湛山，日本內閣總理大臣（1956～1957）。山梨縣人，1884年9月25日生於東京，幼名省三。1907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哲學科。1908年任每日新聞社記者。1911年轉入東洋經濟新報社，歷任總編輯，主編和社長，寫過大量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文章和經濟評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轉入政界，1945年11月加入日本自由黨，任顧問。1946年5月，任第1屆吉田茂內閣大藏大臣，后兼任經濟安定本部總務長官，物價廳長官等職。50年代初期歷任國際電氣公司董事長、立正大學理事長兼校長。1954年因反對首相吉田茂而脫離自由黨，同鳩山一郎等人於11月24日組成日本民主黨。同年12月出任鳩山內閣（1954～1956）通商產業大臣；1956年12月，當選為自由民主黨總裁，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次年2月因病辭職。

後任自由民主黨顧問，並致力於日中、日蘇友好事業，促進相互間的經濟、政治關係。1959年和1963年兩次訪問中國。1960～1961年任日蘇協會會長。1964、1972和1973年，連續當選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總裁，一貫主張自由經濟主義。1972年12月當選為促進恢復日中邦交議員聯盟顧問。1973年4月25日因病逝世。著有《日本金融史》等書，后編為《石橋湛山全集》，共15卷。

1884年，石橋出生在東京日蓮宗佛門世家，學問僧杉田湛誓之子，幼名省三，皈依佛門后改名湛山，但他卻不是遵守清規戒律的佛門弟子。石橋從小頭腦聰敏，也很頑皮，不願再學習上下功夫，以至於上小學時兩次留級。隨著年齡的整長，他逐漸在學習上用起功來，先後考入東京第一高中和早稻田大學。石橋性格直爽，辦事乾脆，最突出的特點是善於獨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敢于堅持自己的見解。1907年，石橋從早稻田大學文學院哲學系畢業，次年經人介紹，到《每日新聞》社當記者。1911年轉入《東洋經濟新報》社，直到日本戰敗為止的30餘年裡，長期在該報社《東洋時論》月刊社任職，曾擔任社長和總編。他以該刊物為陣地，揮動利筆，向擴張主義勢力及其理論發起不懈的攻擊。

石橋在大學的專業是哲學，在《每日新聞》社是負責文藝評論，到《東洋經濟新報》社后，迫使他必須掌握經濟理論，開始研究經濟問題。他在自學經濟理論時，不斷開拓視野，研讀過塞利格曼的《經濟學原理》、托因比的《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史》、馬克思的《資本論》等各種流派的名著，憑著勤奮與天賦，很快成為一位出色的政治經濟評論家。早在明治初年開始，日本政府便在“富國強兵”的口號下，把向海外擴張作為基本國策，目光釘向中國和朝鮮。1889年，軍閥巨頭山縣有朋更提出了“主權線”與“利益線”的侵略理論，使“大陸政策”理論化。隨後，日本通過發動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將侵略理論付諸行動，把朝鮮、台灣和南滿洲當成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社會也存在著處於非執政地位的產業型資本家階層，他們從切身利益出發，要求參政，主張自由競爭下的和平經濟。石橋湛山就是這些自由派的代言人。

