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孚先

任孚先自小就喜愛文學，在濃郁的書香氛圍中，少年時期就與家藏豐富的古書結下了“緣分”，不僅閱讀了《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聊齋志異》等古典名著，而且對於一些野史趣聞也有所涉獵，對於中國的古典文化有著多方面的了解，從而培養了他對於文學的濃厚興趣。在小學時期，就喜歡作文，中學時代開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由於學習成績優秀，曾被推薦為徐州市學聯學習部部長。同時，他對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進行廣泛閱讀，特別對西方文學的閱讀猶為廣泛，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等作家就是在這個時候被他充分了解的。1956年，任孚先考入了山東大學中文系。在這裡有馮沉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等聞名全國的著名學者，有數十萬冊的藏書和濃厚的學術與文學氛圍。正是在這裡，任孚先開始了自己最初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活動。在前輩教師的指導下，他刻苦努力，嶄露頭角。在《文史哲》發表了《談青春之歌》、《論”厚古薄今勺，在《山東大學學報(人文版)》發表了《論紅旗譜》等文章，在《山東文藝》上發表了評論當時出現的肖端祥、邵勇勝等農民作家的文章，在《大眾日報》、《青島日報》、《濟南日報》等報刊發表了數十篇文藝思想雜談及評論，引起了當時文學界的關注。1960年畢業后，被分配到山東省文聯文學研究所，成為省文聯第一位專職文學評論工作者，並堅持至今，仍筆耕不輟。他在三十多年的文學理論研究與評論的學術活動中，幾乎涉及所有藝術門類。從文學到影視，從戲劇到期刊研究，都發表過一些有見地的評論文章，但其最主要、最重要的成就是文學理論研究與文學評論。任孚先的學術研究著作大體上可分為三類：一是理論探索；二是文學研究、創作思潮與作品評論；三是資料編纂。在這三類學術研究活動中，他一主堅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科學繼承與探索創新的結合，堅持每一篇文章的寫作都有嚴謹、紮實的文鳳，從而使他的著述多有建樹和開拓。

任孚先作為一個熱切關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變化的文學研究者和文學評論家，一直保持著理論建設的激情，對文學發展中出現的重大理論問題擁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文學理論、藝術思想一方面體現在具體的文學現象、文學作品的評論之中，另一方面則集中體現在他的專著《片羽集》、《文學創作漫談》、《任孚先文藝論集》中。至於第一方面我們將在第三部分具體介紹，在這一部分中，我們重點介紹任孚先對具體文藝理論問題的思考與探索。

文藝理論思想有沒有獨到的建樹，對於一個評論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它往往決定著其評論文章的深度與高度，也決定著其評論文章的思想個性。任孚先的文藝理論思想是有其獨到的意義和高度的。他的文藝理論研究不是以學院式的方法去做純粹的“學術研究”，而是從變動著的創作實踐中，去發現理論的新知所在。因此，他的文藝理論思想就具有了如下兩個特點:

任孚先在文藝理論研究中所提出的許多重大問題並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與時代密切相關、與文學發展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從他的理論專著以及散見於各類報刊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他思考理論問題都是從時代的角度切入並以推進當代文學發展為目的的。他在《作家和時代》一文中，認為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時代社會環境之中，”在作家身上，烙印著時代所賦予的特點”，”我們考察古今中外的文學史，沒有一個躋身於傑出作家行列的人，不是在他們的作品中反映了廣闊的時代生活，塑造了時代的藝術典型的”。從這樣的理論基點出發，他論述了作家與政治、自我、典型塑造等問題之間的關係，提出了許多引人深思的見解。與此相關，他提出了”觀念的擅變與文學的變革”這一重大問題。他認為文學要想有大的發展，要出現與時代相匹配的優秀文學作品，首先就是文學觀念的變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這一問題是需要一定的理論勇氣的。因為在當時”左”的思想觀念仍然束縛和限制著人們的思想，文學創作仍然未能獲得更廣闊的自由空間，在此種情況下提出這一問題本身就表明了他所具有的理論勇氣和時代的責任感。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提出這一問題時，又敏銳地看到了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在觀念變革過程中所出現的某些偏差，這就是”全盤西化”和”振興儒學”的主張。他認為這兩種主張都是錯誤的。我們新的時代新的文學觀念就該順應新時期的政治和經濟、符合文學發展規律的文學觀念。在這種文學觀念指導下，才能既弘揚民族文學的鮮明個性，又能在世界文學發展的潮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任孚先的這種理論見解，在當時可能由於“創新的熱情”驅使著人們去追逐新潮，對此缺少充分的理解。然而在今天，我們再去思考這一理論問題時就會發現他的見解的深度所在。在經歷歷史的變遷之後，我們看到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只有既堅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個性，又吸取外來文化的有益成分，才能真正得到發展，這是被文學史所證明的一個客觀的道理。而任孚先正是在時代的文學思潮中，堅定把握住了這一問題的核心所在。任孚先文藝理論的時代性特點，還表現在他對一些引起爭議的理論問題富有個性地發表了自己的見解。譬如“歌頌與暴露”的問題，文藝作品的“理想”問題、“題材”表現的領域問題等等。在這些與當時創作實踐密切相關的理論問題上，他從未人云亦云，而是認真、坦誠地從時代對於文藝的要求出發，辯證地分析了其應具有的表現形式，提出不管作家怎樣去寫，但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不能違背時代和人民的意願。這些具有時代感的理論思想，今天看來仍然是值得我們重視和進一步思考的。時代性作為其文藝理論思考的基本特點，是與他對文學創作實踐的關注密切相關的。

