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齡

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出生於湖南湘西鳳凰縣一個三代從軍的軍人家庭。因此地隸屬湖南鳳凰廳，故在熊希齡成名之後，他又被人尊稱為熊鳳凰，家住鳳凰縣沱江鎮文星街。鳳凰地處湘西，民風樸野，教育本不發達。熊希齡的父親熊兆祥從軍之時，正值太平天國起事之世，當時湘籍大儒曾國藩在湖南創建湘軍，提倡文人治軍，以理學管治人心，要求軍人“上馬能提刀殺賊，下馬便訓練士卒”，在湖南講教重學於是蔚然成風。熊兆祥自愧自己一介武夫，難預風流，便一方面加強自己的修養，一方面著力培養自己的長子熊希齡，故熊希齡自幼便接受嚴格的家教，一心向學。熊希齡六歲在鳳凰鎮發矇，據傳，他“聞一知十”，《三字經》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滾瓜爛熟。因為稟賦出眾、好學深思且勤奮過人，熊希齡在少年時代便聞名遐邇，被譽為“湖南神童”。熊希齡7歲的時候隨父親回到住在沅州府芷江縣熊公館里的祖父身邊，變得殷實的家庭環境為他求學奠定了基礎。

1884年，經過多年的私塾苦讀，年僅14歲的熊希齡中了秀才，這不僅對世代行伍的熊家來說十分榮耀，在當時的湘西也是鳳毛麟角。於是，熊希齡的父母決意要讓自己的兒子在科舉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把他送往芷江縣的秀水書院繼續深造。但當時該書院教育無方，熊希齡雖然刻苦，未能中舉。

1888年，江蘇寶山人朱其懿擔任沅州太守，改變了熊希齡的一生。朱其懿曾在湖南多處擔任知府，“所至有政聲”，尤以興學育才為務，深得湖南士紳的尊崇。朱其懿就職后，了解到沅州學風不振，數十年來，“鄉會試榜久未中人”，於是決意從振興本地教育著手。在他的努力下，1889年，沅水校經堂正式落成開學，該校是一所具有改革精神的新型書院，一反當時盛行的科舉教育模式，而以“實學課士”為宗旨。所謂“實學”，即以經史為治學之根本，此外，對詞章、輿地、農政、河渠、兵謀兼而習之。為造就有用人才，朱其懿延攬通經名宿為主講，師資雄厚，於是熊希齡立即投考就學。書院規定，學生必須德才兼修，在必修的基本課程之外，學生可以“選擇一種自己所喜好的學問，然後由先生指定參考書籍閱讀，再作筆記，晚上交給先生校改”。正是在這裡，熊希齡眼界大開，除了經史學問有長足進步之外，他特別鍾情於歷史與輿地，這種修養最終成為他建功立業的基礎。

1890年，湖南學政按試沅州，熊希齡名列第一，因此被選調到長沙的湘水校經書院繼續深造。

1891年，參加本省鄉試，以第19名高中，閱卷官對他的評語為“邊楚蠻荒，前無古人，才華之高，乃三湘有為之士”。這時，熊希齡才是弱冠年華，才名一時譽滿三湘。

1892年，參加進士考試，會試得中，但由於當時殿試要求館閣體，而熊希齡此類書法不佳，於是決定暫不參加殿試，先回去練字，等待下一次殿試。

1894年，終於高中二甲進士，並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成為不折不扣的湘西鳳凰。

1895年，愛才的朱其懿，把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給了自己的愛徒熊希齡。這位賢淑的夫人，成為熊希齡一生事業的知心伴侶。

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熊希齡發現，在這滅國亡種的緊急關頭，慈禧竟然還在為自己的六十慶典而大肆耗費本當用來充實武備的大筆財富。這一醜陋的場面，讓軍人家庭出身的熊希齡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恰在此時，湖南巡撫吳大電奏朝廷，請統率湘軍入朝作戰，暗弱的清廷如獲救命稻草，當即應允。熊希齡立即計劃投筆從戎，但這熱情被兩江總督劉坤一澆滅，失望的他告假還鄉。不久，讓當時湖南人驕傲的湘軍在對日戰場上一敗塗地，清政府以簽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這一慘痛的失敗，讓熊希齡從信賴清政府的迷夢中驚醒，他很快轉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陣營。