1912年，28歲的石橋發表了“滿洲放棄論”，公開譴責日本政府侵略滿洲是愚蠢、危險的行為，認為不僅違反了道義原則，而且從經濟合理主義出發也得不償失，論證嚴密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他還在其他文章中，對所謂領土狹小，人口過剩、資源貧乏、滿蒙是日本生命線、國防線等謬論，進行了深刻的批駁。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政府派兵攻佔青島，奪取德國在中國的權益。對此，石橋堅決反對，連續發表了“論不可佔領青島。”“再論不可佔領青島”等文章。大隈內閣迫使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后，石橋立即撰文反擊，認為條約的簽訂，對日本是一次根本性的大失敗，對日本國民也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強烈要求政府拋棄帝國主義。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干涉蘇維埃革命，石橋也明確表示了反對立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利用中國的動亂，加緊經濟滲透和軍事干預，激起中國人民的堅決抵制和反抗，對此石橋深表同情。石橋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文章中，抨擊政府的侵略政策，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徑與沙俄侵略中國沒有本質區別，要求政府撤回駐外軍隊，立即放棄在華特權，將佔領地歸還中國。1927年到1928年間，為了阻擋怒濤一樣席捲中國的北伐軍，田中義一內閣以保護日僑為借口，三次出兵山東，製造濟南慘案、干涉中國內政。石橋在措辭嚴厲的文章中，譴責政府發動國民不願進行的戰爭，稱支持政府出兵的民政黨是殺人幫凶，其罪與政府相等。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武力侵佔中國東北。日本政府開動所有宣傳機器，為侵略行為塗脂抹粉。在法西斯勢力喧囂塵上的白色恐怖下，石橋不為所動，在事變發生的第九天，發表了提為“解決滿蒙問題的根本方針是什麼”的文章，明確指出，滿蒙終究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想用武力解決滿蒙問題，顯然不可能達到目的。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國內迅速建立起軍部法西斯專政，實現白色恐怖，自由發表言論已不可能。儘管如此，石橋也未趨炎附勢，而是以婉轉方式，對這場戰爭提出批評。縱觀石橋在戰前30餘年的活動，可以認為，他是一貫堅持反戰、反侵略活動的新聞記者，其主持正義，不畏權勢，置逆流而不失節的鬥爭精神，難能可貴。

石橋在戰前的進步活動，使他在戰後博得很高的威望。1945年，他參加了自由黨的籌建工作，后出任第一次吉田內閣藏相。但是，同鳩山一郎的經歷相似，1947年5月，石橋在整肅中突然被佔領軍當局革除公職，理由是他在戰前發表過內容不當的文章，這顯然缺乏根據。實際是因為他擔任藏相時，對佔領軍當局的指令不能唯命是從。從此，石橋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身影，直到1951年6月解除整肅，他才結束沒有監獄的監獄生活。

石橋恢復公職后回到自由黨內，1953年任鳩山派自由黨政策審議會會長，因受吉田茂排擠，於1954年11月與鳩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黨，接著與重光葵為首的改進黨合作，組成民主黨。同年12月，吉田茂下台，鳩山組閣，石橋入閣擔任通產相。第二次鳩山內閣期間，實行了自由黨和民主黨的統一，成了了自由民主黨。

鳩山首相兼自民黨總裁執政兩年，在實行日蘇邦交后，於1956年11月5日正式提出辭職。圍繞下任總裁即首相一職，自民黨內各派系展開了建黨后首次大混戰，按石田博英的說法，參加這場爭奪戰的有去“七個師團三個聯隊”（師團意指為擁有20名議員以上的派系，指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石橋湛山、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三木武夫、松村謙三、吉田茂等派。吉田派又分為池田勇人和佐藤榮作兩派；聯隊意指擁有10名左右議員的派系，指北村德二郎、大麻唯男、蘆田均等派）。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岸223票，石橋151票，石井131票。因均未過半數，只得再次進行表決。由於石井派大部分轉投石橋的票，決選結果，石橋得258票，岸得251票，石橋以7票優勢獲勝，當選為自民黨第二任總裁，並繼任首相，於1956年12月27日成立石橋內閣。

石橋上任后，曾多次發表施政演說。1957年1月8日，他在日比谷公會堂演講時，把新內閣的政策主張概況為“五項誓言，”即國會活動正常化，嚴肅政界和官場紀律，擴大就業和增加生產，建設福利國家，確立世界和平。這五項誓言，前兩項是關於政治方面的。石橋主張廉潔的政府，力圖調解黨內矛盾，進而消除派系，使執政黨與在野黨一起在國會發揮作用，保證議會政治的運行。第三、第四項是關於經濟方面的。與以前歷屆內閣不同點是，石橋不但重視增加生產，還把社會就業，福利問題擺在重要位置，在實施這一政策時，提出減稅1000萬，公共投資1000萬的口號，制定了積極財政預算，刺激業已高速起步的經濟發展。第五項是外交政策。由於日蘇已實現邦交，石橋便把重點放在改善對華關係上，對日中兩國的民間貿易活動表示了支持態度。此外，在石橋的短暫任期內，使日本與厄瓜多、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實現了邦交。

