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寶璋

侯寶璋，幼年在家鄉就讀於私塾。由於受社會新思潮的驅使，少年的侯寶璋毅然離家出走，投身至社會的洪流中。因為經濟來源中斷，在安徽省懷遠縣他找到一所叫民康的教會小醫院，在醫院的化驗室做幫工謀生，偶然的境遇竟決定了他一生的醫學生涯。由於他工作優異，民康醫院保送他入含美學校（相當於高中）學習，畢業后被保送進南京金陵大學預備班。在金陵大學期間，侯寶璋因參加學潮與幾位同學一起被校方開除。但校方宣布，如叩頭悔過，便可復學。年輕氣盛的侯寶璋寧願失學也不叩頭。被校方開除后只有再回民康醫院仍在實驗室工作。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刻苦自學，經常干到深夜時分。民康醫院負責人見此情景，大為感動說：“侯寶璋這樣的人，若得不到學習機會，太可惜了！”1916年，醫院借給他少量的錢，將他保送至北平協和醫學校學習。1918年，侯寶璋分班入齊魯大學醫學院學習。年輕的侯寶璋在校期間極為努力，成績優異，但生活極為艱苦，夏天他只有一件背心，晚上洗了白天穿，冬天也只有一條薄被。有人送來衣物，他拒不收用。1920年，侯寶璋畢業於該校並留校工作。

在齊魯醫學院工作期間，侯寶璋成績卓著。1926年，侯寶璋先後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深造。在柏林大學，他在Ludwig Pick的領導下，接受了極為嚴格的病理學訓練。1934 年獲羅氏基金的資助，在英國倫敦大學熱帶病學研究所工作一年。回國后出任齊魯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教授和系主任，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

侯寶璋，青年時代即熱愛祖國，立志畢生致力於祖國的富強、醫學科學的發展和教育事業。他早年就站在反帝反封建行列，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及抗日救亡工作，表現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精神。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繼侵佔東北后又入侵華北，抗日戰爭爆發。他在山東濟南積極參加組織戰地救護醫療隊的工作，並親赴喜峰口等處戰區支援群眾性的抗日工作。1937 年盧溝橋事變后，參加負責和組織齊魯大學醫學院師生轉移到四川成都華西協和大學借讀辦校。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侯寶璋出任華西齊魯聯合大學病理系教授和系主任，並一度代理齊魯大學醫學院院長和兼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病理系教授。在大後方，侯寶璋除在極為艱苦條件下堅持教書育人，還負責安排照顧當時香港淪陷后流亡大陸、在成都大後方借讀的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學生，曾任港大醫學院內科教授、港府醫務總監及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等職的蔡永業（Gerald Choa）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侯寶璋與港大發生密切聯繫即始於此段時期。1938年，侯寶璋不畏在抗日戰爭艱苦條件下的艱難，親赴貴陽參加籌建貴陽醫學院的工作，並擔任病理學教學工作。他關心祖國青年一代的培養和成長，為祖國醫學教育及醫學科技人才的培養，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38 年由當時教育部任命為部聘教授。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他作為知名的醫學科學教育家和對中國醫學史有造詣的專家而接受美國國務院的聘請，赴美講學溝通中美文化交流。1947年侯寶璋又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邀請，去英國講學並接受英國教育部聘請，從1948年起任香港大學戰後復校第一任中國籍的病理學教授兼病理學系主任。在此後的12年裡，他為港大醫學院設計籌款重建了被日本佔領軍破壞的病理學館，並建立了一所完整體制的教學科研為臨床服務的病理學科大樓，用以與東南亞、日本及英美同行科學家進行學術及業務交流，學術水平不斷提高。

侯寶璋中國病理學先驅者，醫學教育家，著名愛國民主人士。1920年畢業於齊魯大學醫學院並留校工作。曾留學美國、德國、英國。任齊魯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教授、主任，齊魯大學醫學院代院長；香港大學醫學院病理系教授、主任、代院長；全國政協四屆委員會委員等職。著有《中國牙醫史》、《中國天花病史》、《瘧疾史》等專著及論文五十餘篇。

1916年，醫院再次保送他入北京協和醫學堂1918 年學校分班，他被分入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學習,1920年畢業被留校任職。1926～1935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相繼到德國柏林大學、倫敦大學熱帶病研究所學習工作。回國后即任齊魯大學醫學院病理系教授主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齊魯大學被迫遷至成都，他隨校到成都任華西齊魯聯合大學病理系教授及主任，並代理齊魯醫學院院長,1938年教育部任命他為部聘教授，兼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病理系教授。1946年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1947年又受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赴英國講學。1948年英國教育部聘請他任香港大學醫學院病理系主任教授，代理院長。因國家病理學研究之需，受周恩來總理之聘， 1962年終於回到北京，任北京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兼病理教研室主任。與校長黃家駟合作共事。

