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鄒魯

“海濱鄒魯”一詞，是典故中之典故。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在朝廷任秘書郎、開封府推官的陳堯佐，因上書忤逆皇帝旨意，被貶謫為潮州通判(地位略次州、府長官，但掌握連署州、府公事和監察官吏實權)。年僅37歲的陳堯佐在潮雖不滿二年，卻關心民瘼，重視教化，“修孔廟、韓祠，率州民之秀者就於學”(《潮州府志》)。還組織百姓，捕殺鱷魚，為民除害，深受潮汕人民讚譽。陳堯佐治潮愛潮，被召回京后逐步由諫議大夫遷升為宰相。在京師時他仍眷戀關心潮州，寫詩勉勵和祝賀潮州上京赴試的士子。潮州有一王姓舉人上京考試，榜上有名，陳堯佐極其高興，寫了《送王生及第歸潮陽》的詩贈他：“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鄉。從此方輿載人物，海濱鄒魯是潮陽。”詩中的“潮陽”指潮州一帶。全詩大意是：不要小看潮州這“國角”的蠻荒之地，來自此地方的舉子金榜題名衣錦回鄉；潮州這處地方從此將賢人輩出載入史冊；潮州雖地處海濱，但與孔子的故鄉（魯國）和孟子的故鄉（鄒國）一樣，是文明昌盛的地區。陳堯佐還有另一首詩也出現“鄒魯”一詞：“潮陽山水東南奇，魚鹽城郭民熙熙。當時為撰玄聖碑。而今風俗鄒魯為。”（《送潮陽李孜主簿》）。

“鄒魯”一直被尊崇，在中國各地，有很多類似“濱海鄒魯”、 “江南鄒魯”稱呼，“鄒魯”之詞亦不絕於史書典籍。《莊子·天下篇》載：“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司馬遷也曾對齊地與鄒魯的風氣作過比較，說：“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史記·貨殖列傳》）。鄒魯“俗好儒，備於禮”是很有名的。

王獻唐先生在《炎黃氏族文化考》中說：“儒之一詞，即原於邾婁之婁”，而最早的魯文化也是由“邾婁文化”里發展出來的。“魯為婁轉，因婁得名”。

北周文學家庾信在《哀江南賦》中，有“於時朝野歡娛，池台鐘鼓，里為華蓋，門成鄒魯”之名言。唐代開元盛世時的“大手筆”張說，在其《奉和唐玄宗〈經魯祭孔而嘆之〉》一詩中，有“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之佳句。

唐代另一大詩人孟浩然，在其《書懷貽京同好》中，有“維先至鄒魯，家世重儒風”之妙筆。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儒家中人，宋明以降被政府確認為“聖人”的只有五人，即聖孔子、復聖顏淵、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而這五位聖人全出自鄒魯地區。可見，鄒魯地區在培養儒學方面是非同尋常的。

鄒魯是對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將沿海的文化名城（廣東潮州、福建泉州等）稱為海濱鄒魯；將江南的文化名城稱為江南鄒魯。

中國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分別是春秋時期的魯國和鄒國，因此後人就用“鄒魯”來指代文化禮儀發達的地區。福建號稱“海濱鄒魯”，最早稱“鄒魯”正在閩中首府福州。北宋時期，“海濱鄒魯”被用於描述“潮陽”（今廣東潮汕地區一帶）。

福建何時稱“海濱鄒魯”

