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連季·巴夫洛維奇·貝利亞

魯吉亞阿布哈茲首府蘇呼米。

巴庫加入了布爾什維克，當時他正在學習工程學（但是據稱根據巴庫蘇聯共產黨的紀錄，貝利亞實際上入黨的時間是1919年，另有傳言說貝利亞曾經先加入過紅軍，但是在1919年作了逃兵，不過這些說法均沒有實際的證據支撐）。

俄共（布），亞塞拜然和喬治亞參加革命活動。

1920年或1921年貝利亞加入了契卡（蘇聯的第一支政治警察組織，克格勃的前身）。

1921年任喬治亞國家政治保安總局主席。

1931年為南高加索各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使這些共和國加入蘇聯。

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襲，在場的貝利亞奮不顧身地用身體掩護了斯大林，刺客被當場打成馬蜂窩。有人稱這是貝利亞一手設計的，故事真實性缺少確鑿證據。

1934年起為聯共（布）中央委員。

1938年調到莫斯科，任內務人民委員。同年葉若夫兼任水運人民委員，內務部實際由貝利亞開始負責。

1941年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他不僅維持蘇聯國內的治安，而且在武器生產方面起過主要作用。

1945年成為蘇聯元帥。

1946年起為黨的決策機構（原為政治局，後為主席團）的委員。在斯大林逝世成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在黨內排名第二。前後曾多次因“大清洗”是否錯誤地擴大化以及社會主義市場問題提出不同意見，在黨內威望甚高。

1952年10月的蘇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批評了貝利亞、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和卡岡諾維奇。

1953年3月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內務部長。7月被捕，解除黨政一切職務。后被指控“充當帝國主義代理人”和“進行反黨和反國家的罪惡活動”。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傳聞是被貝利亞毒死，不過此種說法沒有過硬證據），貝利亞開始釋放數百萬政治犯，立即停止了全蘇的反猶行動，為莫斯科醫生集團案平反，改變對南斯拉夫政策，對內亂中的東德不採取武力干涉，並開始市場化嘗試。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貝利亞雖在新組建的中央領導班子中排名第二，但因他控制著魔力無邊的內務部，還是把作為“一把手”的馬林科夫置於了附庸地位，而把自己當成了新領導集體中的核心人物。從這時起到同年6月份被捕止，在短短三個半月的時間內，這位“核心人物”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調整措施（其中部分得到了貫徹實施）。

平反冤案

1953年3月13日貝利亞發布命令，要求內務部對斯大林逝世前幾年中製造的幾個案件——克里姆林宮醫生間諜案、被指控建立猶太復國主義反革命組織的安全部工作人員案、蘇聯國防部炮兵總局被捕工作人員案以及喬治亞“米格列爾人案”等四個重大案件進行重新審理。五天後，他又要求內務部重審控告蘇聯空軍和航空工業部前領導人案。不久，他將內務部對這些案件的重審結果一一向中央作了彙報，並敦請中央對其平反。

1953年4月3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批准內務部關於克里姆林宮醫生間諜案的建議：“1.釋放因所謂的‘醫生——破壞分子案’而被捕的醫生及其家庭成員共37人並為其徹底平反；2.對那些想方設法捏造這一挑撥性案件並粗暴違反蘇聯法律的前安全部的工作人員追究刑事責任；3.建議蘇聯前國家安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就國家安全部極端粗暴地違反蘇聯法律並偽造調查材料一事向蘇共中央主席團作出解釋。”第二天，內務部向全國發布了為該案平反的通告。

1953年4月10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開會研究了喬治亞“米格列爾人案”，並作出了《關於蘇聯和喬治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原國家安全部破壞蘇維埃法律的決議》，宣布為這一案件平反昭雪。貝利亞隨後親赴喬治亞首府第比利斯，對因該案而上任的喬治亞新領導人悉數調離，而將因該案被調離的原領導人官復原職。恰爾克維尼亞重新當上喬治亞黨中央第一書記，喬治亞共和國安全部長魯哈澤因涉嫌製造該案而被逮捕。