1896年，熊希齡給當時的洋務派首領、兩湖總督張之洞上書，強烈要求變法維新，他本人隨後也正式投筆從戎，被張之洞委為兩湖營務處總辦。在這個崗位上，熊希齡認識到了當時軍隊的各種積弊，於是撰寫了《軍制篇》，強烈要求改革軍制，以增強清軍的戰鬥力。這一軍事著作，被時人認為是“於古今中外軍事融會貫通”，堪為“中國改革新軍的嚆失”。但當時的環境決定了熊希齡的建議終究如泥牛入海，他不得不等待新的時機。而此時，熊希齡的家鄉在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已然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這給了他新的舞台。

1897年，與譚嗣同等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任總理；又參與創設南學會，創《湘報》，以推動變法維新。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熊遭革職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及至趙爾巽繼任湖南巡撫，對熊備加提攜；趙升東三省總督，任熊為屯墾局總辦。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時，熊經趙爾巽之推薦出任參贊，返國後任東三省農工商局總辦、奉天鹽法道、東三省財政監理官等職，其時有理財能手之稱。在立憲運動中，熊溝通於清政府大員袁世凱、端方、趙爾巽和立憲派首領梁啟超等人之間，冀圖以立憲消弭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起，12月熊由奉赴滬，漸次擁護共和並加入中華民國聯合會。

1912年4月，任唐紹儀內閣財政部長，7月辭職，旋任熱河都統，次年被舉為進步黨名譽理事。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后拉攏進步黨人組閣。

1913年9月，熊組織“第一流人才內閣”並任總理兼財政總長。在袁的獨裁統治下，熊曾附署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等命令，“人才內閣”終難有所作為。

1914年2月，袁策動新聞界重提熱河行宮盜寶案，熊以涉嫌被迫辭職，旋受命籌辦全國煤油礦事宜。熊宦途受挫后，乃轉向慈善和教育事業。

1917年8月，京兆各縣水災，他被特派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儘力撫恤流亡，賑濟飢乏，復創辦慈幼局，收養難童。

1918年，在北京香山靜宜園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1925年，任長沙六中校董會董事長。1928年，熊任國民政府全國賑濟委員會委員。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動員家人和香山慈幼院的師生投身救國抗日活動。

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起，熊在上海與紅十字會的同仁合力設立傷兵醫院和難民收容所，收容傷兵，救濟難民。京滬淪陷后，熊赴香港為難民、傷兵募捐。1937年12月25日，因腦溢血在香港逝世，享年68歲。當時國民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儀式。

當時，湖南維新運動的重點是“興利”、“致富”，而熊希齡慧眼獨具，他認為興利固然重要，可是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強軍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他建議在湖南設立槍械廠。這一建議得到了陳寶箴的高度重視，陳氏認為熊希齡是懂得新政的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要設法把熊希齡挖到湖南效力。就這樣，1896年秋，熊希齡加入了湖南維新運動的陣營。一開始，熊希齡便被委以籌建槍械廠的重任。當時湖南財政吃緊，而籌建兵工廠是極耗資源的事業，不過，當務之急是改善湖南軍隊陳舊的裝備。在這當口，熊希齡便想到了任兩江總督的湘軍大員劉坤一，經過熊希齡等人反覆的溝通交涉，劉坤一兩度撥給湘省槍支彈藥，摺合銀價達20萬兩之巨。雖然最終湖南沒能建立槍械廠，但這麼巨大的支持，為湖南編練新軍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而這一成就的取得，熊希齡居功厥偉。隨後，熊希齡又敏銳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轉入實業。他和葉德輝、蔣德鈞等人反覆商議，確定了把開辦機器製造業和籌辦湖南內河航運作為突破口。作為前一項目的成果，他們成立了“寶成善製造公司”；而後一策劃，則遭遇到了困難。原來，自從西方列強迫使中國內河開埠之後，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擔心一旦自己開啟內河航運，西方勢力就會如鬼魅般跟進；除此以外，內河航運還涉及湖北省的利權問題。但熊希齡和他的同仁據理力爭，決不退卻，最終說服了張之洞等大員，成功地讓湖南內河航運成為事實，並抵制了西洋勢力的進入。其後，熊希齡積極為湖南省礦產資源勘察和開採，以及爭取粵漢鐵路改道湖南而不是江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至此，熊希齡在軍事和實業方面的才華和縱橫捭闔的手段得到了晚清官場的初步承認。

