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遞鋪

急遞鋪，為中國古代郵驛組織之一。它肇始於宋，迄元朝普遍推開。

郵驛組織由兵部駕部直接管理。“凡奉使之官赴闕，視其職治給馬如格。官文書則量其遲速以附步馬急遞”〔①〕。郵驛組織的功用與效應，日益為全社會所關切，分工越細密。一種高速為軍事目的服務的快速軍郵制——急腳遞，就在這時應運而生。這種急腳遞，有步遞，有馬遞，有急腳遞。急腳遞最快，日行四百里。遞鋪之間相距不一，有10里，有20里。但據說，這種快遞只用於戰爭時期。至北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又有一種金字牌急遞鋪，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里，專門遞轉皇帝下達的緊急軍務。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設有都提控急遞鋪兵〔②〕。

國家疆域廣大，“東漸西被，暨於朔南，凡在屬國，皆置郵傳，星羅棋布，脈絡通通，朝令夕至，聲聞畢舉”〔③〕。急遞鋪的作用極為顯著。元世祖時，自燕京至開平府，復自開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則設一鋪，於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戶內，簽起鋪兵〔④〕。至元九年（1272年），有人上疏說：諸路急遞鋪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國家設官署名字必須吉祥者為美，宜更定之。遂更為“通遠鋪”〔⑤〕。於是，後來又稱急遞鋪為“通遠鋪”。

為完成統一大業，復興社會經濟，在南征北戰、發展生產的同時，對於郵驛事業亦看得十分要緊。治水，開山，修路，造橋，備馬匹，置車船，一方面承元舊制，一方面有所創新。於洪武元年（1268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時並“置各處水、馬站及遞運所、急遞鋪”〔⑥〕。後來，又分別在兩京和各州縣設立急遞鋪總鋪。水、馬站，洪武九年改為水馬驛。水置船，陸用牛、馬、車。

急遞鋪與水馬驛、遞運所，並稱為明代郵驛三大機構，日夜不停地為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服務，在鞏固封建政權中起著巨大作用。也是中國古代郵驛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可惜，《明實錄》、《大明會典》等主要史籍，對於急遞鋪的情況缺乏完整的記錄。有些問題說得比較清楚，有些則不甚明晰。例如：它的數量與遞送手段、鋪兵的負擔與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語焉不詳。以致後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誤解。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畫和研究。本文試就前述幾個問題，略敘己見。不妥之處，敬希賜正。

急遞鋪的數量與分佈，事關其在明代郵驛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其數量又與鋪距不無關係。

有人說：“高皇帝（明太祖）混一區寓，幅員萬里而遙，遐邇相聯，將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錯於道而不休。自京師設會同館外，每於邊腹郡邑，村鎮要會處所，設立水馬驛、遞運所，司遞轉運之役，所關軍國機務最急”〔⑦〕。又有人說：“驛遞者，國之脈絡，不容壅滯者也。故在國初（明初），水馬驛櫛比蔓綿，恆處於有餘”〔⑧〕。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兵部》言：“凡郵傳，在京師曰會同館，在外曰驛，曰遞運所，皆以符驗關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馬驛、遞運所。萬曆《大明會典》卷一四五《驛傳一·水馬驛上》、卷一四六《驛傳二·水馬驛下》、卷一四七《驛傳三·遞運所》，分別臚列了分佈在全國各府州縣水馬驛、遞運所的名稱與數目。水馬驛總計1032處，遞運所146處。該書卷一四九《驛傳五·急遞鋪》，卻只寥寥數語，鋪名、鋪數，一概全無。《元史》、《永樂大典》編修於明初，二書對元代水馬驛的名稱與數目，記載甚為詳備，唯獨對元代急遞鋪的名目是空白。可見《明實錄》與《大明會典》的做法，也是本於“明承元制”〔⑨〕。