1953年5月29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根據貝利亞報告的內務部對蘇聯空軍和航空工業部前領導人案的複查結果，對該案作出如下判決：認為“對此案所有被判刑人員的指控材料均系原反間諜總局（鋤奸部）工作人員對被告們採用非法偵訊手段捏造而成”；完全撤銷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1946年5月對此案的判決，“並因無罪終止這個刑事案件”。1953年6月1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作出為該案的受害者原航空工業人民委員沙胡林、原蘇聯空軍司令諾維科夫等人恢複名譽的決定。

在此期間，上述其他幾個貝利亞要求重審的案件也都獲得了平反。

改革機構

貝利亞提出的對保安機關的改革措施主要分為四個方面：

第一，將內務部各種“生產、經營和建築單位”轉交給各經濟部委；將古拉格（勞改營勞改隊管理總局）及其分支機構移交給司法部。

1953年3月17日貝利亞向馬林科夫提交了“關於移交蘇聯內務部一些單位的報告”，第二天又提交了《蘇聯部長會議關於移交內務部一些單位的決議草案》。他在這兩個文件中提出，鑒於內務部不再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決定將內務部的各生產經營總局、建築局、工業企業連同其下屬的全部分廠、建築分隊、辦公用房、輔助部門、科研機構、設計機構以及物資、生產規劃和建築規劃、全部材料和設備、1953年度的撥款，分別移交給各相關的政府經濟部門。

1953年3月28日貝利亞又向部長會議主席團提交了“關於移交勞動改造營的報告”和《關於將勞改營和勞改隊由蘇聯內務部移交蘇聯司法部的決議草案》兩個文件。《草案》規定，將蘇聯勞改營勞改隊管理總局、少年勞教隊管理處，各共和國、邊疆區和州的勞改營勞改隊管理局、少年勞改隊管理處，勞改營（特別勞改營除外）、勞改隊，管理未成年犯人的少年勞動隊、少年勞動教養隊、少年收容遣送站，勞改檢查機構，以及它們下屬的所有服務機構、分支機構、工廠、建築單位、輔助部門和為勞改營勞改隊總局系統培養幹部的學校，由蘇聯內務部移交給蘇聯司法部。

第二，停建或取消內務部的某些基建項目。1953年3月21日，貝利亞向部長會議主席團提交了《關於重新審議1953年一些基建項目的報告》，1953年3月25日又提交了《蘇聯部長會議關於修改1953年建設計劃的決議草案》。指出，鑒於內務部各單位施工的某些基建項目的建設最近幾年對國民經濟來說並非刻不容緩，而且其中的一些項目需要消耗相當大量的金屬、建築材料和其他技術材料、設備以及勞動力，停建或取消這些建設項目是適宜的。這些建設項目包括水利技術設施、鐵路和公路、工廠三個方面共計20項，總預算額為492億盧布。

第三，嚴令辦案人員依法辦案。1953年4月4日貝利亞發布了《關於禁止對被捕人員採取任何強制和體罰措施的命令》。《命令》指出，經調查，在原國家安全部機構的偵查工作中存在著粗暴歪曲蘇聯法律、逮捕無辜公民、肆意偽造偵訊材料、大量採用各種慘無人道的刑訊手段等情況。“這種殘暴的‘審訊方法’造成的結果是，許多無辜被捕者被偵訊人員搞得體力衰竭，心力憔悴，其中有些人被折磨得不成人樣。作為的偵查員利用被捕者的這種狀態，把事先炮製好的所謂反蘇、間諜、恐怖活動的‘供詞’偷偷塞給他們。這種惡劣的偵查方法把辦案人員的工作引上了歧途，國家安全機構也轉移了與蘇維埃國家的真正敵人作鬥爭的注意力。”有鑒於此，命令在內務部機構中對被捕人員不得採取任何強制和體罰措施，在偵查中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準則。辦案人員“今後若違反蘇聯法律將最嚴厲地追究責任，直至不僅將直接責任人而且將其領導者送上法庭”。