實踐性不僅僅是指任孚先的文藝理論與文藝創作發展密切相關，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論思想具有指導文學創作的實踐性意義。他能夠提醒創作者在進行具體作品的創作時，應該注意些什麼。譬如他在與人合作的《文學創作漫談》一書中所提出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文似看山不喜平”、“要重視細節描寫”、“要有獨創精神”等，雖然是一些基本的創作問題，但任孚先深入淺出，從豐富的創作實例中，引發出自己的見解，對於創作者來說是非常有啟示性的。“藝術提煉”是文學創作的一個基本問題，他在《論藝術提煉》一文中，提出藝術提煉的具體途徑以及要有豐富的生活積累作為基礎，使生活的事件和人物的發展符合內在邏輯規律和賴以存在的社會生活環境，要有生活的深度和廣度。這些理論問題的提出與分析，直接進入作家的實踐活動中，使得這些理論問題變得生動且具有說服力，使寫作者能夠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加以理解和運用。這種富有實踐性的理論思想還充分地體現在《深入生活漫議》一文中。任孚先在這篇文章中，認為只有熱愛生活才能積極地反映生活，只有理解生活才能從本質上把握生活，只有提煉生活才能正確地反映生活。這三個問題的提出可以說是非常具有概括性和實踐性的，對於任何時期的創作者來說都是很有意義的。

作為文學研究家和批評家，任孚先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以自己的熱心、愛心、藝術之心，關注著中國文學的發展態勢，參與了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幾乎每一個進程。他認為，一個文學研究和批評者，主要的是“參與意識”、“對現實的發展，對文學時尚的潮流，不是旁觀、等待，不是隨波逐流，而是去主動接近現實，接近文學創作實踐，參與現實和文學自身的變革”(《〈山東文學評論選〉序》)。可以說，正是這種參與意識，帶來了任孚先文學研究和批評的基本特點，形成了他關注現實創作，引導文學創作的研究批評路數，也形成了他的開放型的批評方式。

古代文學研究往往給人以引經據典、尋章摘句的遠離現實之感。而任孚先走上文學研究和批評之路的初步收穫，卻正是對古典文學名著《聊齋志異》的研究。不能不說任孚先研究《聊齋志異》首先是出於他對這部小說的濃厚興趣。這種基於閱讀興趣的研究，是立足於現實，試圖從古典名著中發現、發掘出對於當代文學和文學的建設具有價值的內容。這種發掘工作是艱苦的，但卻瀰漫著任孚先對《聊齋志異》的濃厚興趣和感情投入的創造性理念。

於是，在任孚先的《聊齋志異藝術論》中，就主要是體現著現實意義的人性美、人情美、意境美以及人物、藝術結構、語言、心理描寫、細節、民俗、典型環境的創造等藝術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任孚先《聊齋志異》研究的基本框架，這個研究框架雖不是那麼恢宏偉岸，卻是一個扎紮實實、認真可取的框架。這顯示了任孚先所受五六十年代教育並形成的文學觀念，顯示了他這一代人的知識結構和基本研究思路，也顯示了《聊齋志異》研究中的新思路、新視野。任孚先以自己紮實的功底，對《聊齋志異》進行了現代解讀。《〈聊齋志異〉的人性美、人情美》，從對作品的重新闡釋中，試圖尋找民族文化傳統中的優良部分，尤其注意發現蘊含在民間文化中的人性與人情兩種美。他從愛情、人倫道德和家庭親屬關係三個方面，論述了蒲松齡作為“中華民族人民群眾人性美、人情美的熱情歌頌者”的文化貢獻，從而提出了在民族文化建設中的人性與人情美的問題，也提出了當代作家如何去表現人性美、人情美，使自己“成為自己民族和人民的人性美、人情美的雕塑者和歌頌者”。

立足於當代文化建設的研究方式，也體現在他的《聊齋志異評析》、《白話插圖山海經》以及進入現代文學研究的《現代詩歌百首賞析》、《山東解放區文學概觀》等學術著作中。應當看到，任孚先從古典跨越到現代，除了他在學術研究上的高度熱情外，還在於他的知識結構的全面、豐富和多層次性。《現代詩歌百首賞析》中對現代詩歌的細讀鑒賞、《山東解放區文學概觀》對區域文學史的宏觀把握以及詩的研究，都對現實生活和新時期文學創作產生了積極意義。