2關於明代急遞鋪的幾個問題

漢制，每30里置一驛。唐與漢同，全國共有水、驛1639處。宋代，對驛站之間的距離做了更新，改為60里置一驛，不如漢、唐那般稠密。而其急遞鋪的建制，為10里，或25里，設一鋪。從里距看，急遞鋪多於水馬驛，應屬無疑。

元朝建國以前，元世祖忽必烈於中統元年（1260年）下詔：“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急遞鋪自是廣泛建立。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進一步在元大都“設置總急遞鋪提領所，降九品銅印，設提領三員”，以加強對急遞鋪的管理。據《元史·兵志四·站赤》載：元代中書省所轄腹里各路，以及河南與江北等處、陝西、四川、雲南諸路、甘肅等9個行中書省，所轄陸站、水站、牛站、狗站、馬站、轎站、步站，總計為1401處。元代驛站的里距，史書（包括《永樂大典》在內）沒有留下明確的文字。但由宋、明前後二代驛站的里距推測，元代驛站的里距，與宋、明當相去不遠。元代急遞鋪的里距，一般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則設一鋪”〔⑩〕，鋪兵5人。以此觀之，元代急遞鋪的數量，亦將在水馬驛之上。

明代驛遞之制，基本上沿襲元代。急遞鋪尤其如是。從鋪舍建設、內部經理、公文檢驗、包裝、交接手續，到急遞之法與對鋪兵的具體要求等，幾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馬驛的里距，“陸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陸站長些。

急遞鋪的鋪距。洪武元年正月規定：“急遞鋪，凡十里設一鋪”。實際雖非如此劃一，但以10里者居多，則是鑿鑿有據。

例如：北直隸順天府宛平縣萬曆時，有急遞鋪12處。其規制、職掌、鋪兵額數、鋪距、方位、郵遞路線為：每鋪設鋪司（鋪長）1名，掌送到官文書籍記件角時日而遞發之。鋪兵3名，輪次傳送，凡46人。

自縣前鋪起，10里至施仁，分為二：

一自施仁10里至彰義鋪，又10里至義井鋪，又10里至蘆溝橋鋪，又10里至新店鋪，通良鄉；

一自施仁10里至高店鋪，又40里至田家莊鋪，又25里至黃垡鋪，通固安縣。

縣北路：5里至石牌鋪，又15里至雙線鋪，通昌平州。

縣東路：18里至胡渠鋪，通密雲縣〔①②〕。

又如，浙江嘉興府嘉興縣除分秀水、嘉善二縣外，計有急遞鋪8處。

東塘三鋪，達嘉善縣；常豐鋪，在縣東10里；團港鋪，在縣東北20里；龍華鋪，在縣東北30里（秀水縣給司工食）。

東南塘三鋪，達平湖縣；常豐鋪（見前）；十八里鋪，在縣東南20里；新豐鋪，在縣東南40里。

南塘三鋪，達海鹽縣；落纖鋪，在縣南10里；鍾塘鋪，在縣南20里；馬涇鋪，在縣南30里。

常豐，落纖二鋪，衝要，每鋪原設司兵9名，后各裁減1名。團港等5鋪，偏僻，每鋪原有司兵7名，后各減去1名〔①③〕。

再如，廣東惠州府各縣急遞鋪數量甚多，而里距則頗為劃一。

歸善縣，有急遞鋪19處：

府門鋪東由縣學前10里至響地；20里至冉棠；30里至蓮塘，俱東里。40里至冷泉，在馴雉。50里至茶亭；60里至仙角，俱東里。70里至白花；80里至黃果；90里至平山；100里至逕心，俱內外管。110里至秀鹿；120里至筆山，在上下淮。130里至平橋；140里至白雲；150里至分水；160里至梅實；170里至平政，俱內外管。

府少鋪西由登雲坊10里至北津；20里至清塘。

博羅縣，有急遞鋪24處：

縣東50步縣東鋪；10里湯泉鋪，在羅溪。20里至小金；30里至逕心；40里至黃沙，俱鐵治都。40里蓮塘；50里清塘，俱羅溪。60里白茅；70里烏石；80里雙江；90里黃塘；100里大橋；110里蓼洲，接河源界，俱長平縣。