他一生從事病理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在發展中國病理學研究和醫學教育方面成績顯著。他對中華分支睾吸蟲與二級膽管性肝癌的關係、膽汁性肝硬變、絨毛膜癌、鼻咽癌、黑熱病，以及中國醫學史等方面的研究, 都有獨到的建樹。在從研究原發性肝癌與華支睾吸蟲感染關係200例肝癌分析中，第一次證明了寄生物（華支睾吸蟲）在人體肝內可引起惡性腫瘤，闡明了此病與種族無關，與喜食生魚者密切。他又是早期發現絨癌組織有自然消退現象者之一。並提出機體(子宮及各器官)可能有抗絨癌機制。這些成果引起國際醫學病理學界廣泛的重視。

於1958年當選為倫敦(國際)腫瘤學會執行委員、受聘於英國皇家病理學會終身會員、美國病理學會會員、香港政府醫務部病理學顧問，香港大學於1961年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所著《實用病理組織學》(1939)一書，是中國首部病理組織學用書。他的學生遍及國內外。

與國外病理學家合著有《膽汁性肝硬變》。他對繼承中醫學遺產，發展中醫學事業作過潛心研究,1942年發表《為司馬相如的病下一診斷──中國糖尿病史》、撰有《醫學叢話》《中國解剖學史》,1943年寫有《中國牙醫史》，1954年發表《瘧疾史》、《楊梅瘡考》等文

石中寶璋 人中騏驥

古代齊魯因杏壇弦歌、稷下先生等的流風餘韻，故有蘇轍“我生本西南，為學慕齊魯”這般感慨；至近代新式教育西風東漸，山東出現了“中國最老的大學”——齊魯大學。齊魯大學“尤以醫科見長”；齊大醫學院培養了中國最早的一批醫生和醫藥學家，侯寶璋是濟濟多士中的傑出代表。幼年侯寶璋的文化啟蒙是私塾先生。侯寶璋少時即心懷桑弧蓬矢，立志做大事。他作別家人，獨自步行至懷遠，索性到當地一所慈善機構：教會辦的民康醫院化驗室幫工學技，一面謀生一面學習。境遇的驅使竟使侯寶璋與醫學結下不解緣，並鄭重選擇了自己一生的醫學生涯。侯寶璋卓爾不群的品行和求知若渴的精神，使民康醫院負責人大為感動，決定由醫院留用並保送他入含美學校學習。畢業后又被保送至南京金陵大學預備班。在金陵大學期間，侯寶璋因參加學潮與若干同學一起被校方列入開除名單，但校方宣布：若認罪悔過，便可復學。侯寶璋是有不屈不侮、敢作敢當骨氣的；他堅持認為申張正義，維護公理，清白無辜，沒有罪過；寧肯失學也不違心伏“罪”。因此被校方開除。侯寶璋義無反顧地再一次回到民康醫院化驗室。他白天勤懇工作，深夜發憤自學，朝乾夕惕，夙夜匪懈。1916年由民康醫院借給侯寶璋少量的錢，再一次保送他入學至北平協和醫學校，之後入齊魯大學醫學院學習。被褐懷玉的侯寶璋勤勉奮勵，品學兼優，而生活方面則含辛茹苦，自律簡樸，夏天只有一件背心，晚上洗凈涼干白天穿；冬天也只有一件薄被，別人送來衣物，他概婉言謝絕。1919年5月巴黎和會喪權辱國的消息傳來，侯寶璋如切膚之痛，義憤填膺，5月4日，北京學生集會抗議並遊行示威。濟南學生迅速聲援。侯寶璋積極參加了齊魯大學“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學生遊行示威請願活動，激情投身“五四”愛國運動。1920年，侯寶璋以秀出班行的成績和人品畢業於齊魯大學醫學院並留校工作。1931年“9．18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吞併東北又入侵華北，長城戰爭爆發。侯寶璋迅即組織戰地救護醫療隊，自報奮勇、不顧危險親自奔赴喜峰口等戰區支援軍民抗日工作，救治傷病人員。1937年“7．7事變”后，侯寶璋隨齊魯大學遷校蓉城，他雖為國民政府教育部特聘教授，但生活甚為清苦；在抗戰困難時期，侯寶璋盡其可能從經濟上幫助困難學生，有時是隱名向困難學生提供學費，使他們得以繼續學業。1938年正為抗日戰爭動蕩和艱苦階段，侯寶璋以公而忘私和獻身醫學的精神親赴貴陽，參加貴陽醫學院籌建並擔任病理學科研教學工作。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東南亞各國相繼淪陷，大批華人子弟背井離鄉，流亡各地。侯寶璋熱心奔走有關慈善機構，負責與教會合作安置了大批青年到大後方就讀。道遠知驥，世偽知賢。侯寶璋為人休聲美譽，守身如玉。老舍初到成都及從美國回北京經香港均住侯寶璋家中；老舍作品在美國出版事宜的信函、匯款，都是從美國寄給香港大學侯寶璋，再由他轉北京老舍收。