第四，嚴格限制內務部特別委員會的權力。1953年6月15日貝利亞向中央主席團提交了《關於限制蘇聯內務部長下屬特別委員會權力的報告》和《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蘇聯內務部長下屬特別委員會的決議草案》、《蘇聯內務部長下屬特別委員會條例草案》等幾個文件。在《報告》中，貝利亞首先指出了1934年11月5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決定在國家保安機關內設立特別委員會時所授予給它的幾項權力，接著又一一指出了在此後的歲月里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中央政府所授予它的其他諸項權力，然後他寫道：“這種情況導致的結果是，蘇聯原國家安全部濫用授予它的廣泛權力，在特別委員會上不僅審理了出於辦案和國家利益考慮不能移交司法機關審理的案件，而且製造了沒有充分證據的假案。考慮到從國家利益出發沒必要保留授予特別委員會的權力，蘇聯內務部認為必須限制蘇聯內務部長下屬特別委員會的權力，只允許它審理出於辦案和國家利益考慮不能移交司法機關的案件，並依據現行的蘇聯刑法，採用不超過10年的在監獄、勞改營關押或流放的懲治措施。同時，蘇聯內務部認為，應當重新審議由聯共（布）中央、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部長會議最近幾年頒布的與蘇聯刑法相矛盾的蘇聯主管機構的命令和決議，以及授予特別委員會的廣泛懲治職能。”

在《條例草案》中，貝利亞寫道：“出於辦案和國家利益考慮不能在司法機關審理的案件，經檢察長批准後送特別委員會審理”；“若蘇聯總檢察長不同意特別委員會的裁決，他有權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提出抗訴。在此情況下，特別委員會的裁決在審議總檢察長的控訴之前暫停執行。”然而，當中央主席團開會討論貝利亞關於限制特別委員會權力的建議時，赫魯曉夫卻在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的支持下公開表示反對這一建議。他說：“我堅決反對這樣做，因為這樣就要修改整個逮捕、審判和偵查體系。它是隨意性的。而關於判決20年或者10年的問題，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可以先判10年，然後再判10年。已經有過這樣的事。我們收到一些文件說，實際上有這種方法存在。因此，我堅決反對。”在此情況下，貝利亞只好收回自己的這一建議。一個月後，赫魯曉夫在揭批貝利亞的七月中央全會上發言時解釋說，他之所以“堅決反對”，是因為“貝利亞沒有提出撤銷特別委員會，而要保留它”。

大赦囚犯

1953年3月26日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提交了《關於大赦的報告》，第二天，又提交了《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大赦的決議草案》。《報告》說，在勞改營、監獄和勞改隊關押的犯人共為2526402人，關押的數量之所以如此之多與過去一些不合理的法令有關。實際上，“他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並不是因為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的罪行被判刑的，其中包括婦女、少年、老人和病人”。報告指出，長期的關押使犯人脫離家庭和習慣的工作與生活條件，使他們和他們的家庭、親人處境非常困難，“常常造成家庭破裂，嚴重影響他們今後的整個生活”。此外，大多數犯人在勞改營表現良好，勞動態度認真，可以回到誠實的勞動生活中去。鑒於上述，從關押地釋放約一百萬名犯人是適當的（多為刑期在五年以下的犯人）。

《報告》還建議對判刑五年以上的人減少一半刑期，同時建議，重新審議刑法，即用行政性和紀律性措施取代經濟罪、瀆職罪、日常生活方面的罪行以及危害性較小的其他罪行的刑事責任。“如果不重新審議刑法，一兩年之後，被關押人員的總數又會達到250萬至300萬人。”

1953年3月2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大赦”問題，並頒布了根據貝利亞的“報告”和“決議草案”寫成的《關於特赦的命令》。根據這項命令，共有1201738人獲得大赦，另有40萬人的案子停止了偵查。

