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主義

一、提出要確立所謂純正的三民主義為國民黨的最高原則，大力宣揚三民主義，並未反對馬克思主義，但對利用馬主義挑起階級鬥爭的共產黨人持敵視態度。

二、認為民族和國家的需要是進行各階級聯合的革命，提倡階級調和，反對勞動工人的階級鬥爭。

三、主張建立一個所謂純粹的或單純的國民黨，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都退出去，分裂國共合作，反對共產黨。

其內容是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繼承和改進：

孫中山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綱領。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構成，簡稱“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信奉的基本綱領。三民主義的發展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即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它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遺產。

民族主義是孫中山首先揭櫫的戰鬥旗幟。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滿族貴族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清朝統治集團正日益勾結起來。

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反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始終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戰鬥口號。這不僅由於清王朝是一個由滿族貴族“宰制於上”的部族統治政權，還因為它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反滿”口號所以具有廣泛的動員意義，原因就在於此。避免中國被瓜分、共管的厄運，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民族主義的另一主要內容。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把“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並列為民族主義“殆不可須臾緩”的基本原因。“非革命無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須“先倒滿洲政府”，民族主義的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意義蘊涵於此。

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又一個主要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指出封建的社會政治制度剝奪了人權，因而，決非“平等的國民所堪受”；必須經由“國民革命”的途徑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憲”的共和制度，結束“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的嚴重狀態。與這種“國體”的“變革”相適應，關於政體的擘劃也構成民權主義的重要內容。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的“社會革命”綱領，它希望解決的課題是中國的近代化，即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使中國由貧弱至富強；同時還包含著關懷勞動人民生活福利的內容，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潰瘍的批判和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孫中山把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歸結為土地與資本兩大問題。“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是孫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內容為“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歸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孫中山認為這一方案的實施可以防止壟斷，也能使“公家愈富”，從而促進“社會發達”。在有關資本的課題上，孫中山確認“實業主義為中國所必須”。他認為中國的近代化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實業計劃》一書就是發展社會經濟的宏偉藍圖。他把發展社會經濟的途徑歸結為“節制資本”和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即將“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佔性質”的“大實業”(如鐵路、電氣和水利等)“皆歸國有”，因為這既可“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國之資力”。民生主義實質上是最大限度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雖然它塗上了主觀社會主義的色彩。

但戴季陶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以闡述三民主義為名，提出一套比較系統的反對容共政策的理論。

戴季陶認為，三民主義就是"民生哲學","民生為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斷言孫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認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學的方法從理論上整理起來，成為一種學術的文化"，孔子"組織了一個民生的哲學"，這個哲學可以從兩部分來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論。一部是《大學》，是他的方法論"，孔子思想也可稱作"社會連帶責任主義"。進而提出，孫中山"實在是孔子之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戴季陶從與孫中山"互助論"相矛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論出發，認為人類生存的慾望"都有獨佔性和排他性，同時也具有統一性和支配性"(《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以此反對唯物史觀、社會革命論的階級鬥爭學說。

戴季陶主義的出現，是革命高潮到來之際資產階級力圖分裂統一戰線的徵兆。它不僅促使國民黨新右派形成，為其反共奪權作了理論與輿論上的準備，而且助長了國民黨老右派的反革命活動，並從思想上把國民黨的新老右派聯合起來，對革命統一戰線產生了極大的破壞作用。戴季陶的反動觀點當然受到了共產黨人的猛烈抨擊。

戴季陶這套反動思想的實質，就是要把國民黨變為一個資產階級壟斷的反動黨派，進行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建立資產階級專政。他這是代表資產階級右翼來爭奪革命的領導權。戴季陶是國民黨反動派的一位臭名昭著的理論家。他的起家資本，就是反動的戴季陶主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時，戴季陶是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的代表，具有反帝和反共的兩面性。“舉起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右手打倒共產黨”,這兩句話，生動而深刻地描繪了這類人的階級性格。其思想得到了國民黨右派的喝彩，成了國民黨右派的精神武器。不久以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反動了三二O事變，對中共進行了第一次公開的襲擊，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戴季陶主義對蔣介石影響的結果。