確切記載稱福建為“鄒魯”之地的，當以《大唐故福州刺史管府君之碑》的有關記述。該碑1980年7月出土於河南洛陽市老城東花壇之南。碑文載，管府君名元惠，平昌人，“（開元）十七年（729年），除使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兼泉建等六州經略軍使”。該碑文簡要記述管元惠在福州的惠政經歷：“及領福地，風俗輕剽，封域險澀。置汀州以綏壓，作泉山府四，卒以威撫。”說明他初到閩地時，民風樸野，社情尚不寧靖。此段碑文所記，與唐獨孤及《毗陵集》卷14《送王判官赴福州序》所敘一致：“閩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嶺外峭峻，風俗剽悍。”由此可知，中唐以前，閩中之俗還少文儒之風，管元惠、李椅、常袞諸人相繼“興學勸士，文儒匯征”，教化普施，功莫大焉。由於管元惠的治教，“仍迂天私，聿敷朝化，誘彼閩越，俗成鄒魯”。這是閩越社會因受中原儒學教化而為“鄒魯”的最早記錄。碑文最後的系詞（銘文）稱頌管元惠：“既執藩柄，又壯軍麾。仗儀邊肅，宣和俗移。化本義及，教與和皆。海服孔淑，閩落允懷。”表明管元惠在福州任上軍政兼掌，壯軍威以肅邊氛，宣和政以移民俗。他努力傳播朝廷教化，善於誘導閩越之人，恩威兼施，化民成俗，遂使閩中成為“鄒魯”。這是關於福建在北方入閩官員治理下，興教化育，移風易俗，終見成效的重要記載。這是福建號稱“海濱鄒魯”的濫觴，因為是第一次明確的記述，意義深遠。

海濱鄒魯福州

唐末五代，王潮、王審知兄弟治閩，對福建文化教育發展也作出重大貢獻。據《三山志》卷8《公廨·廟學》載：乾寧元年（894年），王潮於福州“四門置義學”。《新五代史·王審知傳》卷68載：王審知當政后，“好禮下士”，以育才為急，“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他認為“學校之設，足為教化之源”，所以建學校，發矇童。王審知號令各地，“廣設庠序”，因此府學、縣學及鄉村私塾普遍設立。各地所建學校頗具平民色彩，士庶子弟均得入學，大大推動閩中文教普及。這些都證明，唐五代福建文教的發展是迅速而廣泛的，其風俗一變而為齊魯洙泗，儒學之興盛獨擅東南。加上閩國定策優禮延納中原士大夫之“避地而南者”，士人因此紛紛流寓入閩。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學校》卷48稱：“蓋閩人知學雖已久，至袞大興學校而始盛也。自時厥後，閩之文物駸駸與上國齒，至宋遂有‘海濱鄒魯’之稱。”由此可見，唐代福建初有“鄒魯”之風俗，但尚不為世人所重，至宋因“賢才之出，彬彬焉軼於唐”，世人遂公認其為“海濱鄒魯”。何振岱《西湖志》引《閩都記》等舊志記載稱，朱熹曾為福州城西門（迎仙門）“大書‘海濱鄒魯’四字，懸於樓上”。

南宋時期，地方辦學變為以書院為主，且多為民辦，據統計，福建書院多達60所（一說80所）。福州因是八閩首府、文化精英薈萃之地，所以儒學最為發達，書院多達21所。朱熹稱：“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

海濱鄒魯莆田：福建第一進士縣

中國封建社會處隋朝至清朝末年整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進士達千名以上的進士縣，只有18個縣，其中福建省佔4個。而莆田縣的歷代進士，竟多達1700多人，因而雄踞福建省進士縣的榜首，其次為晉江、閩縣（今福州）和建安（今屬南平市），比已經包括一些全省人才的福州還多。其中莆田縣進士1700多人，唐朝前期從莆田縣分出而成立的仙游縣進士701人，莆田兩縣共有2400多人。又據載，宋代所取進士中，每42人中，就有一個是莆仙人。不僅如此，單在宋代，莆仙人中狀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賦魁、別試第一名的人數，也是位居福建之首。其中中狀元的有陳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師、陳俊卿、黃艾等6人；中探花的有李昭遠1人；以賦魁天下者有鄭厚、劉夙、林旖、吳鑄疇、鄭從甫、葉大有等6人；為別試所第一名的有宋椿、林慮、林益嚴等3人，可謂佔盡天下科舉風流。