西10里萬安；20里石田；30里冷水；40里槎岡；50里浮牌，俱羅仙。60里橫瀝；70里仙跡；80里松岡，俱仙福。90里徐衙岡；100里花園；110里官陂，俱神護。

海豐縣，有急遞鋪30處：

縣西10里佛嶺；20里小液；30里壠春；40里王化；50里味田；60里茶亭；70里平安；80里梅挑；90里新逕；100里深涌；110里香抗；120里水尾；130里長壠；至歸善界，接平政。

縣東在城10里至赤岸；20里羅山；30里長橋；40里白沙；60里法留；70里沙塘；80里東海；90里麻海；105里廩頭；120里涌口；135里磚頭；150里蛟溪；165里碧溝；175里長山；185里南山；200里大陂，至惠來界。

河源縣，急遞鋪14處：

縣南50步為翔鸞；10里至石逕；20里至水東；30里至白石，接博羅蓼洲。

東10里至水京；20里至山塘；30里至和溪，在大洲都。40里至黃石；50里至白馬；60里至右桑；70里至水圖；80里至都羅；90里至楊柳；100里至柳城；俱藍能都，接龍川界。

龍川縣，有急遞鋪7處：

自縣20步曰總鋪。西20里曰官橋，接河源。東20里澗步；40里赤嶺；60里乾坑；80里兩頭塘；100里通衙，接長樂。

長樂縣，急遞鋪7處；

縣門之左曰在城。西10里曰曾岡；20里曰高沙；30里曰清溪；40里曰黃沙；50里曰綠水，接龍川。

東10里接興寧縣。

興寧縣，急遞鋪7處：

曰縣前。西曰茅塘，接長樂。南曰刀坊；曰官陂；曰大水坑；曰水口；曰小峰，接程鄉。

和平縣，急遞鋪8處：

曰總鋪，在旌善亭后。曰合水；曰永豐；曰揚岡；曰梨樹；曰濁溪；曰黃竹；曰石頭塘，俱在縣南，接龍川正北陸路。自本縣東門水車頭、石鼓皆山，高嶺、中岡、岑岡、三角山。至贛州府龍南縣界，地名陽陂，約100里；至龍南縣治約200里〔①④〕。

從以上3處不同時期的抽樣，可以得到如下四點認識：

⒈明代各縣急遞鋪，多以縣城為中心，向四周輻射，連續周邊鄰縣（或鄰省），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快速郵遞網路。

⒉鋪兵額數有多寡，非盡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⒊直至明後期和明末，各地方志對水馬驛與急遞鋪仍明白分別記載，可證到了明代，急遞鋪與驛站雖然郵傳道路多數互相重合，但機構、人員、管理等，並沒有“合一”，還是分立兩個系統，各司其職。

⒋各地急遞鋪的里距，均明顯短於水馬驛與遞運所，絕大部分是10里，15里、20里、30里、40里等，只佔極少數。可知急遞鋪之數必在水馬驛與遞運所之上。

據筆者統計，惠州府、潮州府、福寧州和嘉興縣二府一州一縣，總計有急遞鋪296處，平均每縣16處以上；水馬驛與遞運所共30處，平均每縣不足2處。因材料與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列舉。透過這個抽樣，大致可以獲得一個粗略的概念，急遞鋪之數，大約比水馬驛與遞運所之和多出八九倍。

明代水馬驛與遞運所，合計1100餘處。依此推算，急遞鋪當有萬處左右。

三

一定的技術條件，是郵驛組織實施其任務的重要保證。

明代自京師至四方，都設有郵驛組織。在京師稱會同館〔①⑤〕，在外叫水、馬驛和遞運所，以便公差人員往來，貨物運載。至於公文遞送，則置急遞鋪，“以免稽遲”。急遞鋪、水馬驛、遞運所三者，除機構設置、職責範圍等各有差異外，遞運技術也不一樣。