在甲午戰爭以後，維新派為救亡圖存，提出了“教育救國”的口號，所謂“世變日深，需才孔亟；需才之道，立學為先”。湖南在這種背景之下，也開始了新式學堂的籌辦。熊希齡作為湖南籍的翰林學士，在辦學方面自然是義不容辭。在湖南興辦學堂，最早由蔣德鈞在1897年提出，但負責具體事務的重任卻交給了熊希齡。興學需要兩大要件，一是經費，二是師資。由於湖南財政緊缺，熊希齡通過各種途徑打聽到通過提高食鹽厘金可以解決，但這需要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同意。考慮到是為家鄉出力，劉坤一應允了此事。於是，辦學經費問題總算有了著落。但在聘請教習的問題上，熊希齡卻給自己惹上了極大的麻煩。

按照湖南維新派的設想，湖南要開辦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時務學堂，物色中西學均精通的教習就成為一個難題。熊希齡等不得不前往領西洋風氣之先的滬、寧物色人選，經過許多波折，直到1897年7月，黃遵憲奉命赴湖南擔任長寶鹽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經過上海，在他的幫助下，動員了在《時務報》供職的梁啟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維格入湘，事情才得到解決。1897年11月，梁啟超一行抵湘，受到湘紳的熱烈歡迎。陳寶箴為長沙時務學堂定的教學宗旨是“中體西用”，梁啟超堅定地主張開啟民智，似乎二者一致，但實際上他主持時務學堂，積極鼓吹民權革命學說，倡導立憲。二者的衝突醞釀著極大的風險，熊希齡深知內情，但他仍然支持梁啟超。

1904年，他胸懷實業救國之志，為改變陶瓷生產的落後狀況，抵制洋瓷傾銷，決心振興湖南瓷業。於是以清政府政治大臣二等參贊官身份，會同醴陵籍舉人文俊鐸赴日本考察，探索新的制瓷工藝。回國后便著手對醴陵瓷業進行調研。提出了“立學堂，設公司，擇地，均利”的主張。不久獲得清政府慈禧太后御批十萬兩庫銀用於發展醴陵瓷業。1906年，熊希齡在醴陵城北姜灣創辦了“湖南官立瓷業學堂”，在姜嶺下設立了“湖南瓷業製造公司”。自任公司總經理，聘請日本技師和國內優秀技工，引進當時國外最先進的生產工藝和設備，著手進行細瓷研發。到清末，醴陵細瓷進入規模化生產，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1907年，湖南瓷業公司發明創造了五種高火性釉下顏料，並成功燒制出釉下五彩瓷器。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業學堂研製出草青、海碧、艷黑、赭色和瑪瑙紅等多種釉下顏料。湖南瓷業製造公司的繪畫名師和瓷業學堂陶畫班的畢業生，經過反覆研製，採用自製釉下色料，運用國畫雙勾分水填色和“三燒制”法，生產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在色彩運用上，它突破釉下單彩的傳統技藝，運用紅、綠、藍、黃、黑五種原色料（故謂五彩），調配出豐富多彩的陶瓷繪畫色料，講究淡雅用色的表現手法，採用雙勾分水的獨特技法燒制而成。

醴陵釉下五彩瓷問世不久，就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1909年到1911年間，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別參展武漢勸業會、南洋勸業會和義大利都朗國際賽會，連獲金牌獎。1915年的美國舊金山世博會，即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由湖南瓷業公司吳壽祺等陶瓷藝人創作的釉下五彩《扁豆雙禽瓶》一舉獲得金獎。

熊希齡慈善濟世有三個壯舉。

一是1917年領銜賑災。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內大雨連綿，山洪暴漲，京畿一帶傾城澤國，受災縣達103個，災民超過600萬人。彼時，熊希齡“隱居”在天津，他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沒。

身處災區的熊希齡目睹了災民的慘狀，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國銀行公會求助，得到了捐款萬餘元，交給了京師警察廳購買糧食，運到天津賑災。同時，他又向政府提出賑災的建議，極力主張籌款，賑濟災區所有饑民。

他的建議被提交國務會討論，結果閣員們一致認為：除非由熊希齡出來主賑，方可定義。政府方面試圖藉機逼他重回部門任職，熊希齡也擔心自己不出來主賑，政府不做決定，“則此數百萬之饑民，無有全活希望”，“遂不得不免為其難”。事實上，自退出政界以後，他就把政治看作是罪惡的，但為了災民，不得不結束“隱居”生活。

