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病房

1955年1月下旬的某個雨夜，一個瘦高個兒的男子闖進了塔什干的一所醫院。值班醫生薇拉本想干預，但發現此人病情嚴重，所以破例讓他立即住院。這個男子名叫科斯托格洛托夫，今年34歲，因胃癌轉移獲准從流放地來此就醫。入院后，他在醫生精心治療下，病情奇迹般地得到了控制。2月初，病房裡來了一個名叫盧薩諾夫的新病人，是當地工業管理局的幹部。一進病房，他就為自己沒有受到特殊照顧而忿忿不平。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病人們聚在一起談天。盧薩諾夫對一位病人講述托爾斯泰寫的一則民間故事十分反感，認為這全是胡說八道。科斯托格洛托夫反唇相譏說，談道德修養只會刺痛那些道德敗壞的人。盧薩諾夫惱羞成怒，心想一定要查查這個傢伙的底細。星期天，科斯托格洛托夫與已經熟悉的醫學院實習主卓婭愉快交談。他告訴卓婭，他是個被判永久流放的犯人，他的主要罪名是反蘇宣傳。被捕時，他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常與一些同學一起跳舞玩耍，有時也談談政治。可是不久他們幾個都被抓了起來，判了刑。卓婭明白：他被禁銅在流放地，但不是因為殺了人；他沒有結過婚，但不是因為品質惡劣；事隔這麼多年，他談到過去的未婚妻還是一往情深，看來這個人能夠有真正的感情；而他身上的剛毅堅強的品格又是她所結識的其他男青年身上所沒有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從漂亮、真誠的卓婭身上感受到了重返生活的強烈慾望。就在科斯托格洛托夫與卓婭交談的那段時間裡，盧薩諾夫的妻子前來探望丈夫。她告訴盧薩諾夫一個驚人的消息：羅季切夫恢複名譽，從流放地回來了。盧薩諾夫臉色一下子變得慘白，因為18年前羅季切夫是因為他的誣告而下獄的。這些年來受過他迫害的人還少嗎？盧薩諾夫蒙頭躺下，可怕的惡夢緊緊地纏住了他。有一天，病房裡再次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在爭論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指責盧薩諾夫的“血統論”觀點是種族主義的觀點，指責盧薩諾夫是一心想著維護自己的特權的寄生蟲。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爭論中佔了上風，他感到自己已經有多少年沒有這樣痛快地表達過思想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腫瘤明顯縮小，隨著生理機能的恢復，種種“紛亂、流俗的慾望”在他內心產生。他為自己強烈的情慾而感到惶恐不安。他記得自己過去並不是那種見到女人就失魂落魄的人。可是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苦役不僅使他喪失了青春年華，而且與女性世界完全隔絕。如今人到中年的他，剛從苦役和病魔手中得到喘息，“就像秋天的草木急於吸干土地的最後幾滴汁水”一樣，產生了病態的情慾。他最初與卓婭和薇拉的交往中都帶有這種情慾的因素。後來，他與薇拉的關係有了較大的發展，在相互了解和互有好感的情況下，他們的感情中有了更為豐富的內容。放射科主任董佐娃是個有二十多年豐富的實踐經驗的醫生，她全身心地撲在工作上，挽救了無數病人的生命。可是近來她自己感到工作有點力不從心，胃部隱隱作痛。為此，她去拜訪了自己的老師、75歲高齡的老醫生奧列憲科夫。奧列憲科夫為人正直，醫術高超，早年還參加過反對沙皇政權的革命活動。可是後來他卻因為出身和所謂的“歷史問題”而校長期剝奪行醫的權利，只是因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救了當地一位顯要人物的生命，才被允許繼續行醫。董佐娃的病被確診為胃癌，她被迫離開了自己心愛的崗位。盧薩諾夫的女兒來探望父親。她告訴父親：莫斯科人人都在談普遍複查的事情，當年告發他人的人被喚到法庭對質；莫斯科開始在反個人迷信，而那是針對斯大林的。盧薩諾夫聽后，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在醫院的花園裡，科斯托格洛托夫遇到了病友舒路賓。舒路賓是個共產黨員，而且學有專長。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殃及了他所在的農業科學院，許多人被捕。為了自己和妻兒，他違心地承認錯誤，與被捕者劃清界線。在這樣於時，他的靈魂是不安寧的。在臨上手術台前，他向科斯托格洛托夫傾訴了自己由衷的悔恨。