醫學翹楚 學科巨擘

病理學是研究病因、發病過程及病變本質和規律的科學，是醫學的基礎學科。我國秦漢時期的《黃帝內經》、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南宋時期宋慈的《洗冤集錄》等對病理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中醫與西醫病理學二千多年中按照各自模式發展。近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病理學在中國的發軔肇始於西醫學的東漸西被。1934年，侯寶璋著由中華醫學會編譯部出版的《實用病理組織學》是中國病理學的肇端之作，是近現代科學意義上中國病理學的嚆矢。由R．W．Raven主編癌百科全書二卷中肝癌病理學一章為侯寶璋專著；他與英國肝病理學權威Cameron教授合著《病理學專論》系列的《膽汁性肝硬變》專著於1961年在倫敦出版。侯寶璋對中華分支睾吸蟲與二級膽管性肝癌關係研究、肝汁性肝硬變研究、絨毛膜癌研究、鼻咽癌研究、黑熱病研究及中國醫學史研究等都有重要的學術貢獻。1941年，侯寶璋發現一例來自山區的黑熱病患兒，便兩次在暑期翻山越嶺，路遠迢迢到四川西北部地區實地調查、研究黑熱病傳染媒介白蛉子的分佈和利什曼原蟲感染流行病學。在抗日戰爭極端困難條件下，侯寶璋以堅持開展科學研究的執著精神，為齊魯大學醫學院倡導學術風氣做出了榜樣。他的研究成果見諸美、英、日本等病理學雜誌。侯寶璋的學術成就使他在國際病理學界享有盛名和聲譽。1948年，侯寶璋接受英國政府教育部聘請出任香港大學二戰結束復校后第一任中國籍的病理學教授兼病理學系主任；1958年他被選為倫敦腫瘤學會第七屆委員會執行委員；1960年當選東京第二屆國際防癌會議主席團成員； 1961年香港大學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學位，他被推薦為英國皇家學會病理學會終身委員；他是美國病理學會會員；香港當局醫務部病理學顧問。1963年1月26日，從香港回到北京的侯寶璋出席全國科學技術協會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受到了劉少奇、鄧小平、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國家主席劉少奇首先與侯寶璋親切握手致意。一同受到接見的其他著名科學家還有竺可楨、吳有訓、華羅庚、錢三強、錢學森、鄧稼先、黃家駟等。1964年12月27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宋慶齡等親切接見了侯寶璋等出席全國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各位委員。1967年，侯寶璋逝世后，CANCER癌雜誌、英國醫學雜誌（Brit．Med．J．）等均在顯著位置發表了悼念文章。

