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政權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由無產階級領導並建立的革命政權稱為“紅色政權”。其中工農武裝稱為“紅軍”，革命根據地稱為”紅區“。

中共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和賴經邦、李文林、古柏等在贛西南地區領導發動吉安東固、萬安、泰和、永豐、贛縣（贛州）、大埠、信豐、雩都（於都）、尋鄔（尋烏）、南康譚口和興國崇賢等地農民武裝起義，建立了江西工農革命軍，開闢了東固、橋頭等革命根據地，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工農革命軍第七、第九縱隊組成紅軍獨立第二團，李文林任團長兼黨代表。1929年2月，工農革命軍第十五、第十六縱隊和興國游擊隊組成紅軍獨立第四團，段起風任團長，金萬邦任黨代表。

5月，由紅五軍留在永新的一部及游擊隊合編為紅軍獨立第五團，陳雷任團長。同年冬，吉安、延福地區第三縱隊改編為紅軍獨立第三團。這時贛西南地區的革命武裝力量不斷發展。

郭滴人、鄧子恢、朱積壘、張鼎丞等在閩西地區發動平和、龍岩、后田、永定和上杭蛟洋等地武裝起義，建立了工農革命軍第七軍第十九師，成立了永定溪南區蘇維埃政府，為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紅四軍主力由井岡山根據地開始向贛南進軍。2月11日，紅四軍進抵瑞金與寧都交界的大柏地山區，殲滅尾追之敵劉士毅旅大部，俘敵800餘人。隨後北上東固，與紅軍獨立二團、紅軍獨立四團會師，在贛南站住了腳。3月中旬，紅四軍利用閩西敵軍兵力空虛之機，第一次揮師入閩，在閩西地方黨和鄧子恢、張鼎丞等率領的革命武裝配合下，首戰長汀附近的長嶺寨，擊潰閩西地方軍閥、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郭鳳鳴部，擊斃旅長郭鳳鳴，進佔長汀縣城，建立了長汀縣革命委員會。3月20日，紅四軍在長汀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利用軍閥混戰之機，在贛西南、閩西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建立紅色政權。3月底，紅四軍由閩西回師贛南，進佔瑞金、雩都（於都）、寧都、興國等縣，進一步打開了局面。4月初，紅四軍在瑞金同從井岡山轉移到贛南的紅五軍主力會合。5月至10月間，紅四軍乘福建軍閥部隊主力去廣東參加粵桂軍閥戰爭的機會，先後兩次進入閩西，在閩西工農武裝的配合下，殲滅地方軍閥陳國輝旅和盧新銘旅。

包括興國、雩都（於都）、寧都、瑞金、安遠、尋鄔等縣的贛西南根據地初步形成。同年1月，紅軍獨立二、三、四、五團和永新、蓮花、寧岡等縣赤衛隊合編為紅六軍，黃公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治委員，共2000餘人。2月6日至9日，毛澤東在吉安陂頭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紅四、紅五、紅六軍軍委和贛西、湘贛邊、贛南特委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決定將贛西、贛南、湘贛邊3特委合併為中共贛西南特委，統一領導贛西南的鬥爭。3月22日至29日，在吉安富田召開中共贛西南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贛西南特委，劉士奇任書記。隨後，成立了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曾山任主席。與此同時，包括龍岩、永定、上杭、武平、長汀、連城等縣的閩西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3月18日至24日，在龍岩召開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布成立閩西工農蘇維埃政府，鄧子恢任主席。6月，贛西南、閩西地區的紅四軍（軍長林彪，政治委員彭清泉）、紅六軍（軍長黃公略，政治委員陳毅，7月改稱紅三軍）、紅十二軍（軍長伍中豪、政治委員譚震林）合編為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同年秋，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政治委員曾炳春）、紅二十二軍（軍長陳毅，政治委員邱達三）也編入紅一軍團。8月23日，紅一軍團與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會合，編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兼總前委書記，彭德懷任副總司令，全軍共3萬餘人。

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小布成立，周恩來任書記（同年12月周恩來到任前，項英為代理書記）。9月，紅一方面軍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后，贛西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重要文件，並選舉出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63名。11月25日組成以朱德為主席，王稼樣、彭德懷為副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

至此，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中央革命根據地最大時轄有瑞金、會昌、尋鄔、安遠、信豐、雩都（於都）、興國、寧都、廣昌、石城、黎川、建寧、泰寧、寧化、清流、歸化、龍岩、長汀、連城、上杭、永定等21個縣，人口約250萬。它對各地區的紅軍游擊戰爭的發展和革命根據地的建設起了鼓舞和示範的作用。

在贛西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

這是毛澤東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的一部分，原題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