反對專斷

斯大林去世后還不到一個月，貝利亞便和馬林科夫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個人崇拜問題上達成了默契。於是在複查“克里姆林宮醫生間諜案”和為其平反的過程中，貝利亞就讓中央委員們閱讀了自己有關這一案件的複查報告，《報告》中引用了前國家安全部偵查人員的供詞和斯大林要求毫不留情地毆打囚犯的指示。1953年4月2日他在《就米霍埃爾斯被害問題致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中，更是直接指出斯大林是刺殺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領導人米霍埃爾斯的主謀。

《報告》寫道：“關於這次犯罪行動的進行情況阿巴庫莫夫供稱：‘據我所記得的，在1948年蘇聯政府領導人約·維·斯大林給了我一個緊急任務——由蘇聯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迅速安排幹掉米霍埃爾斯，此事可委派專門人員執行。當時已得悉，米霍埃爾斯已經同他的一位其姓名我不記得了的朋友一起到了明斯克。當將此情況報告約·維·斯大林時，他立即指示就在明斯克以不幸事故為掩護幹掉米霍埃爾斯。也就是說，讓米霍埃爾斯及其同伴死於汽車輪下。在這次談話中還逐個精選了可以委派去執行上述行動的蘇聯國家安全部領導工作人員……當米霍埃爾斯已被幹掉並將此情況報告約·維·斯大林的時候，他高度評價了這一措施並吩咐獎以勳章，此事業已照辦。’”而馬林科夫則打算在這個月份（4月）召開中央全會來譴責個人崇拜，在保存下來的馬林科夫的講話初稿中有這樣的文字：“……出於這些原則上的考慮，蘇共中央主席團提請蘇共中央全會審議以下決議草案：‘蘇共中央委員會認為，我們的報刊和口頭宣傳中存在著不正常的現象，其表現是，我們的宣傳工作者迷失了方向，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產生了非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開始宣傳個人崇拜。有鑒於此，蘇共中央委員會認為，必須譴責和徹底消除我們宣傳工作中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實際上是社會革命黨的傾向，其表現形式是宣傳個人崇拜，同時輕視黨和政府團結一致的、統一的集體領導的意義和作用。’”

然而，這次中央全會最終並沒有召開，馬林科夫還是沒有勇氣去損害斯大林的形象。但貝利亞卻沒有停止行動，就在這個月份（4月），根據貝利亞的指示，報刊停止了對斯大林的歌頌，以至前幾年每天每頁40次至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報》，自此難再見到斯大林的姓名。5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根據貝利亞的倡議，通過了《關於國家節日期間遊行者縱隊和企業、機關、團體建築物裝飾的決議》，其中規定，在國家節日期間不再用領袖畫像來裝飾遊行者的縱隊和各種建築物。但在揭批貝利亞的1953年七月中央全會上，貝利亞反對個人崇拜的言行卻遭到了激烈抨擊。米高揚說，貝利亞這個惡棍“在斯大林死後的最初日子裡就主張反對個人迷信”。安德烈耶夫說：“不知從哪裡冒出了一個個人崇拜問題。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要知道它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早就解決了……而現在卻冒出了關於個人崇拜的問題。這是貝利亞搞的鬼。”這時伏羅希洛夫在座位上大聲喊：“對。”於是7月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作出決定，撤銷他5月9日作出的那個決議。

民族政策

貝利亞所提出的對民族政策的修正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第一，在各民族共和國中，用本民族的幹部取代中央為控制這些共和國而派去的俄羅斯族幹部。

1953年5月20日貝利亞向中央主席團會議遞交了《關於立陶宛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在同民族主義分子地下活動作鬥爭中存在缺點的意見書》，並對此作了辯護。會議就該意見書通過的決議指出：必須“消除對蘇維埃民族政策的種種歪曲給居民造成的對蘇維埃政權有關民族共和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的錯誤認識”。“撤銷從非立陶宛民族工作人員中任命立陶宛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提拔黨的區委、市委第二書記以及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的做法。國營農場場長、機器拖拉機站站長及其他企業經理，一般均任命立陶宛人擔任。”