賑災必須先有巨款，可北京政府財源枯竭，大總統馮國璋只命財政部撥款30萬元交熊希齡趕辦急賑。而嚴寒將至，僅取暖用的賑衣一項，就需支出數百萬。熊希齡決定廣集民間社會資力，以補官款不足。

1917年10月8日，他利用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向全國各省發出請賑通電，希望全國各地諸君子“胞與為懷，本其己飢己溺之心，為披髮纓冠之救”。賑電發出，熊希齡以身作則，先捐現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縫紉棉衣100套，捐給難民。在他的呼籲帶動下，團體、個人捐衣、捐洋者不斷，外國的慈善團體也有幫助。

同時，熊希齡還聯合梁啟超等人共同發起水災遊藝助賑會，“徵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資盡數充賑”，並憑藉個人聲望，向外國洋行借款數百萬元，作為救濟專款。此外，他發電請求唐山、開灤等地務物局捐贈煤炭5000噸，並要求北洋政府為賑災提供諸多便利。

為了統一放賑，熊希齡還組織成立了聯合辦賑機構——“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自任會長，統籌放賑中的種種實際問題。在賑濟災民的同時，他又開始了對河工的治理，試圖根治水患，並開展以工代賑，既救濟了災民，也為受災地區留下了永久建設。救災讓熊希齡擺脫了政治生活帶來的消極苦悶，開始確立了為慈善事業奮鬥的意願。此後他多次，拯救無數生命。

二是組建世界紅十字會。1922年4月，直奉大戰爆發，熊希齡又組織救護隊，前往戰地救治難民。軍閥混戰不停，讓他認識到籌組全國性慈善社團聯合會的困難，遂決定組建一個永久性的救濟機構，用於對付無休止的天災人禍。這個機構在直奉大戰結束不久后成立，名稱為世界紅卍字會。

世界紅卍字會是道院的一批人與熊希齡等中外人士聯合發起成立的一個以“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為宗旨的慈善救濟網路，於1922年10月2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1925年，會中人推熊希齡為會長，直到1937年他去世為止，連任三屆，歷時12年之久。

在任職期間，熊希齡組織救護隊奔赴戰地，“救濟災民，埋葬遺骸，收容婦孺，成績甚優”，同時，他還多次親手草擬函電，勸告交戰的各方軍閥停戰議和。在沒有災患的時候，世界紅卍字會開設辦理殘廢院、育嬰堂、盲啞院、卍字醫院、平民工作所、平民貸濟處、冬季粥廠等等。

1928年新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時，仍准許世界紅卍字會繼續立案，並任命熊希齡為賑款委員。1931年，熊著《十六省救濟水災意見書》，對於救濟的辦法、措施、步驟做了十分詳盡的論述。

三是創建香山慈幼院。1918年4月，河北水患已平，慈幼局準備解散，但還有兩百餘人無人認領。如此一來，熊希齡不得不考慮建一所永久性的機構，用於收養這些無家可歸的孩子。但由於在北京城內找不到合適的地方，熊希齡只能上呈大總統徐世昌，請其出面和前清皇室內務府交涉，把已經廢棄的前清行宮香山靜宜園撥出，創建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收錄兒童“專以孤貧為限”，凡欲入院者，必須“有人介紹及其家長請求”。基於該院性質，熊希齡為其確定的辦學宗旨是：“教養孤貧失學之男女兒童，使有適當之智能、道德，俾可謀生與社會。”為了實現這樣的宗旨，香山慈幼院與任何普通國民學校都不同，推行的是“三合一”的教育體制：學校、家庭與社會三位一體。慈幼院建立了完整的組織體系和免費教育培養的制度體系，辦學經費除了財政撥款外，還有中外善士及各機關團體的捐款。

熊希齡在辦理香山慈幼院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觀與教育觀相結合的思想，其本質就是貧富均等的教育觀。他把香山慈幼院當作是對現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種補充，極盡自己的能力，讓貧困的孩子享受到當時最新式最先進的教育。

到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經發展成一個總院、五個分院，總院是香山慈幼院；分院包括萌養院（幼兒教育）、小學、中學、師範和職業教育等幾個分支。為了能夠讓這些孤貧兒童享受到家庭溫暖，香山慈幼院創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這種教育模式比奧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國際SOS兒童村早了十幾年。香山慈幼院從1919年破土動工建設到1920年正式開園，一直到1949年結束，辦了30年，先後培養學生六千多人，大部分都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有用人才。

