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晉陽城

董安於(？——前496)，又稱董閼於，生年不詳，春秋末晉國人，是晉卿趙鞅之心腹家臣，古晉陽城的始創者。

安於出身於史官之家，本姓辛。先祖辛有是西周王室之大史(史官)，他的次子子承父業在晉國任“董史”之職。所謂董史，乃諸侯國之史官，專門從事晉國典籍和史冊的撰寫及管理。由於世襲晉國董史之職，遂以其職董為氏傳后。飲譽史冊的“秉筆直書”者董狐，乃安於之祖輩，他不畏權臣趙盾，對晉靈公被殺之事，直筆“趙盾弒其君”，名垂青史，獲“董狐筆”之譽，被孔子褒揚為“良史”。這樣的家世傳統，使安於從小得到陶冶和造就。逮於長大成人，他忠心追隨晉卿趙氏，盡心竭力為趙鞅效命。史載，安於青年時為趙氏“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成年時成為趙氏心腹家臣“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匿不產”。壯年時“端委韋畢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均見《國語·晉語九》)，協助趙鞅治理軍政“察陰奸，博諜賊”，使敵間和邪佞之徒，聞至喪膽，不敢作亂。

趙鞅信任和青睞安於，安於也殫心竭慮為趙氏盡忠。他諳韜兵旅之事，洞悉晉國六卿爾虞我詐、互為鄰壑的險惡形勢，深知當時六卿中，趙氏尚處勢寡力單的一方。尤其是公元前500年(晉定公十二年)趙鞅兵臨衛國都之下，迫使衛靈公獻上“衛貢五百家”，卻因沒有合適的城邑，暫置邯鄲一事，使他深感，六卿角逐，趙氏尚無可以屯兵固守的根據地。遂居安思危，深謀遠慮，選擇遠離其它五卿勢力集中的太原盆地北緣，在背依龍山，面臨汾河，南憑晉水，北系盂邑，控帶山河，千疇沃野的汾河西畔，為趙鞅肇建了軍事地理位置非常優越的晉陽城。

關於建晉陽城的具體時間，史無明載，最早見諸《春秋·定公十三年》所云：“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為什麼要在前497年秋入晉陽以叛呢？為了討回三年前即前500年，暫留邯鄲的“衛貢五百家”。這一點《左傳》和《史記》字鑿清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但是邯鄲趙午先應諾，后變卦，於是趙鞅殺了趙午，引來邯鄲趙氏與范氏、中行氏三家的合力圍攻。趙鞅孤掌難撐，退保晉陽。為什麼趙鞅要在前497年，而不在前498年、前499年，討要衛貢500家呢？因為前兩年晉陽城還沒有建成，直到前497年董安於建晉陽城告竣，急需人口、兵員充實，才向邯鄲趙氏討要“衛貢”以充實新建的晉陽城。個中道理淺顯明白，絲絲入扣，豈有它哉？

董安於建晉陽城，採用殷商相傅說所創“版築”之法，圈築城牆。而對城中宮室、官署等建築，則以銅為柱礎，以荻蒿楛楚等堅韌的灌木主幹為牆骨。這些建築材料都可在戰爭中取出以造兵器，確屬一項創舉。就是這座晉陽城成為日後趙氏與其它五卿抗衡角逐的可靠後方和軍事堡壘。趙鞅、趙毋恤兩代人，正是憑藉董安於精心創建的這座晉陽城，先後挫敗范氏、中行氏和知氏、韓氏、魏氏的兩次發難，轉敗為勝，轉危為安，避免了殺身滅族之禍，奠定了與韓、魏“三分晉室”的基礎，創建了後來的趙國。

董安於之死，頗具悲劇色彩。晉定公十五年(前497)，因趙鞅向邯鄲趙午討要“衛貢五百家”，趙午背諾被殺於晉陽。趙午之子趙稷遂據邯鄲叛，與范氏、中行氏合兵攻趙鞅。趙鞅時為晉國正卿、執晉政，依據當時晉國“始禍者死”的成法，晉定公委秦籍率兵，伐罪邯鄲。然而，趙稷在范吉射、中行寅的支持下，不僅抗拒定公“伐罪邯鄲”之成命，反而與范、中行合兵一處，擊敗秦籍所率的討伐之師，兵困趙鞅於晉陽城。當是之時，趙鞅進退維谷。若出兵迎戰三家聯軍，無晉公之命，必與范吉射、中行寅、趙稷同罪；反之，則坐以待斃，死無葬身之地。董安於見其主趙鞅舉棋不定，一籌莫展，唯恐坐失戰機，遂挺身而出慷慨直言：“與其坐待范氏、中行氏作亂害民，倒不如由我率兵與他們決一死戰，如若將來晉公追究責任，就說是我董安於發難的。”隨後便冒著“始禍者死”的罪名，率兵奮戰，在范吉射、中行寅和趙稷全力攻打晉陽之時，奇兵突襲敵後重鎮下邑，使敵無心戀戰潰退，化解了晉陽之圍，解救了趙鞅，為趙氏立下了卓著功勛。

第二年，晉卿知躒借口在范吉射、中行寅、趙稷和趙鞅的爭鬥中，始禍者范吉射、中行寅都已伏罪，只有趙鞅的家臣董安於還沒有受到追究。要挾趙鞅治罪於董安於。趙鞅明知這是知躒巧設的圈套，董安於完全是為了自己而獲罪，躊躇不決十分為難。董安於見狀，卻坦然無畏地說：“只要我死了，趙氏可以安定，晉國得以安寧，活著又有何用？”(見《史記·趙世家》)遂自縊而死。

董安於死後，趙鞅迫於無奈，將其屍體陳棄於市，並告知知躒，知躒才與趙鞅盟誓和好。對於安於之死，趙鞅內疚不已，為懷念死者，安撫眾臣，昭彰後世，遂立安於神位於趙氏宗廟，以祀不忘。一個赤膽忠心，足智多謀的古代名士，就這樣做了晉國諸卿角逐爭權的犧牲品，而他所建的晉陽城則成了趙氏立國的早期都城。(王繼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