水馬驛、遞運所，“專在遞送使客，飛報軍務，轉運軍需等物”〔①⑥〕，日常事務繁忙，負荷最重。它們依靠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馬、驢、牛、車、船。

急遞鋪任務單一，職專“公文遞送”（主要是朝廷政令），而要求特別嚴格。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做到安全、快速；凡遞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300里。但遇公文至鋪，不問角數多少，須要隨即遞送，無分晝夜，鳴鈴走遞〔①⑦〕。可見，急遞鋪的最大特點，就在一個“急”字，也就是“快”，“急者急速也”。“所謂鋪之雲者，急遞公移”〔①⑧〕。公文到鋪，不論件數多少，不管白天黑夜，嚴寒酷暑，颳風下雨，都必須“隨即遞送”，不得滯留。面對如此嚴厲的特殊要求，急遞鋪採用什麼技術完成任務？對此，以往一些研究者不無誤解，故需再作探尋。

“古者置郵而傳命，示速也”。設置郵遞，傳送政令，貴在迅速。所謂“照依古法”，急遞鋪創於宋，盛於元。宋、元兩代之法，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立限里程；“隨到即行”。宋代有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元代，“鋪兵一晝夜行四百里”。明代，“晝夜行三百里”。為了按時到達目的地，宋代用馬遞、步遞等多種形式。元代，沒有見到用“馬遞”的記載。明代，究竟是用“馬遞”？還是步遞？

根據各種事象研判，明代急遞鋪用的是人力轉遞，即“步遞”。

第一，從急遞鋪的配備看

“古步遞曰郵，馬遞曰驛。凡以羽檄不時，令緩亟無壅情也”〔①⑨〕。郵與驛之差異在此。元代，驛站（站赤）均備有相應的馬、牛、車、船交通工具及役戶〔②⑩〕。

明代，在這方面同樣有明文規定：

凡陸站，“應用馬、驢、船、車、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設置。如衝要處，或設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餘非重要，亦系經行道路，或設馬二十匹，十匹，五匹。驢亦如之。馬有上、中、下三等，驗民田糧出備。大率上馬一匹，糧一百石；中馬，八十石；下馬，六十石。如一戶糧數不及百石者，許眾戶合糧，並為一夫，視使事緩急，給上、中、下馬”。

水驛，“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設船二十隻，十五隻，十隻。其分行偏路，亦設船七隻，五隻。船以繪飾之。每船水夫十人，於民糧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不足者，眾戶合糧，並為一夫。余如馬站之例”。

遞運所，“置船，俱飾以紅。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選民糧五石以下者充之。陸遞運所，如大車一輛載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頭，布袋十條；小車一輛載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頭。每夫一人，出牛一頭，選民糧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眾戶合糧，並為一夫”〔②①〕。

爾後，於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新開地方堪設驛分、遞運所，或舊設驛所相離鴪遠，往複不便，可以添設，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處鄉村、市鎮畫圖帖說回報。驗其里路，遠近相同，應設驛所，船、車、馬、驢數目具奏，移咨，工部蓋造衙門，吏部銓官，禮部鑄印，合用人夫行移有司照例僉點”〔②②〕。

而在提到急遞鋪時，都是這樣寫的：

元代，“每鋪置鋪丁五人，安置十二時輪子一枚，紅綽屑一座，並牌額及上司行下、諸路申上鋪歷二本。每遇夜，常明燈燭”〔②③〕。

明代，亦如制：“每鋪設十二時日晷，以驗時刻。鋪門置綽楔一座，常明燈燭一副，簿歷二本”〔②④〕。

自始至終，都見不到備有馬、牛、驢、車、船之類的交通工具。

第二，從鋪兵的選擇標準看

元至元八年（1271年），“申命州縣官，用心照刷及點視闕少鋪司鋪兵……隨路鋪兵，不許顧人領替，須要本戶少壯人力正身應役”。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中書省定議：“鋪兵須壯健善走，不堪之人，隨即易換”〔②⑤〕。