1953年6月8日貝利亞就白俄羅斯內務部幹部的民族成分問題致信中央主席團。信中談道，在白俄羅斯共和國，不僅在內務部機構中白俄羅斯族幹部的配備不能令人滿意，在黨政機關中也同樣如此。譬如，在白俄羅斯西部各州黨委機關的1757名工作人員中，只有121名是白俄羅斯人，巴拉諾維奇州州委機關的63名工作人員中則沒有一名白俄羅斯人；在各州執委會的1408名工作人員中，只有114名白俄羅斯人，而各市執委會的231名工作人員中，只有25名白俄羅斯人。在波洛茨克州的州執委會和各市執委會中，竟沒有一名當地出生的白俄羅斯人。不僅如此，而且在白俄羅斯，不論是共和國的黨和蘇維埃機關，還是州、市的黨和蘇維埃機關，都無一例外地使用俄文處理公文。

貝利亞在信中指出，“這種情況不能認為是正常的”，必須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進行討論，並採取措施加以克服。他提議，應解除非白俄羅斯人尼·謝·帕托利切夫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而提拔白俄羅斯人米·瓦·齊米亞寧擔任該職。

根據貝利亞的要求，1953年6月12日中央主席團開會研究了民族政策問題，貝利亞在會上作了報告，會議在經過討論后通過了如下的決議：“1.所有的黨政機關都有責任從根本上改變各民族共和國的狀況——結束對蘇維埃民族政策的歪曲。2.組織培養民族幹部，並大力舉薦他們到領導崗位；改變不從當地民族中提拔幹部的政策；由蘇共中央下令召回那些由上級任命、不懂地方語言的幹部。3.在各民族共和國，使用本族語、地方語進行公務交往。”

此外，為了撫慰各少數民族，貝利亞還提議在各民族共和國設立以本民族的傑出人物命名的勳章，用以嘉獎本共和國的優秀藝術工作者，如在烏克蘭設立舍甫琴科勳章，在喬治亞設立紹塔·魯斯塔維利勳章，在烏茲別克設立阿利舍爾·納沃伊勳章等。

第二，糾正對某些少數民族強制遷徙的錯誤。1953年4月4日，貝利亞在發布的《關於重新審理公民被強制遷出喬治亞案件的命令》中指示：在一個月內重新審理根據蘇聯部長會議1951年11月29日第4893-2113CC號決議強制公民遷出喬治亞共和國的全部案件；將全部被非法從喬治亞共和國強制遷出的人員（主要是遷往了哈薩克）遣送回原籍；重新審議蘇聯國家安全部特別委員會有關因在特別移民地逃跑或逃避公益勞動被判罪人員的決議，並作出決議釋放他們；幫助願意留在特別移民地的人員就業。

1953年5月27日貝利亞將一封反映從蘇聯各地流放到特別移民區的德意志人不幸遭遇的匿名信轉交給了中央主席團。信中說，我們是在希特勒進攻時被遣送到邊遠地區，變成特別流放者的。我們身在鐵絲網后，處在勞改營狀態下，未經審判就被定罪，沒有罪過就遭懲治。當時國家安全部的官員聲稱，這是迫於戰爭的殘酷而不得不採取的臨時措施，然而時至今日我們的處境卻依然如故：所從事的是最繁重的體力勞動，農藝師、教師、醫生等均無從事本人專業的權利；受到嚴密的監視和嚴格的限制，無權到離居住地10至15公里以遠的地方去；德意志人的孩子雖可讀到四至七年級，但卻不能學習母語，而且他們無法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因為中等和高等學校都在距特別移民地10至15公里以外的地方；我們必須每月向國家安全部的特派監管報到，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把我們關進禁閉室、罰款或改干任何一種臟活。所有控告這些土皇帝的申訴信都被逐級退回給這些專制獨裁者，他們會任意宰割手下的祭物，這裡經常有毒打和許多其他的刑罰；自1941年以來，沒有一個德意志人被接納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軍人或當選為代表。

貝利亞對這封匿名信反映的情況非常重視，他在將此信轉交中央主席團的同時，又專門致信中央主席團，說“蘇聯內務部認為特別移民問題對國家有利害關係，已經對特別移民區的情況進行了調查，並準備就這一問題起草建議供蘇共中央審議”。