這一年的春天，報上不斷出現一些新的信息，如斯大林去世兩周年紀念日，報上無動於衷，又如貝利亞下台，最高法院人事全部更新……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經感覺到命運的叩門聲已在他的頭頂響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康復出院了。此時，他與薇拉醫生的關係已經發展到相當微妙的地步。薇拉給了他自己家的地扯，但科斯托格洛托夫最終還是決定不去擾亂她的生活。他在坐火車返迴流放地前，去了城裡的一家百貨商店，可是幾次都遇到尷尬的場面。當他聽到有人詢問有沒有某種領子號碼的襯衫時，他的反應竟是“好象被人用銼刀同時在左右兩側狠狠地挫了一刀”，與勞動營中艱辛的生活相比，那“纖塵不染的小子”竟然“記得自己領子的號碼”？！而後，他受病友之託去了動物園，然而舉目所見均引起他與眾不同的反應：看到一動不動的山羊，想到的是“具備這等性格不愁經不起人生的波折”；看到關在柵欄里的熊，覺得“按熊的尺度來衡量，這隻能算是隔離室”；看到一份公告上寫著有人將煙沫子撒入獼猴的眼睛，感到的是“彷彿煙沫子是撒在他的眼睛里！究竟為什麼？！……平白無故？”生活的大門已重新打開，然而重返生活對於科斯托格洛托夫來說並不是輕鬆的事。

小說以1955年作家在塔什干治療癌症的經歷為基礎，帶有一定的自傳性質和象徵色彩。

揭露極左路線對人性的深度摧殘是這部作品的一個首要的著眼點。小說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個被拋出了正常生活軌道的人物。7年刑滿后，他被永久流放在蘇聯的中亞地區。小說有意識地將這樣一個人物置於30-40年代那個特定時期的歷史背景和50年代初那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氛圍中。作者真實地寫出了主人公在經過煉獄般的磨難后重返生活時的特殊心態，寫出了不正常的生活造成的心靈扭曲，寫出了他力圖驅散而又無力驅散的內心陰影，從而有力地揭示了肅反擴大化和勞改營中的異化勞動對人性的摧殘。小說同時刻畫了為錯誤路線推波助瀾的心術不正的醜類盧薩諾夫形象、喜歡把別人的權威意見奉為圭臬的瓦吉姆形象、清醒而又軟弱的沉默者舒路賓形象等，他們帶著各自的心靈的重負，在正在發生變化的時代大潮里品嘗人生苦酒。

對個人迷信時期的社會現象充滿政論色彩的嚴峻審視，是這部作品的又一特點。小說通過對羅季切夫和葉麗扎薇塔等人的不幸遭遇的描寫，大量涉及了肅反擴大化問題，指出了它給蘇聯社會留下的濃重陰影。由於作品較多描寫醫院場景，因此知識分子問題也凸現出來。醫生董佐娃、列昂尼多維奇和奧列憲科夫等人或因所謂的“歷史問題”，或因莫名其妙的行政干預，或因糟糕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無法心情舒暢地工作，甚至被剝奪行醫的權利。類似的情況在其他領域如哲學界、生物學界、遺傳學界等都出現過，一些現代科學理論還被宣布為“反革命的蒙昧主義邪說”。小說中還涉及了其他許多問題，如人治代替法治問題、民族政策問題、官僚主義問題、文藝政策問題、不正之風問題、信仰危機問題和糾“左”的阻力問題等。

