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川畫跋

中國北宋繪畫評鑒著作。董逌著。董，字彥遠，東平（今山東省東平縣）人。政和(1111～1118)年間官徽猷閣待制，以精於鑒賞考據擅名。

《廣川畫跋》全書6卷，共收題跋134篇，包括宮廷及私人收藏，其中以歷史故事及風俗人物佔多數。畫跋偏重於考證評議，對作品之題材內容及物象制度多方論證，引經據典，與其他側重藝術風格技巧之評鑒著作不同，對作品辨識也時出獨特見地。如根據畫中人物衣冠服飾及殿廷環境辨《蕭翼賺蘭亭圖》為《陸羽點茶圖》；根據圖中細節辨《漢武帝會西王母圖》為《唐武帝仙樂圖》，又稱《醉僧圖》，所畫僧人沈酣實為魏晉時僧人不守成律聚飲歌舞之寫照；又指出《擊壤圖》中擊壤不應畫為擊缶。其他如對《兵車圖》兵車形制進行考證，跋《舞馬圖》論及舞馬之戲的源流等，皆可見作者學識之廣博。董尚有《廣川書跋》傳世。

《廣川畫跋》是一部繪畫論著，全書共六卷，約成書於1120年前後。由單篇題跋構成，共一百三十四篇。由於董逌是著名的考據、鑒賞家，宋徽宗宣和時與黃伯思齊名，故全書之中考據文章十居八九，多考古畫中所畫故事、物象，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認為“題故事圖畫，應以此種為正宗，然非學有本原者不辦，故後來無能效之者”。這本書不似諸多品評著作喜評繪畫高下，除考據外，亦言畫理、畫法，其中不乏較好的見解。

《廣川畫跋》不僅能從世之所好、俗之所成論畫，而且能將傳統理論與創作實踐相結合，對技法、風格發表深入見解。如李公麟得周肪《按箏圖》，因“不遺余巧”、“媚色艷態，明眸善睞”，懷疑其形容骨相尚為不得，更何況傳神寫照？故持畫相問：“人物豐濃，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董逌答曰：“此固唐世所尚……唐人所尚以豐肥為美，防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所論頗高。宋徽宗主持畫院，專尚形似，重視法度，董逌亦講形似與畫法，但又主張兼得形、神、理，作公允持平之論。如他在肯定戴嵩畫牛“妙於形似”，謂“苟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的同時，提出“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認為“賦形出象，發於生意，得之自然”才足珍貴，而“摹取形類”，“雖尋常者猶不失”並非正途。董逌還從韓非所辨鬼神犬馬之孰為難易，提出“鬼神索於理不索於形似，為犬馬則既索於形似，復求於理，則犬馬之工常難”的道理，在形神關係外並提一“理”，既受宋人講理學的風氣影響，又是蘇軾講“常理”的闡發。他理解顧愷之以人物為最上，次及山水、狗馬、台榭而不及禽鳥：，是因為人物“以神明為勝”，但由於唐五代以來山水、花鳥畫水平日高，形神論不能只限於人物，他又發“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之論，並具體用於畫家、作品評論中，如評李成山水、孫白畫水、邊鸞牡丹等，均有卓見。

對於創作經驗的總結，董逌常能上升到哲學高度。《書李成畫后》認為：對自然山水“生而好”之人，“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殆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於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見群山橫於前者”，“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前者是表象儲存，後者是靈感觸發，其間又貫串著莊子技進乎道的精神，。《書百牛圖后》認為人對事物的認識有“以人相見”“牛為一形”和“以牛相觀”“更為異相”的差別，只有深入了解，在動靜中觀察事物百狀，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真相，這對意欲創造真正具有藝術個性的作品，無疑有深刻的指導意義。當然，《廣川畫跋》畢竟是重在考證之作，其主要學術價值在此。理論上難成系統，且文字古奧，常令人有意難索之感。

傳本罕見，《四庫全書》所著錄者為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華，亭孫道明鈔本，謂從宋末書生寫本錄出，此當為傳世之古本。現有《畫-苑補益》本（卷三原缺三僅存目）、《十萬卷樓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等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