外交政策

貝利亞所主張的對外交政策的調整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逐步恢復甦南作為兄弟國家之間的關係。還在1953年6月6日貝利亞就堅持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互換大使的建議。被捕前夕，他又向馬林科夫建議，通過內務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觸，來實現蘇南關係的正常化。後來在搜查他的辦公室時，人們還發現了這樣一份文件：

我就此機會向您、蘭科維奇（南斯拉夫聯邦執行會議副主席、國家保安和情報部門首腦）同志轉達時刻想念您的貝利亞同志的深切問候。

貝利亞同志委託我秘密告知您本人，他和他的朋友們認為有必要徹底重新研究和改善我們兩國之間的相互關係。

因此，貝利亞同志請您本人將這一想法通知鐵托同志，如果您和鐵托同志認同這一觀點，那麼就可以為此目的特別舉行一次秘密高級會晤。會晤可以在莫斯科舉行，如果您認為不便接受，就在貝爾格萊德。

貝利亞同志表示相信，這次談話除了您和鐵托同志，不要讓任何人知道。

從信中所用的稱呼上不難看出，貝利亞試圖恢復的是蘇南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而當時其他中央主席團委員，特別是莫洛托夫，只同意“同南斯拉夫建立和其他與北大西洋侵略集團有勾結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關係”。直到1953年7月31日，由蘇共中央主席團批准的給蘇聯駐保加利亞大使的指示中還這樣寫道：“蘇聯同南斯拉夫的外交關係目前正在往正常化方面進行，然而，我們把南斯拉夫看作資產階級國家。”

二是主張民主德國放棄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力爭使德國成為一個中立的、對蘇友好的統一國家。斯大林逝世后，民主德國的形勢變得日趨緊張起來，貝利亞領導的內務部隨即加強了對民主德國的關注，緊接著內務部的駐外機構向中央報告說：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從民主德國逃到聯邦德國的人數計有45萬人，其中執政黨及其外圍青年組織的成員數以千計。1953年5月27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會議專題研究了民主德國居民逃亡的原因，並討論了為扭轉民主德國國內不利的政治與經濟情況需要採取的措施。貝利亞向會議提交的有關這個問題的部長會議主席團決議草案說：“在當前條件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實行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是錯誤的。”因此應取消現階段在民主德國建設社會主義、建立集體農莊的方針，取消在工商業和農業中“排擠與限制資本主義成分”的種種措施。貝利亞在這次會議上發言時聲稱，“不需要在東德建設社會主義，只要將西德和東德合併為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即可”。

當其他的與會者質問貝利亞為何需要這樣做時，他答道：“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的德國，至於那裡是不是社會主義，對於我們並無區別。”他還稱，如果德國統一起來，即使是在資本主義原則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對於蘇聯也就足夠了；統一的德國可以同美國在西歐的影響相抗衡。莫洛托夫對貝利亞進行了反駁。他指出，處於歐洲中心位置的民主德國走什麼樣的道路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儘管這不是一個完整的德國，但它卻能決定許多問題。因此，應當堅定地執行社會主義的路線，不過不能心急。莫洛托夫堅信，放棄在德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想法，就意味著不僅使民主德國，而且使整個東歐的黨的力量迷失方向。而這反過來又將導致東歐國家向美國人屈膝投降的前景。

莫洛托夫的觀點得到了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別爾烏辛、薩布羅夫等人的支持，貝利亞的觀點雖為馬林科夫所贊同，但最終還是遭到了否決。會議於1953年6月2日通過了《關於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治形勢健康化》的決議，其主要精神是建議民主德國放棄“建設社會主義的強迫性政策”，具體表現為停止實行強制性農業集體化和消滅私有資本的政策、確保公民個人權利和改善法制、通過複查糾正冤假錯案等。

1953年6月26日貝利亞在受政治局譴責后被捕，《真理報》發表《黨、政府、蘇聯人民牢不可破的團結》社論。12月24日被秘密槍決，罪名是：“背叛祖國，為外國資本家賣力，糾集仇視蘇維埃國家的叛徒陰謀團伙，妄圖奪取國家政權，推翻工農蘇維埃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和重建資本家的國家。”