可惜的是，石橋因病未及實踐上述主張，便匆匆告別了政壇。病因是參加母校早稻田大學為他舉行的歡迎大會時，在露天會場著涼患了感冒。病情發展到肺炎和三叉神經麻痹，發生了語言障礙，不得不遵醫囑休息兩個月。（官方對外宣稱是肺炎，實際上的病因是腦梗）石橋是個責任心很強的人，為長時期不能親理國務深感不安，於是從政治良心出發，向國會遞交了請求辭職的《石橋書簡》。石橋執政總共只有63天，在歷屆首相中，象他這樣主動放棄政權的實在不多見。

石橋對中國人民一貫友好，病癒不久，便為實現日中邦交而奔波。1959年夏，在日中關係因日本政府的敵視而陷入僵局之時，石橋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要求訪問中國。同年九月，石橋應邀來到北京，這是戰後第一位日本前首相訪問中國。訪華期間，石橋與周總理，陳毅副總理進行了親切的交談，並受到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的接見。

1963年9月，石橋再次訪問中國。他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多次撰文闡述恢復日中邦交的積極主張，直接批評政府在對華問題上採取的錯誤立場。石橋的這些主張，對促進恢復中日友好關係起來重要的影響，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右翼勢力甚至罵他為共產黨的走卒，對此，石橋根本不屑一顧。石橋的努力沒有白費，1972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石橋在有生之年實現了夙願，分享了中日恢復邦交的喜悅。

1973年4月25日，石橋逝世，終年89歲。周恩來總理致電錶示哀悼，電文中說：“石橋先生是日本有遠見的政治家，多年來為日中友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現在，石橋先生為之奮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經實現，中日兩國人民將永遠紀念石橋先生。”石橋晚年親自整理出版了《石橋湛山全集》共15卷，那裡記錄了他一生走過的光榮足跡。

石橋湛山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畢生站在“功利”的小國主義立場，明確地提出了和平與反戰的主張。以“功利”的槓桿衡量外交取向，從多方利益的角度看待國際關係，主張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利益的“功利”外交思想，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與建設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值得深入考察和挖掘。

主張和平發展、與亞洲近鄰和平相處的“小日本主義”，如今在日本依舊發揮著影響力。

從東京火車站向西走10分鐘左右，就到了架設在神田川上的日本橋。如今，東京的鬧市是銀座，但從浮世繪等日本封建時代的繪畫上看，過去日本橋在江戶（東京）的地位高多了。日本橋附近有家雜誌社———《東洋經濟周刊》，至今已有110多年的歷史，如今依然保持著旺盛的批判精神，在日本“經濟信息”泛濫的當下，實在難能可貴。

《東洋經濟周刊》的報欄上有幾位老主編的照片，其中一位是石橋湛山（1884-1973年）。雖然知道他在1956年出任過日本首相，是從新聞界進入政界、在日本政壇影響很大的人物，但1月25日在北京參加《朝日新聞》記者若宮啟文的新書出版紀念會上，才對石橋有了新的認識。

若宮在其政治著作《和解與民族主義》（中文譯本，2007年12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專設一章談到了石橋，特別是他的“小日本主義”。

戰前日本號稱“大日本帝國”。石橋在任《東洋經濟新報》主筆時，用“小日本主義”來反對日本軍部的對外擴張路線。

石橋大學畢業后，一開始在東京《每日新聞》工作，後來進入《東洋經濟新報》（《東洋經濟周刊》的出版社）。在日本軍部不斷擴大對華侵略時，石橋以《東洋經濟新報》為陣地，反對干涉中國內政，1911年就明確提出了“小日本主義”。從1912年開始，他先後執筆撰寫了《欠缺智慮的國民》、《放棄滿洲論》等社論。他在社論中寫到：“我們對發動甲午戰爭時沒有一個人主張反對戰爭至今都感到遺憾。同樣，在日俄戰爭前夕，也沒有就反對戰爭展開充分的議論，這太讓人遺憾了。”

