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價值

終極價值，是人類文明對宇宙如何形成、物質存在的意義、生命的價值及人為何活著等世界和人生根本意義價值的觀念。

在韋伯對世界宗教里程碑式的比較研究基礎上，世界主要文明產生超越突破和終極價值觀念的時期，被雅斯貝斯稱之為“軸心期”（Axial Period），具體是指“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時期內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或艾森斯塔德所言的基督教紀元之前的一千年內）。雅斯貝斯這樣寫道：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像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的全部範圍的哲學可能性。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Elijah）經由以賽亞（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賽亞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們紛紛湧現。希臘賢哲如雲，其中有荷馬、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

正如雅斯貝斯所言，在軸心時代“產生了直至今天仍是人們思考範圍的基本範疇，創立了人類仍賴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無論在何種意義上，人類都已邁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參見雅斯貝斯（1989年）《歷史的起源和目標》，第7頁~第9頁，華夏出版社。以及艾森斯塔德（2005年）“軸心時代的突破—軸心時代的特徵和起源”，第240~第257頁，載於《社會理論的諸理論》，蘇國勛、劉小楓主編，上海三聯書店。）

在軸心時期世界主要文明均產生了終極價值觀念，根據不同終極價值觀念是指向“來世”還是指向“今世”，以及是依靠“外部力量”還是“自身”來實現這種價值，可以區分為四種不同的終極價值觀念（引自金觀濤（2010年）《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第6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這是仍然在發揮作用（或者說“活著”）的終極價值觀念，是當今社會仍在繼承、仍在發展的終極信仰。有些文明（例如瑪雅文化或印加文化）已經很難看到它的終極價值觀念在當今社會中還發揮影響，這些文明可能也擁有過獨特的終極價值觀念，但卻已是“死去”的。

第一種終極價值觀念來自希伯來宗教傳統，這種信仰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救贖，即人藉助一種無所不在、全知全能的外在神秘力量來達到在來世的永生，所謂“信上帝、得永生”。信上帝成為最高價值，其它一切價值都從它來推出，上帝既是善的來源，也是真的化身（上帝為萬物立法），所謂真善美一體。

這種終極價值觀念最初來自猶太教。猶太教是一神教，它的教義比絕大多數多神教要嚴肅得多，有著更為嚴峻的戒律。一神教是逐漸從原始宗教的多神教中逐漸演變出來，具有很強的宗教力量，它的產生與猶太人顛沛流離的歷史過程密切相關。人類早期的各民族受到外族侵略，遭到流徙各地命運的，可以說數不勝數，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一經流放，民族就消亡了。其根本的原因在於這些流亡的民族即使還留有人口，但在長期的流亡遷徙過程中也會逐漸被其他民族同化，於是這個民族也就不存在了，一個例外就是猶太民族。猶太民族在後來的歲月中歷經磨難，始終沒有消亡，猶太教是數千年來猶太民族得以延續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猶太教的原始教義強調的是“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因此早期的猶太教並非是普世性的宗教。在猶太教向羅馬等西方國家的傳播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個反對派（即猶太教的一支異端）與希臘思想相結合，逐漸演變成普世性的基督教。與猶太教相比，基督教更為強調人的原罪。正因為每個人生下來都是有罪的，而且原罪易使人靈魂墮落，死後也回不到上帝那裡，上帝憐憫世人，於是差遣他的兒子耶穌來到塵世，上了十字架，用他的血為普世的凡人贖了罪。從此以後，人只要信上帝和“我主耶穌”，他的靈魂就可以得救。

伊斯蘭教又是在基督教基礎上的再一次轉化。伊斯蘭教認為穆罕默德是上帝（真主安拉）最後的使者，除了與基督教一樣信奉的來世救贖外，伊斯蘭教還強調今世的公正。

第二種終極價值觀念來自印度的宗教傳統，它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解脫，即通過自身的修鍊以達到舍離此世的目的。最初的婆羅門教把解脫分為不同的等級，人只有通過此世不斷的修鍊才能在下一世中上升到更高的等級，以最終達到脫離輪迴之苦的境地。印度的宗教認為人生的痛苦來自於慾望的產生，而人之所以產生慾望是沒有真正認清這個世界本質上是空幻的，因此人只有通過不斷修鍊才能使得自己的意志不指向任何慾望，以逐步達到解脫的境界。對婆羅門教解脫等級的否定產生了佛教和耆那教，而印度教的出現源於再次用等級和種姓制度對佛教的解脫目標和方法進行改造。