明代仍然堅持這個條件。

洪武元年正月規定：鋪兵，“必少壯正身”〔②⑥〕。

所謂“正身”，就是必須有戶籍，沒有犯罪前科，誠實可靠。無籍之徒不容混入。“少壯”，就是年青體壯，善於行走。

第三，從鋪兵的裝束特徵看

《元史》對鋪兵的裝束是這樣描繪的：“鋪兵每各備夾板、攀鈴各一副，纓槍一，軟絹三尺。衣一領，回曆一本。”又說：“凡鋪卒皆腰革帶，懸鈴，持槍，挾雨衣，齎夜則持炬火，道狹則車、馬者、負前者，聞鈴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也。”若用馬遞，騎馬或坐馬車，似乎不必響鈴“以驚虎狼”。

明代鋪兵的形象，依然故舊：“各置夾板一副，鈴攀一副，纓槍一把，棍一條，回曆一本”，“鳴鈴走遞”。這副打扮模樣，顯然是徒步行走。

第四，從晝夜三百里的速度看

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亦即四十五分鐘行十里，每小時行十二點五里。因為是前、后鋪交接、輪次傳送，鋪兵只負責本鋪地面。這樣的速度，對於少壯之人是絕對可以做到的，若是馬遞，速度應該快得多。

綜上所述，明代急遞鋪是用步遞，而非馬遞。那種以為明代急遞鋪，“從交通工具看，仍然是馬遞

四

鋪兵的負擔與承充期限，是急遞鋪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第一，鋪兵的負擔

明代急遞鋪縱橫交錯，從腹地伸延邊疆，由平川接續山區，與水馬驛、遞運所共同覆蓋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一幅比較暢通的水、陸聯絡網。這幅網是用鋪兵的血汗編織而成的。他們日日夜夜，風雨無阻，用自己的雙腿，為封建王朝遞轉各種公文，傳遞上下信息。可以說，是當時“特種”通信兵。他們付出的多，而得到的回報少。元代，鋪兵免差。明代沒有尋到此類的資料。他們唯一的報酬，是勉強維持自身生存的工食錢。

工食銀的數額，各地不一。有的地方，論地理險易。衝要之區，每名鋪兵每年給銀七兩二錢；非衝要之處，每年六兩〔②⑧〕。有的地方，不分地段，一律均平：各鋪司兵，每名各工食銀七兩二錢。徭編。但遇閏月不給工食銀。

再者，居住條件困難。“鋪陳置傳或舍，一宿以去，遂有鋪舍”。但是，有的地方雖有屋數楹，其實極弊，不可以居。有的因年久失修，竟成“敗垣荒草，僅存遺址”，鋪兵往往僦居旁舍。因所領工食有限，而賃價踴貴，不免星寄僻巷。每次郵件到達，呼召良久，始得給發，以致影響急遞。〔②⑨〕。

除此之外，餘下的是來自頂頭上司的壓迫。

鋪兵，不僅要耗盡體力，付出自己的青春年華。而且在精神上，時刻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心理上承受著無比沉重的負擔。

設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所系至重。元代鋪兵就受到層層的嚴密監控。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令：“各處急遞鋪，每十鋪設一郵長，於州縣籍記司吏內差充，使之專督其事”〔③⑩〕。

明代郵驛，實行中央與地方雙層管理體制。中央的管理機構，為兵部車駕清吏司〔③①〕。地方為省和府州縣。省，由布政司與按察司分別命官監理〔③②〕。府，由知府總領而稽核之〔③③〕。在急遞鋪之內，洪武時命每鋪設鋪長一人，由各州縣於額設司吏內選之。職在“專一巡點所轄輔分。督令各鋪司兵，如法走遞。親臨府州縣提調官，常加檢點。鋪長失於整點，隨即問罪。每月置立文簿，當該提調官署押寫遞過分文時刻、角數，以憑稽考”。為加強傳送中央最高指令的能力，正統三年（1438年）奏准：各鋪添設鋪長一名，兩京總鋪添設三名，各布政司總鋪添設二名，“專一齎送旨意公文，如有稽遲，依律問罪”〔③④〕。