若宮認為，“小日本主義”的核心是放棄滿洲。日本在取得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后，開始有了要吞併朝鮮、滿洲的要求，而石橋用“小日本主義”來反對當時的這種社會思潮。他以大量的統計資料證明，擁有殖民地在經濟上沒有價值，大日本主義只是個“幻想”。

在《和解與民族主義》一書中，若宮寫到：“1920年，石橋撰寫了《日美衝突的危險》一文，認為日美兩國不斷朝帝國主義的方向發展，如果在中國迎頭相撞，肯定會導致衝突，戰爭難以避免。”若宮說：“石橋獨具慧眼，有如此預測，令人叫絕。”

戰前，“小日本主義”沒有成為社會輿論的主流，日本也因此損人不利己，遭受了重大挫折。

石橋在戰後曾經短期擔任過首相，但因為身體欠佳，很快就退了下來。日本當過首相的人，大都會在黨內留下一個派別，但石橋並沒有拉幫結派。若宮說：“他的思想通過石田博英、宇都宮德馬、三木武夫（原首相）等鴿派繼承了下來，並對池田勇人（原首相）、宮澤喜一（原首相）等人產生了影響。”

1993年，自民黨分裂，一部分黨員成立了先驅新黨，其黨首武村正義撰寫了《小，但光輝四射的日本》一書，若宮說：“這反映了‘小日本主義’的思想。”先驅新黨的理論家為議員田中秀征，他原是石田博英的秘書，繼承了石橋思想。若宮在書中說：“宇都宮德馬在自民黨內創建了亞非問題研究會，是鴿派的據點。木村俊夫、伊東正義（原議會議長）、后藤田正晴（原副首相）先後擔任該研究會會長，現任會長為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

主張和平發展、與亞洲近鄰和平相處的“小日本主義”，如今在日本知道的人已經不很多，但日本戰後60餘年，和平、民主、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外交努力，已經成為社會思潮中的主流。《東洋經濟周刊》這樣的刊物，能在所有書店買到。百年前的“小日本主義”，依舊發揮著影響。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現代化的目標明確而現實：富國強兵，首先從“強兵”切入。經過甲午戰爭的綵排，終於在日俄戰爭中勝出，於是認為強兵的目標已然實現。但這種共識在1945年被戳破，日本的百年強兵之路退回原點。日人痛定思痛，改弦更張，第一次把救國之夢寄託於對“富國”的訴求。沒想到如此戰略轉型的結果，居然否極泰來，短短20餘年便躋身經濟大國之列，似乎一夜間，便雪清了幾代人的國恥。

雖說得來全不費功夫，卻難掩某種不能承受之輕的空虛。接著，經濟泡沫的崩潰，讓整個國家陷入萎頓，富國之路亦遭重挫，從此失去了煽動國民熱情的凝聚力。毋庸諱言，日本走到了國家轉型的十字路口。此後何去何從，既取決於國民的投票選擇，同時也要看接下來的戰略議題如何設定，尤其是後者，主要考驗的是社會精英層的責任感與智慧。

自1990年代以降，日本社會思潮中與“普通國家化”（實質是成為政治大國，即“StatePower”）的戰略議題相平行的，其實還有一種徹底反思、摒棄近代以來富國強兵戰略，開創既不訴諸軍事能力，也不訴諸經濟力量的新思潮，即通過謀求國民的福祉，來實現國家的尊嚴及在國際社會中的存在感的“第三條道路”——民生大國（CivilianPower）之路。這種思潮潛滋暗長，終將對日本的內政、外交造成深遠的影響。