1953年12月23日行刑隊將蘇聯前副總理拉夫連季·貝利亞和他的6名助手槍決。貝利亞是第二把手和蘇聯前任秘密警察頭子。1953年6月他被指控與其他被告一起密謀推翻共產黨，企圖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蘇聯官方宣布，貝利亞承認對他的叛黨指控，並受到槍決——這一最嚴厲的刑罰的判決書。審判是秘密進行的，共持續了6天。蘇聯新聞界直到7個叛徒被槍決后才向公眾發表消息。據說，貝利亞在1919年領導了反對共產黨的反革命活動。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后，他“繼續發展與外國情報機構秘密聯繫的犯罪活動”。

貝利亞的母親、岳母、妻子、妹妹和兒子等20人被流放。

貝利亞是斯大林時代政治清洗計劃的重要執行者。斯大林去世后，貝利亞擔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改組后的內務部部長，在黨內已躍升為第二號人物。關於他的死因，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眾說紛紜。

逮捕審判后被秘密處決

早在1953年春天，貝利亞就已經開始籠罩在日益濃厚、翻騰繚繞的陰雲之中，這也預示著他正面臨滅頂之災。斯大林去世后，整個克里姆林宮高層都憂心忡忡，打內心裡懼怕貝利亞。貝利亞在黨內此時領導著包括情報局、反情報局和原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所屬的一些部門，掌控著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國家鎮壓機器；其次，他對自己每位“老同事”過去所做的許多事情都了如指掌。這樣，貝利亞自然就成為“老同事們”的頭號勁敵。難怪赫魯曉夫等人要迫不及待地對貝利亞先下手了。

據蘇聯官方正式報道，1953年6月26日貝利亞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被當場逮捕。但他被捕后的具體情況和此後的命運始終含混不清。有關當事人對當時逮捕貝利亞的情景只是一鱗半爪地略有披露，但卻頗具戲劇性和火藥味。如赫魯曉夫回憶說，就在貝利亞欲伸手去皮包里掏手槍那千鈞一髮之際，他手疾眼快、奮不顧身地上去一把抓住了貝利亞的手。朱可夫元帥則斷言，他親口厲聲命令貝利亞舉起雙手，然後“狠狠地揍了他幾下”。

貝利亞先是被押送到莫斯科衛戍部隊拘留所，緊接著又被轉往莫斯科軍區的一個防空洞。興許是預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貝利亞此時陷入極度的恐慌之中。拘押期間，他曾數度致信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苦苦哀求保全他的性命。然而，赫魯曉夫等人對貝利亞的乞哀告憐根本不予理會。這年7月2日至7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開始正式清算貝利亞的罪行。自此，這場衝突就轉入了公開階段。與會人員義憤填膺，紛紛對貝利亞口誅筆伐，揭發其滔天罪行。在科涅夫元帥主持下，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於1953年12月18日開始對貝利亞進行秘密審判。特別法庭認定貝利亞犯有叛國罪、組織反蘇維埃小組罪、實施恐怖行動罪和強姦罪，為此對其判處死刑，並於同年12月23日執行。

審判前即已處決，出庭受審的是替身

事實上早在赫魯曉夫在世時，上述官方說法就已受到強烈質疑。而這些質疑如今又進一步得到了證實：當有關人士打開那塵封已久的檔案資料后發現，當初對貝利亞長達半年的拘押、偵訊和審判，直到最後對他執行槍決竟然沒有留下一張照片和一個鏡頭，也沒有醫生在槍決令上的親筆簽名。相反，對貝利亞上述6名親信審判和執行槍決的有關文件上醫生的簽名都赫然在目。這6個人屍體火化的記錄至今都完好無損地保存著，而唯獨不見貝利亞屍體的火化記錄。