最能代表任孚先學術水平和批評風格的，還是他新時期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任孚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不僅是他的工作條件和職務所決定的，更主要的是他參與當代文化建設的必然選擇。新時期以來文學發展變革的歷程，似乎都留下了他的批評足跡，尤其是山東文學，不少文學新人和有成就的作家，都曾受惠於他的批評指點。他的《片羽集》、《任孚先文藝論集》在使人感到厚重堅實的同時，也產生對這位批評家的欽佩。

對山東作家的批評研究，是任孚先新時期文學批評的主要成就之一。他與王光東合著的《山東新時期小說論稿》是他這方面的代表作。對山東省作家的批評，傾注了他的熱情，也顯示了作為一位文學批評家的責任感和愛護之心。尤其是那些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他們的成長與任孚先的悉心指導及文學批評是分不開的。

任孚先的山東文學批評，主要是將山東作家作品“放在中國及山東的文化背景中，在當代中國和山東文壇小說創作現狀的比較中，找出他們各自的位置和特點，力求歷史地、準確地進行描述和評價”。這既是對山東作家的定位，也體現著任孚先文學批評的開放性眼光。或者說，他不是單一地對作家作品進行評論，一昧地為作家說好，而是在當代中國文化的大背景和文學創作的格局中，分析研究山東作家的創作優勢及不可避免的局限，從而為山東作家打開藝術思維的門路。如對知俠的評論，就是將知俠的作品放在中國軍事文學創作中考察；對李存葆的評論也是在軍事文學領域展開的；對王潤滋則是放在農村題材的格局中考察其歷史與道德的關係。任孚先認為，山東作家有自己的創作優勢，這就是他們有齊魯文化的雄厚背景。以這種文化為基礎的山東創作，總是給人以厚重的感覺。“山東作家有著一種在深層的歷史文化土壤中凝聚的沉重靈魂，一種對大地和人民深情依戀的赤子之心。”這種概括是準確有力的，把握了山東作家創作的重要特徵。

任孚先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涉及了比較廣泛的領域，體現了任孚先文學批評構架的博大、寬廣的特徵。他的主要批評是在小說方面，但也較多地涉足散文、詩歌、戲劇，對每一種文體的獨特性、作家的創作成就，都力圖全面而深入地進行藝術剖析。《門前老將識風雲一談許評的散文》、《時代精神的生動體現一一談話劇〈豐收之後〉》等，都是他在小說批評之外的批評拓展。在民間文學、影視文學以及文學期刊的研究方面，也都留下了任孚先的批評身影。

任孚先作為一個學者和文學評論家，除撰寫了大量文學理論和評論文章及專著之外，還非常注重文學研究的資料建設，參與主編了《齊魯文化大辭典隊《中外文學批評家辭典》等資料性著作，為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了大量的紮實而有價值的資料，做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在資料建設方面，任孚先注重開拓性，他所主編的資料性著作，都是填補空白、前人所沒有做過的，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譬如他與車吉心、梁自潔主編的《齊魯文化大辭典》，就把豐富的資料與理論的發現、資料的準確性與實用性統一起來，以其宏闊的包容性，把齊魯文化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資料建設是非常辛苦、需要耗費大量精力的，但卻是難以引起”轟動”的工作。從事這項工作本身就表明他的“學人”品格是值得敬重的。

任孚先以編著之餘的大量時間，投入的另外一項工作就是創辦和主編了山東唯一的文學理論刊物《文學評論家》(現改名為《文學世界》)。《文學評論家》是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刊物，它以理論性、當代性、探索性並重的特點，發表了一系列有重大影響的理論、評論文章，為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特別是在新時期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上，《文學評論家》都以其敏銳的眼光，刊發了多篇重要文章，參與了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任孚先作為主編，為此傾注了大量的精力，《文學評論家》的成績與他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任孚先與家鄉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尤其關心著家鄉文學事業的發展。平時不管工作有多忙，只要是家鄉的文學青年找了去，總是有求必應，悉心指導。他親自為王志文的《鄉情》、高魯的《汶水西去也風流》作序，為陳文中的《萊陳文萃》散文集題詞。1998年萊蕪市舉辦“全國首屆吳伯簫散文大獎賽”，他親臨現場作評委。2002年萊蕪市成立作家協會，8月8日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因有接待任務，便託人捎來題詞，為大會祝賀……可以說，萊蕪文學事業的發展。也浸透了任孚先同志的心血。

任孚先從事當代文學研究、評論四十餘年來，始終筆耕不輟，辛勤耕耘，其著述和思想已融人當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構成了山東文學研究值得重視的一部分。我們祝願他寶刀不老，繼續為當代文學的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