對於轉遞之傳，也做了種種嚴格規定。洪武元年令：

（一）“前鋪聞鈴，鋪司須先出鋪交收，隨即於封皮格眼內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速令鋪兵用袱及夾板裹緊，持小回曆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於回曆上附寫到鋪時刻，毋致迷失停滯。若公文不即遞送，因而失誤事機及折動損壞者，罪如律”。

（二）“無印信文字，不許入遞”〔③⑤〕。

洪武二十五年又申明：

（一）急遞鋪接送公文，須辨認果是前鋪鋪兵，方許交領。但有詐冒，押解赴京”；

（二）“凡在外衙門有應遞公文，令鋪兵當官交領。其差使人員，遇有公文亦須經由所在官司辨驗，方許入遞”；

（三）“凡有於中途鋪分投下公文，不系知識者，許本鋪司兵拿解赴京”；

（四）“凡有司官吏、鋪長、司兵，有公文不行明白辨驗，輕易接遞，致令別生事端者治罪”；

（五）“其各衙門，但有人遞公文，須要堅厚好紙封裹轉遞各鋪，明白附歷於上開寫並無破損，並不曾拆動原封。但有摩擦破壞，及拆動原封者，就將來文封皮上寫記原遞鋪兵姓名遞發，及將遞來鋪兵拘捉解官，有司即為追究”。

正統七年議准：各鋪遞送簿歷，該管官司每月一次巡視刷勘，有將公文毀壞、增改、沉匿者，問擬明白，發口外充軍。

總而言之，鋪兵必須隨時待命；處處小心謹慎，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護好公文，做到絕對安全，萬無一失，原封不動，不得有絲毫破損。否則，就會大難臨頭。

第二，鋪兵承充的期限

充當鋪兵是一種苦役，其主體是下等民戶。

宋代，以軍士為驛遞夫，鋪兵也由士兵輪充。從元代開始，改為徵發民夫。這些民夫，起初來自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籍戶，內中多系貧民。爾後，又有些富戶充人其中。至元二十年（1283年），留守司官言：“初立急遞鋪時，取不能當差貧戶，除其差發充鋪兵。又不敷者，於漏籍戶內貼補。今富人規避差發承元鋪兵。乞擇其富者，令充站戶，站戶之貧者，卻充鋪兵”〔③⑥〕。

明代鋪兵的徵發，與元代比較，相同的是仍然堅持就近僉派。不同的是，概令有田之家承充：“於附近民有丁力，田糧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明太祖最初定天下官、民田賦時，“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按民田畝稅三升三合五勺計算，納稅糧一石五斗之上至二石之下者，大約有田五十至六十畝。由於各地畝有大小，租額有高低，土地有肥瘠，人均佔有耕地面積更大小不一樣，因而對有田五六十畝的人戶，很難界定是哪個階層的農戶，但總算是有田之家，而非無田之民。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鋪兵非清一色農戶。除民戶外，還有些軍士：弘治十三年（1500年）奏准，“各鋪司兵，若有無籍之徒不容正身應當用強包攬多取工錢，致將公文稽遲沉匿等項問罪，旗軍發邊衛、民並軍工人等發附近，俱充軍。其提調官、該吏鋪長，各治以罪”〔③⑦〕。明中葉以後，隨著賦稅日增，徭役日重，土地兼并之風盛行，豪強勢要大量轉嫁賦役，小土地佔有者，乃至中產之人，多淪落破產。鋪兵的簽起，也因而不可能都是有田之家，破產農民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所以，到了明末裁革驛卒、鋪兵時，大批仰賴郵驛維生者突然“無所得食，皆從賊”〔③⑧〕，紛紛投入農民起義軍。這種局面的形成，絕非偶然。一方面，是由於他們頓失衣食，成為無業之民。另一方面，又與他們所處的年齡段有關。因為鋪兵都是青壯年，遇事頗為敏感，視野比較開闊，思想少有顧慮，感情豐富奔放，勇於發難，敢於衝鋒。