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⑴，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⑵，在北京天津沒有打下以前，有一個對張作霖⑶的臨時的團結。北京天津打下以後，這個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面，蔣桂兩派且在醞釀戰爭中。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鬥爭，反映著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鬥爭。故只要各國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狀況存在，各派軍閥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的暫時的妥協，即醞釀著明天的更大的戰爭。

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從廣東出發向長江發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暫時的失敗。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在此次失敗中，受到很大的打擊，中國資產階級（非買辦豪紳階級）也受了打擊。但是，工農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組織的城市罷工和農村暴動，在南北各地發展起來。軍閥軍隊中的士兵因饑寒而醞釀著很大的不安。同時資產階級在汪精衛、陳公博一派鼓動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發展著頗大的改良主義⑷運動。這種運動的發展是新的事實。

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這種革命的實際運動，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⑸以後，是一天一天在發展的。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⑺，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徵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一國有這種現象，就是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處有這種現象，僅僅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湘贛邊界的割據⑻，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有些同志在困難和危急的時候，往往懷疑這樣的紅色政權的存在，而發生悲觀的情緒。這是沒有找出這種紅色政權所以發生和存在的正確的解釋的緣故。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並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第二，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並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雲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鬥爭。所以廣州產生過三天的城市民眾政權，而海陸豐、湘東、湘南、湘贛邊界、湖北的黃安等地都有過農民的割據。至於此刻的紅軍，也是由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過工農群眾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分化出來的。那些毫未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毫未接受過工農影響的軍隊，例如閻錫山、張作霖的軍隊，此時便決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紅軍的成分來。第三，小地方民眾政權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決定於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這一個條件。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義，而且必然地要作為取得全國政權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個力量。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繼續地向前發展，而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停頓，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若只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隊⑼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對付挨戶團⑽，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色軍隊。所以雖有很好的工農群眾，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第五，紅色政權的長期的存在並且發展，除了上述條件之外，還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

軍閥間的分裂和戰爭，削弱了白色政權的統治勢力。因此，小地方紅色政權得以乘時產生出來。但軍閥之間的戰爭不是每天不停的。每當一省或幾省之間的白色政權有一個暫時穩定的時候，那一省的統治階級或幾省的統治階級必然聯合起來用儘力量來消滅這個紅色政權。在為建立和堅持紅色政權所必須的各種條件尚不完備的地方，便有被敵人推倒的危險。乘時而起的許多紅色政權，如廣州、海陸豐、湘贛邊界、湘南、醴陵、黃安各地，都先後受到白色政權的摧殘，就是這個道理。四月以後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軍隊，隨時都有八九個團以上的兵力，多的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鬥爭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的組織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壯大，原因就在於湘贛邊界的共產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黨的特委和軍委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創造羅霄山脈⑾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正規軍隊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集中紅軍相機應付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為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上地形之利於鬥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之不盡一致，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中的各次勝利⑿。雖以數倍於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並且不能阻止此割據的日益擴大，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加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的時候，反而採取統治階級政治破裂時候的戰略，分兵冒進，致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同志不察當時環境，不顧特委、軍委及永新縣委聯席會議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意見，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這種失敗的形勢，因為九月以後特委和軍委採取了糾正錯誤的步驟，而挽救過來了。

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其意義決不限於邊界數縣，這種割據在湘鄂贛三省工農暴動奪取三省政權的過程中是有很大的意義的。使邊界土地革命和民眾政權的影響遠及於湘贛兩省的下游乃至於湖北；使紅軍從鬥爭中日益增加其數量和提高其質量，能在將來三省總的暴動中執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縣地方武裝即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的數量增加質量提高起來，此時能夠與挨戶團和小量軍隊作戰，將來能夠保全邊界政權；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漸減少依靠紅軍中工作人材的幫助，能完全自立，以邊界的人材任邊界的工作，進一步能夠供給紅軍的工作人材和擴大割據區域的工作人材——這些都是邊界黨在湘鄂贛三省暴動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任務。

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⒀群眾和紅軍士兵群眾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籌餉。每天除糧食外的五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這種困難，在全國總政權沒有取得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但是這種困難的比較地獲得解決，使生活比較地好一點，特別是紅軍的給養使之比較地充足一點，則是迫切地需要的。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期間的條件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的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

邊界黨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大小五井⒁和九隴兩個軍事根據地的鞏固。永新、酃縣、寧岡、遂川四縣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區，和永新、寧岡、茶陵、蓮花四縣交界的九隴山區，這兩個地形優越的地方，特別是既有民眾擁護、地形又極險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邊界此時是重要的軍事根據地，就是在湘鄂贛三省暴動發展的將來，亦將仍然是重要的軍事根據地。鞏固此根據地的方法：第一，修築完備的工事；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第三，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把這三件事切實做好，是邊界黨應該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