學貫中西 一代宗工

“爾將識真理，真理必釋爾”；“齊魯雄藩泱泱大風”，“汲外存中”，“灌輸新知發揚科學”，“為國造英雄”，齊大校訓校歌營造了那個時代——齊大醫學院黌門學人科學救國的精神和為國成才立業的氛圍。1921年齊魯大學成立醫學編譯部，醫學院各科教授、主任兼任編譯委員會委員。剛畢業留校工作一年的侯寶璋嶄露頭角，作為青年教師中佼佼者參加了醫學編譯部工作；是年4月齊大醫學院創辦《齊魯醫刊》，侯寶璋兼任編輯。該刊是現代醫學的淵藪和《中華醫學雜誌》的前身，聲迄四海，影響甚大。1926年，侯寶璋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繼之赴德國柏林大學，在Ludwig Pick教授指導下進行病理學的深造和研究；1932年齊大學報改版更名為《齊大季刊》，侯寶璋兼任編輯委員會委員，為六編委之一；1934年，侯寶璋獲羅氏基金資助赴倫敦大學熱帶病研究所留學並進行研究工作。回國後任齊魯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教授、主任。1946年第二次世紀大戰結束后，他接到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國講學；1947年又應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邀請，赴英國講學。侯寶璋還是一位傑出的國學學者，尤其對中國醫史研究前無古人，自成一家。開西醫學之風后，能用現代醫學病理學科學觀研究中國醫史著述斐然的學者，惟侯寶璋斗南一人。他醫史研究的一項工作是在卷帙浩繁的歷代文獻中搜尋有關疾病的記載和描述，黃卷青燈，博觀經典，進而用現代醫學作出科學結論。如《為司馬相如的病下一診斷（中國糖尿病史）》（1942），侯寶璋研究了文獻記載的西漢辭賦家司馬相如的病狀，認為司馬相如身患糖尿病。他還把歷代著名詩人描寫瘧疾病狀的詩輯錄成冊，獨辟先河，開物成務。侯寶璋有關中國醫學史研究的論文和《實用病理組織學》專著現珍藏陳列於香港醫學博物館展覽廳、山東大學博物館第二展廳等處。侯寶璋是一位文理貫通、博學多才的病理學家和醫學教育家。他與齊魯大學文學院諸教授時相過從，攀今覽古，成金蘭之契，如老舍、顧頡剛、錢穆、吳金鼎、商承祚等。他善於以醫學切磋文學藝術，又以文化研究醫學。科學與藝術的相互鑒借和溝通使侯寶璋還與關山月、黎雄才、趙望雲等成為笙磬同音、心照神交，彼此汲取精神創作營養的契友。關山月曾在《羊城晚報》撰文道：“侯寶璋教授善於從畫面構思和筆法上提出獨到的見解，而使畫家從中獲益良多。”1986年，關山月為“侯老逝世二十周年”賦詩一首，“懷念侯寶璋教授”：“亂世逢知己，蓉城誼最親。多才為世重，濡沫見情真。博學兼迷畫，崇文更愛人。春晴思故舊，聞笛倍傷神。”吟詩思人，茲情茲意，可見侯寶璋的博學多才、崇文愛人不僅在醫學界，而且在文化界所確立的地位。侯寶璋以經師人師、道業出眾聞名。他善於把“博學、慎思、審問、明辨、篤行”的教育思想精湛地融會於教學之中，而俾眾受用終生。他精通中國古典文學，就某種複雜的病理理論和現象，他可以駕輕就熟地用一、二句諺語、典故加以精闢概括，畫龍點睛，揭示真諦，使學生豁然開朗，觸類旁通，深為師生稱道。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成都華西壩，南京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女大）、齊魯大學以及燕京大學集聚同一校園上課。一天下課前一二分鐘，侯寶璋忽來興緻，笑對學生說：我有一聯，請君試對，上聯為：“金男大，金女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齊大非偶。”學生們擊節稱賞，凝思默慮。此事被《新民報》記者披露公開徵對，便有幾則應徵聯相對。“校名聯”諸類俯拾即是，病理學家侯寶璋深厚文化功力略見一斑。

如珪如璋 赤心報國

1937年“蘆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齊大醫學院及齊魯醫院在當時國內規模可觀；各學院教授工作、生活條件優越，安居樂業。校方就是否遷校問題舉棋不定。齊大董事長孔祥熙主張：為了國家利益和抗日大局，也為齊魯大學的榮譽，齊大應遷校四川。當時包括侯寶璋在內的齊大醫學院諸位教授已接到有關醫院、大學的邀請，或留守濟南，不隨學校入川。大搬遷，蜀道難，教學科研醫療生活條件毫無保障地遷徙辦學將何等艱辛。侯玉璋卻毅然決然地在抗日戰爭那極端艱難困苦的非常時期與齊魯大學同在。他負責組織齊大醫學院師生和重要設備儀器標本的轉移工作，與大家患難與共、同甘共苦。威望素著、令聞嘉譽的侯寶璋對齊大醫學院師生確實起到了穩定、凝聚人心的中流砥柱作用，他作為著名教授入川也對齊大醫學院的學術地位起到了維護和加強的作用。抗日戰爭勝利后，侯寶璋應邀赴美國、英國講學。美國及台灣學術機構和大學向他發出了聘請，但他均未應允，他選擇了香港大學。1949年10月1日，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從此站立起來，侯寶璋歡欣鼓舞，他心繫北京。1952年，侯寶璋將次子侯健存由香港大學送回內地工作，參加祖國社會主義醫學衛生建設事業。1955年，侯寶璋組織香港大學英籍教授代表團訪問了北京，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