軍事著作《軍制篇》、遺著有《香山集》2卷，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有《熊希齡集》上冊。

不僅如此，衝突表面化之前，熊希齡又創辦了湖南最早的報紙《湘報》，向社會鼓吹“開民智”，正如唐才常所說：“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開，欲慈航之普度，乃鳩同志，集巨資，設湘報館。”報紙的取向直接引發了包括張之洞等大員與湖南守舊派對熊希齡的不滿，可他們沒有借口。此外，1897年，德國侵佔我膠州灣，亡國滅種的危機感更加迫切，熊希齡趁機聯合有影響力的湖南維新派成立“南學會”，開辦講論會鼓吹維新變法，而且討論地方重大興革及舉措，分析省內外形勢，提出方案，供省當局採納，意圖以此影響湖南的發展方向。這種激進的取向，在死而不僵的晚清必將引火燒身。

熊希齡在湖南維新運動的實際領導地位引起了守舊的王先謙等人的嫉恨，加上他們在投資由熊希齡領頭的湖南實業時有損耗，激發了他們對熊希齡的種種不滿，他們視時務學堂、《湘報》和南學會如眼中釘。事情導源於時務學堂的教學程式，按梁啟超的說法，“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為令諸生作札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札記時，師生相與坐論，時吾儕方醉心於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

1897年舊曆年底，時務學堂學生放假回家過年，學生得意地向自己的親友傳閱自己的學習札記與教習的批語，對頭腦尚不開明的湖南社會來說，那些民權革命的言論無異於鼓吹造反，見者無不詫異，一時“全湘嘩然”。舊派就此發動了對熊希齡為首的維新派的猖狂攻擊。儘管陳寶箴想保護熊希齡，但1898年5月份，形勢惡化。是時，張之洞來函指責《湘報》言論不當；與此同時，舊派聯絡京城湘籍官僚也不斷施壓。陳寶箴被迫妥協，免去了熊希齡的學堂總理職務，梁啟超出走北京參與戊戌變法，湖南維新派實際上已經陷於分裂。這反倒激發了熊希齡的血性，他斷然反擊，上書指斥王先謙主持的省書院（嶽麓書院）積弊叢生，師道不端，並把它刊登到了《湘報》上，這恰好擊中了舊派的痛處。憤怒的舊派惱羞成怒，藉機要求取締《湘報》。恰在此時，熊希齡因在湖南參與維新業績突出，執意改革的光緒帝徵召他入京，這正好遂了他想離開長沙這塊是非之地的心愿。

熊希齡於是打點行裝準備北上，他先把妻子安頓到他妻兄衡陽知府朱其懿那裡，再返回長沙，然而途中飲食不慎，突發痢疾，只好返回衡陽養病。就在這養病的十多天里，北京維新六君子的慘劇發生。因為一場疾病，熊希齡僥倖討得一條性命。然而對這個維新名人來說，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熊希齡被御史黃桂均參奏，指為康梁黨徒，受到“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處分。後來熊希齡回憶這一節時對人說：“向非一病，當與六君子同命成七賢矣。”熊希齡的維新事業至此止步。

熊希齡自1914年走出政壇后，自此“皈依佛教，以出世間”，乃學習佛家大慈大悲精神，全心全意於慈善和社會教育事業。1917年，華北地區發生大水災，受災區波及103個縣，災民流離失所600餘萬人，熊希齡到北京請賑，且為北京政府特任為“賑災總辦”。在這次賑災活動中，他為了安置災區孤兒，於北京西山創辦了香山慈幼院，又和國際人士合辦北京“華洋義賑會”，在家鄉湖南還創辦了“義賑會、臨時婦孺救濟會。