鋪兵年齡與身體條件的特殊要求，決定了其承充期限的特殊性。明代戶口制度的核心，是人戶以籍為斷，分為軍、民、匠三等。軍、匠之役皆為永充。編製“賦役黃冊”以後，里甲之役10年一輪換。男子年16曰成丁，成丁而役，60而免。對鋪兵的僉派，洪武時已立下兩條法令：第一，“須要少壯”。第二，不能缺額。若“鋪兵數少及老弱之人在鋪當役者”，有司提調官必須隨時“僉點補替”。這說明：鋪兵不是永充，也不是10年一輪換或者必年至60而免。凡“老”、“弱”者，要隨時替換。為了適應“步遞”與“急遞”的雙重需要，不僅要年青，而且要身強力壯。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凡是年齡超過青壯年，或者身患疾病者，皆在立即淘汰之列。

就郵驛組織的發展而言，急遞鋪的創立是一個進步。它表明郵驛形式趨於多樣性，加快了政令傳送。又當時商路與郵路，多為複合。急遞鋪的廣為置立，也必然有助於商業貿易，促進沿途地區經濟的交通，文化的融合，風俗的同化。而從鋪兵歷史命運考察，這種官營機構的存在與運轉，完全是依靠殘酷勞役剝削的結果。

①《宋史》卷一三六《職官志三·兵部》。

②《金史·章宗紀四》

③《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一》

④⑤　②③　②⑤　③⑩　③⑥　《元史》卷一○一《兵志四·急遞鋪兵》。

⑥《明太祖實錄》卷二九，另《明史》卷七五《職官志四·遞運所》云：“遞運所。大使一人，副史一人，掌運遞糧物。洪武九年始置。先是，在外多以衛所戍守軍士傳送軍囚，太祖以其有妨練習守御，乃命兵部增置各處遞運所；以便遞送。設大使、副使各一人，驗夫多寡，設百夫長以領之。后汰副使，革百夫長”。

⑦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七二。

⑧王夫之：《惡夢·驛遞》，引自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冊）第216—217頁。

⑨鄭曉：《皇明地理述》上捲雲：“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衡》書成，書分為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北至……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理（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焉”。

⑩《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站赤五》謂：元時，“通州至臨清水驛，近者二百里，遠則三百里。過會通河以至揚州，不過七八十里”。急遞鋪的里距，崇禎《嘉興縣誌》卷三《郵置》曰：“元嘉興縣有急遞鋪一十七處”。其中，東塘6處，鋪距9里者5處，12里1處；西塘5鋪，南塘3鋪，北塘3鋪，俱為10里。

①①　《明太祖實錄》卷二九，有些名雖為四五十里，實則“竟日方到”。也有在百里以上的。

①②　①⑧　①⑨　②⑨　沈榜：《宛署雜記》卷五《鋪舍》。

①③　崇禎：《嘉興縣誌》卷三《郵置》。

①④　嘉靖：《惠州府志》卷六《公署志·鋪舍附》。

①⑤　公同館，並非純屬郵驛機構。容另文論述。

①⑥　②①　②④　②⑥　③⑤　《明太祖實錄》卷二九。

①⑦　萬曆《大明會典》卷一四九《驛傳五·急遞鋪》；《明太祖實錄》卷二九。

②⑩　《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曰：“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如中書省所轄腹里各路站赤，總計198處。陸站175處，馬12298匹，車1069輛，牛1908轎站35處，轎148乘，步站11處，遞運夫3032戶。

②②　萬曆《大明會典》卷一四五。

②⑦　③④　③⑦　萬曆《大明會典》卷一四九《驛傳五·急遞鋪》。

②⑧　崇禎《嘉興縣誌》卷三《郵置》。

③①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

③②　③③　《明史》卷七五《職官志四》。

③⑧　《明史》卷二四○《韓礦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