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1953年12月23日對貝利亞執行死刑的這一天在蘇聯歷年的日曆和歷史課本上也都沒有任何記載。據此，某些研究家們大膽地提出了如下假設：早在審判前，貝利亞即已被處決，而出庭受審的則是他的替身。其根據是：貝利亞審訊記錄註明的最晚日期是1953年7月末至8月初，從此之後便再無任何文字記載。專家們說，此時距12月大審判還有4個月時間。蘇聯當局有足夠的時間去為貝利亞物色替身。

剷除貝利亞早有預謀，在家遭槍殺

貝利亞的獨生子謝爾戈曾參與蘇聯的原子彈和氫彈研究，后移居烏克蘭首都基輔。他堅稱，1953年6月26日，他的父親根本就不曾被逮捕，而是在未經任何偵訊和審判情況下在其家被直接槍殺的。謝爾戈回憶說，這天一大早，他就告別家中的父親，去克里姆林宮和其他科學家一起準備核實驗報告。到那兒不久，一個朋友突然給謝爾戈打電話說，他家剛才曾響起陣陣激烈的槍聲。聞訊后，謝爾戈撂下電話就急匆匆向家趕去。貝利亞官邸位於莫斯科市起義廣場附近。趕到后，謝爾戈看見大門被荷槍實彈的士兵嚴密把守著。這些士兵不由分說地將謝爾戈擋在門外，堅決不予放行。從遠處望過去，謝爾戈發現父親辦公室的玻璃窗已被打得粉碎。不用說，這顯然是貝利亞的衛兵與前來攻打官邸的軍人激烈交火所留下的痕迹。謝爾戈由此斷定，當時貝利亞就是在家被打死的。他也堅持認為，最後被送上審判台的那個人根本就不是他的父親，而是一個長相酷似父親的演員。

謝爾戈上述說法居然還有旁證：一個保持沉默半個多世紀、名叫傑韋寧的人聲稱，當年他曾親自參與拘捕貝利亞，並證實貝利亞確實是在其官邸被當場擊斃的。此人以“官邸行動”為題在俄媒體撰文說，剷除貝利亞實際上是早有預謀、周密計劃的絕密行動。為實施這一行動，蘇聯當局事先秘密組建了一個由18個人組成的特種分隊，其直接領導是時任內務部副部長克魯格洛夫。傑韋寧一口咬定，他曾是該特種分隊隊員。傑韋寧對攻打官邸一段有如下生動記述：

“1953年6月26日，大約是清早6點的時候，我們突然得到通知，正式行動就在今天開始。起初擬定採用‘車禍’方案，但到8點又改變計劃，決定派遣特種分隊採用突襲貝利亞官邸方案，即‘官邸’行動。我們分乘3輛勝利牌汽車於10時前到達卡恰洛夫大街28號貝利亞官邸。我們分隊由科羅特科領導。克魯格洛夫給貝利亞打電話說科羅特科將帶3名警衛去給他送機密文件。這時我們得知，官邸內除貝利亞本人外，還有4個人。科羅特科和從我們班挑選的3名‘隨從’順利地進了大樓，其餘人根據行動方案分別搶佔了大樓正面和後院規定的位置。兩三分鐘後傳來一陣槍聲———我聽見5聲，也可能是6聲。我當時緊挨貝利亞辦公室的一扇窗戶。這窗戶朝向後院。從貝利亞辦公室射出的兩發子彈打碎了靠樓拐角處第二扇窗戶的玻璃。幾分鐘后，科羅特科從樓內走出來，命令我們都進樓里。我親眼看見有3個人被當場擊斃：貝利亞本人和他的兩個警衛。我們無一傷亡，顯然這是我們精心準備和採取突然行動的結果……”

貝利亞究竟是怎樣死的？以上三種說法好像都言之鑿鑿、真偽莫辨。

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中重述了一則關於貝利亞說明制度恐怖的著名笑話：斯大林的煙斗丟了，貝利亞在第二天就抓到了10個小偷，他們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則在自己的沙發下找到了那個煙斗。

在斯大林時期獲得了許多獎勵，包括：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金質獎章1枚，列寧勳章5枚，紅旗勳章2枚，蘇沃洛夫一級勳章1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