熊希齡有法名妙通，自署雙清居士。晚年還自撰墓誌銘：

色身非凈，法相非真，

四大和合，亦非我身；

向物為我，我實不存，

我既無我，朽骨何靈？

光緒三十三年（1907）前後，他先後上書戶部尚書張百熙、度支部尚書載澤，呼籲清政府儘快施行煙草專賣制度。熊希齡在給載澤的信中說：“煙之專賣，英、荷、日等國行之，而皆為國家一大宗之收入，固不以侵佔民利為嫌也如紙煙一項，亦為今日絕大漏卮，目前如不設法，以後積重難返……”他認為，中國每年的稅收很少，而煙屬於奢侈品，加征煙稅不僅對大多數人的利益沒有什麼影響，而且能增加國家收入，因此應仿效外國，對煙草實行專賣制度。但是，由於清政府內外交困，根本無暇顧及煙草專賣，儘管載澤等度支部大臣曾請教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有關煙草專賣事宜，熊希齡的建議還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熊希齡擔任內閣財政總長。翌年與梁啟超、張謇等組閣，擔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當時社會上呼籲煙草專賣的人很多，首先，錢寶鈞、陳其昌等議員向民國政府提出紙煙專賣的議案；隨後，上海三星紙煙公司總經理劉樹森向熊希齡建議：與英美煙公司商議，將各種紙煙統一歸政府獨佔收買，由政府加稅售與人民；政府與英美煙公司合資成立捲煙廠；如英美煙公司不同意上述建議，則由政府在內地設立專賣局，並籌款500萬元，在天津、浦口、漢口三處設立捲煙廠，以示抵制。熊希齡同意了劉樹森的建議，並派員赴上海進行協商。

為實行煙草專賣制度，熊希齡曾派員赴日本考察。鑒於中國煙酒分銷的情況，決定在實行煙草專賣制度之前，開徵煙酒牌照稅。

1914年2月，熊希齡呈請袁世凱，闡述實行煙草專賣制度的必要性，建議成立煙草專賣籌備處，稱：“於財政部內設立煙草專賣籌備處該處長專司研究各國煙草專賣諸法，調查國內產煙區域及煙葉種類、制煙方法、銷售市場，並準備實行專賣政策由部籌集資本，設立工場，承收民間煙葉，歸場製造……外來之捲煙仿照日本辦法，由政府自由承收買入。”熊希齡的建議得到袁世凱的贊同，他批示：“維持國貨為目前切要之圖。所謂設煙草專賣籌備處，事屬可行。著即博採成規，妥擬辦法，呈候核奪。”

在熊希齡躊躇滿志的時候，內閣發生權利之爭，他被迫辭職。後來，熊希齡退出政壇，專門從事社會慈善事業，創辦香山慈幼院，任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會長。

熊希齡故居位於鳳凰古城北文星街內的一個小巷裡，故居往東200米便是秀麗的沱江。故居為四合院系南方古式的木瓦結構，比較矮小但很精緻，故居現存房屋4間基本是保持原貌，很富於苗族情調，故居屬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故居環境幽靜安謐，建築古老質樸，四方形布局，中有一天井寬坪。進入宅門，左側是一個約十平方米寬的前室，又稱會客室，天井東側為專門的柴房，內有石磨、石碓等食用傢具裝置，充分顯示了這家主人當時勤儉持家的良好風範。熊希齡小時最喜歡到這間柴房裡走玩，並經常學習推磨和沖碓的技術，從小就培養出了一種悉心體察民間疾苦、關心貧民憂樂的高尚情懷。

過天井便是正室，在正室的木門兩邊，有一幅筆力雄健、字跡清晰的對聯：“一生赤誠愛國盼中華振興，半世慈善辦學為民族育才”，寫出了熊希齡憂國憂民的偉大抱負，同時也寫出了他披肝瀝膽傾注心血辦慈善事業為中華民族培養棟樑之才的偉大功績。

正室三間兩層木質結構，陳列著熊希齡生前生活、工作用過的什物，一張張清晰的圖片，一段段生動感人的文字，記錄了熊希齡人生的腳步，演繹著他人生的軌跡。家事、國事、天下事都在他文晦蹈略之中。他胸藏珠璣，學富五車，在中華民族堪亂危難之時，為國家和民族傾注了一生的心血。毛澤東同志曾評價熊希齡：“一個人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熊希齡是做過許多好事的。”周恩來總理曾中肯地評價：“熊希齡是袁世凱時代第一流人才，是內閣總理。熊希齡的事，我看后就記得很清楚。”兩位偉人對熊希齡這麼高的評價，充分說明了熊希齡先生思想情操的偉大和愛國恤民精神的不凡。

熊希齡故居自2000年正式對外開放以來，已先後有近百萬人次的遊人來此遊覽和觀瞻，成為古城鳳凰一大亮麗的人文景觀點。

雷潔瓊：“熊希齡先生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者。他在舊中國奮鬥了半個世紀。他的一生是忠於慈善教育事業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與進步的一生。”

毛澤東：一個人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熊希齡是做過許多好事的。

周恩來：熊希齡是袁世凱時代第一流人才，是內閣總理。熊希齡的事，我看后就記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