1990年代初期，日本出版了由日本著名記者、《朝日新聞》專欄作家船橋洋一領銜主編、8名學者合著的《日本戰略宣言——面向民生大國》一書，提出在和平、發展、人權、環保等領域，“日本必須發揮強大的指導能力”，“經濟力量必然成為軍事力量這一‘歷史法則’是不存在的。決不能把日本的經濟力量變為軍事力量，而應把它發展成為全球性民生大國”等主張。可以說，這是日本主流社會發出的、具有相當代表性的遠見卓識，它表達了一種全新的、契合21世紀全球化視點的世界觀、發展觀。如此政治理念的出台，並非空穴來風，不僅基於對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日本所走過的歷史道路的深刻反思，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也是對戰前“小日本主義”理論的隔世迴響，可謂其來有自。

所謂“小日本主義”，顧名思義，是一種根本有別於岸信介的“大東亞主義”和吉田茂的“脫亞入歐”口號的截然不同的亞洲觀，其首倡者是被稱為“保守左翼”重鎮，戰前做過《東洋經濟新報》主筆、總編的著名政論家，戰後短暫地出任過首相的石橋湛山。

“小日本主義”的理論核心，是“放棄滿洲”論。基於受甲午、日俄戰爭勝利的鼓舞，日本社會中出現的要像兼并朝鮮那樣并吞“滿洲”的民意，石橋以大量統計數據和翔實的材料，論證擁有殖民地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價值，而且會過度增加軍費開支，壓迫國家財政，最終導致國民生活惡化，進而有引發毫無益處的戰爭的危險；尤其會刺激殖民地的民族主義，並導致日本與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對立，使國家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反而不利於日本的發展。

以魯迅研究著稱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內好在戰前對石橋一無所知，戰後讀了《石橋湛山全集》后非常吃驚，感慨道：“多年來一直在尋找既是自由主義者，又是亞洲主義者的人，差不多快要絕望了”，而這樣的人終於找到了。戰後，石橋始終如一地扮演著中日關係正常化先驅者的角色，從1950年代末起，數次訪華。其基本立場是日中間因意識形態而對立是一種不幸，兩國將來的命運是要加強合作，政治與經濟不可分，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日美中蘇和平同盟”的構想。他在同周恩來總理會談及國內外的各種場合，不斷地強調、完善這一構想。可以想象，在劍拔弩張的冷戰環境中，日本在其中扮演的尷尬角色，註定了石橋政治理念始於理想主義，終於理想主義的悲劇命運。然而30年河東河西，不可思議的是，冷戰結束后，其被認為“理想主義”的構想反而越來越接近現實了。也許，這正是思想所具有的穿越歷史、超越時空的前瞻性。

1990年代中期，正值戰後50周年之際，與政界中“戰後總決算”的聲音甚囂塵上、空前高漲的事實相對照，日本出版界、學界曾有過一場靜悄悄的“石橋熱”。石橋像挑戰風車的唐吉訶德似的，從戰前1910年代起即開始對抗主流社會思潮，時隔80年後，他的各種“小日本主義”思想文本被重新發掘、出版，接受戰後民主主義一代知識精英的檢討，令人眼界大開。

1993年，一些從自民黨內分裂出來的議員組建了一個名為“先驅新黨”的袖珍政黨，其黨魁武村正義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叫《小，然而熠熠發光的日本》，系統詮釋了石橋的“小日本主義”。石橋湛山並沒有仿效吉田茂、岸信介等同時代的政治大鱷，在自民黨內留下一個大的派系。但是，其思想卻通過石田博英、宇都宮德馬等門生，由三木武夫統領的鴿派傳承下來，並對池田勇人、宮澤喜一等保守主流政治家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小日本主義”之所以不早不晚，偏偏在1990年代初期“顯靈”，並與彼時的主流社會思潮發生深層響應，其背後自有深刻的社會背景。泡沫經濟對經濟大國日本是一次摧毀性的打擊，媒體甚至有“第二次戰敗”之說。回首戰後日本走過的半個世紀的富國之路，一些日本人認識到，把國家的希望維繫在對“富國”的訴求上，與此前的通過“強兵”振興國勢實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儘管偌大的國富可在一代人之間構築，但亦可在瞬間貶值、縮水，成為經濟海洋中的泡沫，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歸根結底，構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仍需從“立人”開始，只有每一個國民個體福祉與尊嚴的最大化，才是最根本的國家利益所在。日本沿著和平發展的道路繼續走下去，成為一個全球性民生大國，不僅符合日本的“國益”，而且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