儘管印度宗教與希伯來宗教類似，都信奉來世對人生命價值的終極意義，但希伯來宗教強調的是人對一種外在力量（上帝）的全身心的信賴和依靠，而印度宗教也有神靈（佛祖），但人的解脫卻從根本上是依賴自身的努力。

第三種終極價值觀念來自古希臘的文明傳統，它認為人生的意義來自 於求知，即要追求包括自然知識在內的各種真理。由於知識本身具有外在的客觀標準（例如是否符合事實或理性邏輯），因此儘管人們是否選擇“求知”作為自身的終極價值是一件主觀的事情，但在實現自己的人生意義（即求知的過程）是卻必須遵循外在的客觀規律。在古希臘人那裡，“真”成為了判斷的最高標準和人生的最高價值，其它價值由其推出。例如對於道德實踐，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來看，本質上是一個認知的問題，人們不能實施善行，關鍵是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善。

第四種終極價值觀念來自中國的文明傳統，它認為人生的意義來自於道德實現，即每一個人通過自身的修為去逐步建立起一個人間的美好社會。首先中國人的終極價值觀念注重的是今世，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對於現實世界和今生今世的關注，始終是中國終極價值觀念的重點。其次，中國文化的終極價值觀念強調的是人依靠自身的努力，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什麼是好什麼是壞，根本上依靠人自身的判斷，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需要依賴上帝。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的傳統終極價值觀念雖然是指向今世的，但它卻不依賴於具體的俗世情景，而是基於終極價值出發，對今世的世界應該如何另有藍圖，成為指導個人乃至社會的終極關懷。

中國的終極價值觀念與印度宗教都強調通過人自身來實現終極價值，只不過一個指向今世，一個指向來世。中國人對於印度宗教的價值觀念也最熟悉，宋明理學正是儒家文化借鑒融合佛教后的產物。而中國人對於古希臘的求知傳統則相對較為隔膜，中國人對於知識一向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很難理解“求知”居然可以成為獨立自足的人生價值取向。而古希臘的求知精神正是近現代科學的真諦，正是這種求知精神的缺乏成為了當今中國科技進步的根本性障礙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求知”終極價值觀念與所謂的“科學主義”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求知傳統”是指人將追求包括科學真理的知識作為自己生命的最終價值所在，而“科學主義”是認為用科學可以來解決一切問題，包括人的終極價值信仰也可以由科學來推出。在“求知傳統”中，並認為科學是萬能的，“求知”傳統基於科學可能造成對人類社會危害的事實，會對科學主義採取批判的態度。而在“科學主義”中，認為科學是萬能的，但並不一定把對科學真理的追求當做人生的終極目標，它更多對科學採取了實用主義立場。

與印度和古希臘的終極關懷相比，中國人最為隔膜的是希伯來的宗教傳統。從上面兩個分類的維度看，它與中國的終極價值觀念正好截然相反，一個入世一個出世，一個靠自己一個靠上帝。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非常難以想象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意義完全地託付給一個所謂全知全能的外在神秘力量。

世界主要文明的終極價值觀念產生后，就對其後人類社會的演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後不同國家傳統社會的建構、現代社會的興起，無一不是在其籠罩之下。同樣重要的是，當西方世界興起后，其他國家均受其影響和衝擊，為了救亡圖存不得不開展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探索。在這個過程中，各國所擁有的傳統終極價值觀念也發揮著根本性的影響。現代西方文明是希伯來和古希臘兩大終極價值觀念結合后的產物，西方社會建立在基於兩大傳統的西方文明之上。本來不同的傳統終極價值觀念，並無優劣好壞之分，但伴隨著西方社會的強大，西方文明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勝論 的理念不脛而走，其他后發國家和地區所受到的西方衝擊。如何應對西方文明的衝擊，涉及這些國家原有的終極價值觀念如何借鑒融合西方的終極價值觀念。因為不同的終極價值觀念之間的交流和融合，困難程度是相當不同的，這個難度不僅取決於西方文明的終極價值觀念，更取決於後發國家原先擁有怎樣的傳統終極價值觀念。后發國家的原有終極價值觀念在對各國的現代化轉型中，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