1905年，14歲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學，在日本大學（前身是日本法律學校）讀法科，在那裡認識了蔣介石。四年後，回到上海。時值晚清，投奔江蘇巡撫瑞澄，被任命為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調升湖廣總督后，戴季陶沒了靠山，辭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當上海《中外日報》記者，繼而轉入《天鋒報》，寫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幾個月後，19歲的他，成為《天鋒報》總編輯。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風，還進了同盟會。回上海后，在《民權報》上寫下大量反袁世凱的文章，被袁世凱下令“提究”———關入牢獄。他這時才懂得：“百萬錦繡文章，終不如一枝毛瑟（槍）。”被營救出獄后，便直接投身反袁鬥爭，協助黃興起義。最後，還在孫中山身旁，當上秘書。陳炯明叛變時，戴季陶勸蔣介石立即回廣州，保衛孫中山。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校長，為此也作出過相當的努力。1928年2月，又被提升為國民黨宣傳部長，10月，當上國府委員和考試院長，一當就是20年。他還經營了童子軍，在中國發展了50萬成員，寫下《偉大精神》、《同舟共濟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當時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國政府率領中國奧運代表團到德國參賽，開幕前見了德國元首希特勒，和他談話20多分鐘。事後，遊歷了歐洲，五個月後才回到中國。西安事變之後，他認為對張學良、楊虎城應堅決開戰。與何應欽不同的是，何是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為了蔣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齡和孔祥熙主和，力陳利弊，戴季陶最終也改變主意。這年12月14日舉行的高級會議上，戴季陶在休會時，出其不意地向與會者磕頭，說：“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說完又叩了一個響頭，退了席。與會者都看見這一幕，特別是反對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轉了向，也不再提反對意見了。

抗戰開始時，戴季陶堅決批判國民黨內的亡國論，指出離開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會重返的。他寫信給兒子：“被欲并吞中國破壞中國之企圖，其失敗將尤有甚於拿破崙之末路者……中國之前途決不悲觀。”所以，他西遷重慶時，雖有大小六輛汽車隨他，但除帶個人鋪蓋衣服外，其餘個人的東西都不帶，已放上車的全部取下。結果，匪盜把他家房子一火燒光，片瓦無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國民黨出訪印度，見到了尼赫魯、泰戈爾、甘地等名流。

抗戰結束后，戴季陶勸蔣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東北，但蔣介石哪裡聽得進，後來的局勢就不是蔣介石所能控制的了。當戴季陶的親朋好友來祝賀抗戰勝利時，他竟然一反常態：“有什麼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猶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試院長的職務，考慮到蔣介石的面子，改任國史館館長。

當陳布雷自殺時，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個月後，戴季陶也走到了盡頭。當時廣州的情況並不穩定，雖然這裡成了國都，如1949年2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到廣州那天，二沙頭空軍大碼頭招商局的“利104”號鐵輪大火爆炸，燒了三天，損失飛機油6000餘桶；2日，粵漢鐵路南段三條鐵路工人罷工停車，因為工資低；3日，電報電話加價，電報每字5元，電話加四倍，而書價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廣州養病，就得到李士梅醫生的醫治。初來時情緒尚可，有時還異常矍鑠，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紀念堂開歡迎會，戴季陶還致辭，離開紀念堂時，見石階上有顆煙頭，還親自拾起扔別處踏熄。但過後幾天心情又不好了，據《廣東商報》報道：“因鑒於內戰苦無了期，民生日形痛苦，憂心過度，病勢反而加劇。”他雖住在廣州東山的廣東省政府招待所———東園（在今中山一路廣州鐵路局一帶），但睡不安。最嚴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藥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寢食不寧，兩次吃了過量的安眠藥，都被及時搶救而苟延殘喘。也不知什麼原因，戴季陶到廣州不久，就將十一個平時拜佛的用古銅鑄造的千手觀音，親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覺皇殿中，還和殿中佛教會同仁胡毅生談禪，話中提到，不久自己會脫離此惡世，好像預知死期將至。2月11日，事情終於發生了。據他的後妻趙文淑說，戴季陶隨國民政府遷都廣州后，早已閉門謝客。即使國民政府開會，他去了也只是帶雙耳朵，從不發言。一個心思始終縈繞腦際———不想去台灣，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裡才是故鄉，所以終日躲在賓館的房裡。孫科來廣州后，在東園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覆，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處，那裡原是市配售處副處長蔡國英居住的。戴季陶見新安排的三幢二樓十九號的房子簡陋，大為不快，說：“孫科太看不起我了。”這晚，他更不能入睡，長期以來的心神不定，在這晚達到了頂峰，只有不斷地服用安眠藥。

知道戴季陶身體不適，在東園住的台灣地區監察機構負責人于右任儘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經上了到機場的小車，接電后還是下車到戴季陶的房間。據當年報紙報道：“於院長緊握戴先生的手，覺已冰冷，氣息奄奄，不禁潸然淚下。”半夜兩點鐘，戴季陶還到過妻子的內室，說：“已經吃過多次安眠藥，還非常亢奮，頭腦脹痛如裂，比死還難過。”趙文淑勸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時間，仍未見戴季陶起來，家人進房一看，發現戴季陶作側身卧，面色赤紅，鼻際尚有微息噴出，家人立即打電話讓醫院派人前來醫治。9時許，政界要人和軍界人士齊集房前，見戴季陶沒有動靜，只好肅立。10點后，戴季陶氣息已絕，但“神色自若，面無戚容”。醫生宣布，戴院長服藥過多，施救無術，已經逝世了。廣州衛生局長朱廣陶說：“這次是中大第二醫院派內科吳主任和李醫生前去救治的，但10點過後他的脈搏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