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美學

浪漫主義美學

浪漫創作方法盛行於18世紀後半期至19世紀上半期的歐洲,它反映客觀現實往往主觀出發,抒發對理想的熱烈追求,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象和誇張的手法塑造形象。

簡介


浪漫主義的特點是:偏重於表現作家的主觀理想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崇尚自然,歌頌自然美,與資本主義城市文明相對照,鞭打了現實社會的醜陋,重視民間文學,喜用誇張手法,追求強烈的美醜對比,出奇制勝的藝術效果。

基本概念


浪漫主義是一個意義龐雜、內涵寬泛的概念。它的身上壘積著前人從不同立場、不同視野賦予它的東西,疊加著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思潮的要求與使命。以至於一些學者發出這樣的慨嘆:“什麼是浪漫主義?這是一個無法解釋的謎。似乎很難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浪漫主義的現象。這不僅僅因為人們無法給它那豐富多彩的內容下一個統一的定義,還因為它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性:浪漫主義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是世界主義的又是民族主義的;是現實的又是虛構的;是復古的又是幻想的;是民眾的又是貴族的;這種矛盾性不僅貫穿整個浪漫主義運動,而也貫穿於一個作家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甚至在他的同一本著作里也能看到這種矛盾性。”無法解釋,是否就不予論定呢?
正像對美的本質的追尋一樣,在浪漫主義論題上,要想獲得一個世上公眾一致認可的、絕對精確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但不能由此而拒絕了相對性的界定,至少在學科域限上可以做出界分。後者對於中國文學理論界來說顯得尤其重要,因為,我們從未明確地在這一向度上做過辨析的工作,我們文學理論體系中的浪漫主義交織著政治學、社會學等多重內容,是政治學等和美學的混合體。由此,導致了文學理論進入實踐課題研究時的困境,例如,沈從文曾自封為20世紀中國的“最後一個浪漫派”,對於他的這一自白,一些研究者便顯得茫茫然而無法應對。
浪漫主義不像現實主義一樣,僅僅局限於文學藝術的範疇,它具有跨學科的意義。勃蘭兌斯曾對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作過這樣的概述:“浪漫主義曾經幾乎在每個文學部門使風格賦有新的活力,曾經在藝術範圍內帶來了從未夢想過的題材,曾經讓自己受到當代各種社會觀念和宗教觀念的滋潤,曾經創造了抒情詩、戲劇、小說和批評,曾經作為一種滋潤萬物的力量滲入了歷史科學,作為一種鼓舞一切的力量滲入了政治。”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浪漫主義概念運用的範圍是十分寬泛的,它不僅涉及到文學藝術,而且還滲入到歷史科學、政治等。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論及“浪漫主義運動”一章時也寫道:“浪漫主義運動在初期跟哲學並不相干,不過很快就和哲學有了關係。通過盧梭,這運動自始便和政治是連在一起的。但是,我們必須先按它的最根本的形式來考察它,即作為對一般公認的倫理標準和審美標準的反抗來考察,然後才能了解它在政治上和哲學上的影響。”這裡,浪漫主義涉及到了倫理學、政治學、哲學、美學,學科界域遠遠超出了文學藝術的範圍。
盧梭,羅素稱之為“浪漫主義運動之父”,並予以這樣的評判:“是從人的情感來推斷人類範圍以外的事實這派思想體系的創始者,還是那種與傳統君主專制相反的偽民主獨裁政治哲學的發明人。”盧梭為絕對化的情感主體和偽民主獨裁政治哲學的創始者,這就涉及到以情感為本體的浪漫美學方面和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所排斥的“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的政治方面。盧梭的《新哀洛綺思》以感傷的筆調、奔放的情感,開浪漫主義文學之先河,是啟蒙運動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笵導;同時,他的《社會契約論》宣布了人民主權原則與自由意志,但又為極權主義提供了理論根據,是法國大革命羅伯斯庇爾施政的“聖經”。由此可以看出,浪漫主義思潮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綜合體,在學術研究中既不能把它所涉及到的各個學科向度絕對地割裂開來,也不能把它們籠統地混為一談。

內在本質


以盧梭為創始者的浪漫主義美學,其情感主體的強化與政治革命、倫理判斷等是糾合在一起的。如若從現代性的視角審視盧梭,我們將發現對於人類文明的建構與文明的解構這一巨大的對立集結於他的一身。雖然從《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到《社會契約論》,如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樣,有著從個人主義走向專制集權主義的偏誤,但他所奠立的個人權力、自由意志畢竟凝聚在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之中,成為至今未能動搖的人類遵循的共同準則,從這一向度來看,盧梭思想有其現代的價值立場,具有“歷史現代性”的意義。但盧梭思想中更重要的是他對文明的解構,是其深層的僅為康德所讀懂的“異化”內質:“盧梭之出現,使人們意識到,歷史進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長與文明的負值效應兩條對抗線交織而成。前一條線導向人類樂觀的建設性行為,后一條線導向人類悲觀的批判性行為甚或是破壞性行為。”這一解構與批判,即對現代性的反思,即“審美現代性”,它集中展現在盧梭的成名作——《論科學與藝術》之中。以盧梭為代表的美學浪漫主義的發生,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精神內質,決非“情感至上”一言所能概括。十八世紀後半葉以來,為歷史現代性所推崇的工業文明在經濟領域創造了奇迹,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帶來了物質的豐裕、社會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條件和物質享受得到極大的提高。但是,人類文明的正值增長所內含的自否定因素也日益呈現出來:“物慾”無限度地急劇膨脹,技術思維的單向、片面的隘化,人與自然的日漸疏離,商品交換邏輯滲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識的深層,意識形態所涵蓋的話語權力嚴密的控制,人類精神的“神性”和生存的“詩性”淪落、喪失這些異化的現象引發了盧梭的憂慮及抗衡。他的美學的浪漫主義正是作為反思現代性的批判力量而出現,從這一前提來看,也可以說盧梭是對充滿樂觀主義信念的人類文明的解構。正如赫爾岑所揭示的:“當伏爾泰還為了文明跟愚昧無知戰鬥時,盧梭卻已經痛斥這種人為的文明了。”對人類文明負值效應的憂慮、質疑與抗衡,才是盧梭“情感”的特定內涵,才是盧梭為代表的美學的浪漫主義的特定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