更為奇特的是，莆田行民不但創造了中國科舉史的奇觀，還留下許許多多至今還廣為流傳的科甲佳話。諸如“一家九刺史”（唐代莆田人林披的後裔，有九個官至刺史）、“一門五學士（唐黃璞進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館職）、”一科兩狀元“（1076年文武狀元分別為莆田人徐鐸和仙遊人薛奕所得）、”魁亞同榜”（1138年，莆田人黃公度、陳俊卿同時中狀元和榜眼），故有“析榆未三里，魁亞占雙標（黃公度、陳俊卿）”和“龍虎榜頭孫嗣祖（指宋徐鐸與其祖唐徐寅均為狀元）、鳳凰池上北聯兄”之類美談，如此等等。

正由於莆田有如此壯觀的科舉成就，加上學術昌明，著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閩越之地，鄒魯之邦”（宋真字皇帝敕字）著名、“興化多進士”（宋王安石贊語）、“莆田人物之盛”（宋朱熹贊語）、“比屋業儒，號衣冠盛處”（宋游酢贊語）、“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韻士，為中州冠”（宋張友贊語），“莆田，文物之邦”（宋黃公度贊語）、“莆邦文學號鄒魯”（宋黃灝贊語）等美譽著稱於世了。全國的高考紅旗是福建，而莆田是高考紅旗中的高考紅旗。由此可見，重教興學不僅是莆仙文化名垂天下的根源所在，而且是莆田“海濱鄒魯”最具特色的傳家寶。所以後來“海濱鄒魯”泛指潮汕莆田地區。　"海濱鄒魯"包括潮州、汕頭、揭陽、莆田、莆田市仙游縣（山中鄒魯）、泉州、漳州、新會、福州、金華（江南鄒魯）、徽州（東南鄒魯）

泉州“海濱鄒魯”的由來

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什麼是“海濱鄒魯”？鄒，是孟子的故鄉；魯，是孔子的故鄉。鄒魯兩字連用，指文化昌盛之地。海濱指泉州。所以，“海濱鄒魯”就是說，泉州是個文化昌盛的地方。這是個非常不簡單的榮譽。

泉州的歷史是無愧於這一稱譽的。因為，自唐建中初常袞任福建觀察使，“設鄉學，延名師儒以教閩人，閩人始知向學”以來，泉州是受惠較早的地方之一。加上歐陽詹首中進士，更加激勵了泉州人向學的熱情。翻一翻泉州的文獻資料，對文化教育的讚譽之筆是屢見不鮮的。如在泉州修建成學宮時，有人寫道：“溫陵名邦也，理學文章，籍工於世。”在修建成明倫堂時有人說：“泉郡學甲於天下”。這些評價，乍一看來，未免使人產生過譽之感。但如果聯糸實際，就會覺得，這些評價是不太過分的。如泉州自唐以來，不僅中科第者數以千計，各種人才濟濟，群英薈萃，還出現了三世進士、父子進士、祖孫進士和兄弟進士等許多極不尋常的現象。其中父子進士凡三十三家，祖孫進士二十二家，兄弟進士二十四家。怪不得有些迷信風水的人，把它歸之於泉州有座雙陽山，雙峰並峙，所以才會有這麼多“聯登”的盛事。

可能是為了發揚“海濱鄒魯”之風吧，泉州過去在孔廟前，曾建成有一座“海濱鄒魯亭”。這座亭前有洙泗橋，後有夫子泉，亭中掛一塊“海濱鄒魯”大匾額，十分美麗莊嚴。洙泗橋之“洙泗”，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地方，《禮記·檀弓上》有“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的說法，所以後人都把“洙泗”作為儒家的代稱。“夫子泉”就是紀念孔子的泉水，有“日飲一瓢心慕顏”之說。

今“海濱鄒魯亭”已廢，其他即今之泉州中菜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