周總理和石橋湛山發表會談公報　中日應和平共處相互友好

周總理指出：日本必須擺脫外來干涉，排除敵視中國政策和不參加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新華社20日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日本前任首相石橋湛山今天發表會談公報，全文如下：

公報

日本前任首相石橋湛山先生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邀請，於1959年9月9日到9月20日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

在訪問期間，石橋湛山先生同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在友好氣氛中，坦率地交換了意見。

雙方認為，中日兩國人民應該攜起手來，為遠東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為著實現上述目的，中日兩國人民應該根據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努力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增強兩國人民相互間的信任，改善兩國的現存關係，並且為早日恢復兩國的正常關係而進行合作。

周恩來總理指出，為此，日本必須擺脫外來干涉，排除敵視中國政策和不參加製造“兩個中國”陰謀，石橋湛山先生對此表示，有見議的日本人士過去未曾容忍這種思想和行動，今後也是不能容忍的。

石橋湛山先生表示，中日兩國為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發展，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努力。周恩來總理對此表示同意，並指出中日兩國政治和經濟關係的發展必須結合起來，不能予以分割。對此，石橋湛山先生也表示同意。

石橋湛山先生表示，關聯到上述情況，日本的現狀和現存的國際關係，有不能令人滿意之處，應該盡最大努力，早日加以改變，並且逐步促其實現。周恩來總理對此表示歡迎，並且指出，我們願意看到日本人民能夠早日實現上述願望，中國人民將大力支持日本人民為實現這一目標而作的努力，衷心同情日本人民關於獨立、自由、民主、和平、中立的願望。

石橋湛山先生建議，中日兩國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應該增加接觸，坦率地交換意見，以增進彼此的了解和友好。

周恩來總理表示，石橋湛山先生的來訪，對增進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和過去一樣，歡迎對中日友好抱有誠意的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前來中國訪問。

周恩來（簽字）

石橋湛山（簽字）

1959年9月20日於北京

（1 9 5 9 0 9 2 1 《人民日報》）

周恩來總理和石橋湛山先生的會談的重大意義

（1959.09.23） 《人民日報》社論

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已經結束了在北京的訪問。在這期間，劉少奇主席接見了石橋先生，並進行了友好的談話。在這期間，我國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和石橋先生，在友好的氣氛中，坦率地交換了意見，並於20日發表了公報。公報明確地表示，中日兩國人民應該攜起手來，為遠東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並且指出，為著實現上述目的，中日兩國人民應該根據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努力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增強兩國人民的相互間的信任，改善兩國的現存關係，並且為早日恢復兩國的正常關係而進行合作。這些主張，符合於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反映了亞洲和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中國人民對此衷心地表示歡迎。

周恩來總理和石橋先生的會談公報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應。日本輿論界多數表示歡迎，日本的政治活動家包括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和自由民主黨顧問松村謙三都發表談話表示支持。這些反應表明促進中日友好、維護遠東和平是中日兩國人民的意願。但是，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不惜顛倒黑白，對公報進行惡毒的攻擊，企圖藉此沖淡公報在廣大人民中的印象。像日本自由民主黨幹事長川島正次郎、岸信介內閣官房長官椎名悅三郎就是這一類人的代表。他們就公報發表談話說，關於岸信介集團一向採取敵視中國的政策和製造“兩個中國”陰謀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他們對石橋贊成政治和經濟不可分開的主張表示十分不滿，認為“政治和經濟分開的問題不僅是岸內閣的想法，而且是自由主義國家一致的結論”。這種言論充分暴露了岸信介集團堅決追隨美國、製造“兩個中國”、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立場。在日本，不僅廣大的人民反對岸信介集團這種反動的思想和行動，就是有見識的日本人士，也正如石橋湛山先生所說：“過去未曾容忍這種思想和行動，今後也是不能容忍的。”