作為一部社會心理小說，《癌病房》並不注重故事情節的敘述，而是把主要筆墨用於對人物心靈震顫的描摹上。小說帶有鮮明的政論色彩和較強的辨析力量，但基調過於陰暗。

揭示極左路線對人性的深度摧殘是《癌病房》的首要著眼點。小說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個被拋出了正常的生活軌道的人物，小說有意識地將這樣一個人物置於20世紀30——40年代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和50年代初那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氛圍中，揭示不正常的生活造成的心靈扭曲。這一點在科斯托格洛托夫重返生活時的心理矛盾中表現得最明顯。作為一個極左路線的無辜受害者，在失去了青春、愛情和事業，在多年被迫低頭、喪失自由之後，“解凍”的每一絲跡象都使他欣喜若狂。他是那麼地渴望重返生活，那麼地渴望回到夢牽魂繞的故鄉。然而對他來說，重返生活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受傷的心靈會被生活中的普普通通的現象所刺痛，並激起病態的強烈反應。作者真實地寫出了主人公在經過煉獄般的磨難后重返生活時的特殊心態，寫出了他力圖驅散而又無力驅散的內心陰影，從而有力地渴示了肅反擴大化和勞動營中的異化勞動對人性的摧殘。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有過各自不同的命運浮沉，並帶著各自的心靈重載。一種是為個人迷信和錯誤路線推波助瀾的人，如盧薩諾夫。他曾經味著良心打擊迫害他人。他很清楚，他的地位、特權、乃至靈魂，都是與這條路線緊系在一起的。因此，盧薩諾夫對劣跡敗露、懲罰難逃的恐懼幾乎超過了腫瘤對他的打擊。一種是錯誤路線的盲從者和個人偶像的盲目崇拜者，如瓦吉姆和他的父親。這樣的人也在時代風雲的變幻中品嘗到了人生的苦酒。還有一種是錯誤路線橫行時的清醒者，但他們迫於壓力痛苦地保持了沉默，甚至幹了違心的事情，如舒路賓。從舒路賓的懺悔中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清醒而又軟弱的沉默者在精神上所受到的煎熬之深。《癌病房》的另一個特點是對斯大林個人迷信時期的種種社會現象的充滿政論色彩的嚴峻審視。首先是肅反擴大化問題。小說通過科斯托格洛托夫和他的同學、羅季切夫和古宗、葉麗扎蔽塔一家以及其他許多事例說明肅反擴大化的嚴重後果，它涉及面廣，時間又長，給蘇聯社會造成極大的創傷，留下了濃重的陰影。其次是知識分子問題。小說中對醫生階層描寫較多。在“左”的干擾下，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往往首當其衝，不少人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如小說中的奧列憲科夫醫生。還有許多人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心情舒暢地工作，如董佐娃醫生就是因為超負荷的運轉和不被理解的痛苦，身體過早地垮了下來。此外是人治代替法制問題，只要是權威者的意見就不得更改。法制不健全為品質惡劣者為非作歹創造了條件。盧薩諾夫等人就利用手中控制的檔案隨心所欲地操縱人們的命運。小說中還觸及了民族政策問題、勞改營中的人道主義問題、文藝政策問題、官僚主義問題、不正之風問題、信仰危機問題、糾“左”的阻力問題等等。就上述兩個方面來看，《癌病房》顯然有著不可否認的價值。

作品的不足之處

當然，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小說在激烈地抨擊個人迷信和揭露社會陰暗面時，有時界限不清，分寸失當。小說還不適當地推崇了錯誤的人生哲學。《癌病房》是一部結構嚴謹的社會心理小說。它不注重敘述故事情節，而把主要筆墨用於對人物心靈震顫的描摹上。在濃縮的時空和獨特的觀察點上，小說準確而又細膩地顯示了不同階層的人物的強烈的情緒波動，並以此揭示人物的性格、時代的氛圍和歷史的陰影。小說以近距離地反映社會生活和大膽地觸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引起讀者注意。作者在有限的場景中展示了廣闊的歷史背景，並且在主人公身上賦予了某種自傳因素，這就為作者在小說中“抒一已之情，辯興亡之理”創造了條件，從而使小說帶上了鮮明的政論色彩和較強的辨析力量。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俄羅斯作家。生於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1924年，隨寡母遷居到頓河畔羅斯托夫市。在這裡，他讀完了中學，考入羅斯托夫大學的物理數學系，194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與此同時，因酷愛文學，他還在莫斯科文史哲學院函授班攻習文學。代表作有莫要靠謊言過日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