總理接待 盛德懿範

1957年，侯寶璋第二次到北京參加了第一屆中華全國病理學會成立大會和中華醫學會年會，並作學術報告。翌年，經侯寶璋安排促成國際著名病理學家、腫瘤病理學權威韋禮士教授（Prof．R．A．Willis）訪華。在1960年前後，應國家衛生部和中華醫學會的邀請，侯寶璋第三次赴內地進行病理學學術合作與交流活動。1962年，正值國家暫時困難時期，侯寶璋由英國管轄地區香港回到社會主義祖國北京。為了排除敵對勢力的阻撓和台灣特務的加害，絕對保證侯寶璋的生命安全，周恩來總理親自作了縝密周到的安排；侯健存從英國回國協助；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和內地專人負責。侯氏父子是在夜間由海路護送至澳門，並得到澳門知名人士馬萬祺等親自臂助，經拱北海關進入內地。在侯寶璋未安全順利進入內地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將周恩來總理已親自簽署的任命侯寶璋為北京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的電稿暫作保密。侯寶璋的歸來對海外僑胞和國際醫學界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和廣泛的影響。侯寶璋抵廣州后受到陶鑄、張治中等熱烈歡迎和接待。他在接受《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通訊社記者採訪時表示要“將餘生貢獻給祖國”。回到北京后，周恩來、鄧穎超接見了侯寶璋及家人，並在中南海西花廳設家宴款待。陳毅、童小鵬、費彝民在座。周恩來尊稱侯寶璋為“侯老”；總理說：“侯老，對你們在這個困難時期回來，我十分飲佩！”“我們閉關自守多年，對外面科技發展、進步很少了解，侯老這次回來可以引進醫學新科技，引進人才。”侯寶璋歸來時為我國訂購了一批先進的科研儀器設備，帶回了多年收集的珍貴的實驗標本及數百份圖片資料；他一手建立起了當時國內先進的分子病理學實驗室。侯寶璋參加社會活動中也包括了文學藝術欣賞與收藏。老舍曾為侯寶璋贈詩一首：“余錢買字畫，斗室傲雲煙；心悅為珍品，神遊樂自然。”又題道：“幼我兄與予有同嗜，余錢輒換字畫，悅心則取，不以真偽年代多自縈繞。”侯寶璋對祖國文化遺產愛護備至，竭盡所能？省吃儉用？收藏了大量流散海外的陶瓷、書畫、善本古籍等珍貴文物。他從香港回北京后將其鍾愛之物先後分五批盡贈國家故宮博物院珍藏。傾其有而付出，又傾其有貢獻祖國，這就是侯寶璋這位傑出愛國知識分子貽厥後人的盛德懿範。

英國科學家、胚胎生物化學創始人、中國科技史研究專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序言中指出：“侯寶璋是本書作者當時在中國巡迴研究中國科技史所尊重和倚靠的病理學家、解剖學家和醫學史學家。”

1979年版、1999年版《辭海》關於“侯寶璋”辭條中指出：侯寶璋“30年代發表了我國第一部《病理組織學圖譜》，在肝臟病與腫瘤研究方面作出了貢獻，提出並證明了華支睾吸蟲寄生與肝癌發生的關係。60年代和英國卡梅倫（Roy Cameron）教授合著《膽汗性肝硬變》。他對考古學及中國醫學史也有研究，發表有關論述十餘篇。”

1893年4月 出生於安徽省鳳台縣

1908年 安徽懷遠縣民康醫院化驗室幫工

1909年 懷遠縣含美學堂學習

1912年 南京金陵大學醫預班學習

1916年 北平協和醫學院（PUMC）學醫

1918年 分班入山東濟南齊魯大學（現山東大學趵突泉校區）醫學院學習

1920年 齊魯大學（現山東大學趵突泉校區）醫學校畢業留校工作

1924年 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校病理系進修

1926年 德國柏林大學病理學系培訓深造

1934年 英國倫敦大學熱帶病研究所訪問學者

1935年 山東齊魯大學（現山東大學趵突泉校區）醫學院病理學系教授、主任

1937年 抗日戰爭盧溝橋事變組織齊魯大學醫學師生轉移到四川成都華西協和大學借讀辦校

1938年 華西齊魯聯合醫學院病理科主任，兼中央大學病理學部聘教授。貴州籌建貴陽醫學院並擔任病理學教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