中國人民一貫主張根據和平共處的原則，促進中日友好，恢復中日兩國的正常關係。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處境發生變化以來，中國人民一直表示願意同日本友好，並在實際行動中主動地採取各種措施，改善同日本的關係。周恩來總理此次邀請石橋先生訪華，再一次證明中國人民是願意和日本友好相處的。不過，正如公報所指出的，中日兩國的友好和中日關係的正常化，必須以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為基礎。我們決不允許日本岸信介集團，把中國人民願意同日本友好的善良願望，當作中國人民的軟弱可欺，當作它玩弄兩面手法、取媚美國、謀求經濟實惠的手段。我們不能不指出，正如上文所說，日本岸信介集團至今堅持執行敵視中國、陰謀製造“兩個中國”和阻撓中日關係正常化的政策，而這些正是今天改善中日兩國關係的主要障礙。

在公報中，周恩來總理進一步指出，中日兩國政治和經濟關係的發展必須結合起來，不能予以分割。對此，石橋先生也表示同意。我們認為，石橋先生的這一表示是明智的。誰都知道，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把政治和經濟完全分割開來作為處理問題的原則，是行不通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獨立的國家，可以一面聽任另一個國家在政治上露骨地敵視自己，一面又同這一個國家發展經濟和文化關係。石橋先生此次來我國訪問，今後也還有其他日本政治家為促進中日友好前來我國訪問。他們這種訪問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行動。這樣一種政治性的行動，將能夠為促進中日兩國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提供有利的條件。

公報指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石橋先生表示，日本現狀和現存國際關係，有不能令人滿意之處，應該盡最大努力，早日加以改變，並且逐步促其實現。周恩來總理表示歡迎，並且指出，我們願意看到日本人民能夠早日實現上述願望，中國人民大力支持日本人民為實現這一目標而作的努力，衷心同情日本人民關於獨立、自由、民主、和平、中立的願望。我們認為，今天阻撓日本人民實現其獨立、自由、民主、和平、中立的願望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一小撮追隨者岸信介集團。戰後日本人民一直要求擺脫美國的控制，爭取日本的完全獨立。去年（1958年）以來，日本各階層人民展開了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到目前為止，已經舉行了六次規模巨大的聯合鬥爭。日本人民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鬥爭，能夠獲得這樣洶湧蓬勃的發展，決不是偶然的。今天，越來越多的日本人民已經認識到修改後的日美“安全條約”，將在實質上結成日美軍事同盟，把日本人民帶向戰爭的邊緣，使日本再一次與中國、蘇聯為敵，與亞洲人民為敵，從而威脅遠東和世界的和平。中國人民熱烈支持日本人民迫切要求從日本撤退美國軍隊、撤銷美國軍事基地，並收回沖繩和小笠原群島。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人民這種強烈要求改變現狀的願望和行動，表示熱烈的同情和支持，正如愛好和平的日本人民明確地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支持中國人民解放台灣一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石橋先生今天已經結束了在北京的訪問。正如周總理在石橋先生辭別酒會上所講的，我們希望石橋先生回國以後，把中國人民願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願望，轉達給日本人民。在石橋先生訪問中國以後，自由民主黨的顧問松村謙三先生也將來中國訪問，我們表示歡迎。石橋先生和不少自由民主黨的明智的人士，是主張中日友好、和平共處及要求改變日本的現狀和現存的國際關係的。石橋先生這次訪問我國，對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我們謹祝石橋先生一行人旅途平安，並且希望石橋先生為實現公報所指出的促進中日友好、和平共處以及要求改變日本的現狀和現存國際關係的主張，能夠與日本有見識的人士一起，共同努力，以便逐步排除意料中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