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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物南遷
故宮文物南遷
故宮文物南遷，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組織的文物保護行動。1933年1月31日山海關失陷后，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將故宮部分文物分批運往上海。2月5日夜，故宮博物院的第一批南運文物2118箱從神武門廣場起運。至5月15日運走文物5批，共13427箱又64包。其中，書畫9000餘幅，瓷器7000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玉器無數，文獻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內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檔案，明清兩朝帝王實錄、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國的檔案史料等。還有《四庫全書》及各種善本、刻本，當時國內發現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羅尼經》五代刻本，國內最古老的石刻“岐陽石鼓”。
文物抵滬后，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的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存放。同時在南京朝天宮搶建文物庫房。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5批遷運至南京新庫房。1937年“七七”事變后，故宮南遷文物加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今南京博物院）等單位的文物又分3路運往四川，巴縣存80箱，峨嵋縣存7287箱，樂山縣存9331箱。1946年3處文物先集中於重慶，於1947年運回首都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運文物中的2972箱被運至台灣，保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1951年後留在南京的文物陸續運回故宮博物院1萬餘箱，剩餘2221箱留於南京庫房，劃歸南京博物院所有。
1933年2月至5月，故宮、北平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宮1.3萬餘箱)從北平運抵上海。1936年底南京朝天宮庫房建成后，文物被運抵首都南京。1937年淞滬戰役爆發，這批南遷文物加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單位的文物，分三路在日軍炮火下緊急西遷，開始了長達10年的萬里西行，運抵四川，直至抗戰後被運回南京。南遷文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歷代的宮廷收藏，堪稱國寶，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東坡肉、著名的《快雪時晴帖》和在這批貨物中質量最重的十個石鼓等。在15年裡，南遷文物行程上萬里，穿越大半個中國，然而上百萬件文物中沒有一件丟失，也幾乎沒有毀壞，堪稱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故宮博物院建院85周年、紫禁城肇建590周年，也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5周年。故宮博物院倡議舉辦“重走文物南遷路”實地考察活動，得到台北“故宮”積極響應，南京博物院也熱情參與。考察路線按南京-貴陽-安順-寶雞-漢中-成都-重慶-峨眉行進，至2010年6月18日結束。考察路線的設計，主要考慮是否為文物南遷過程中重要事件發生地、遺存物是否豐富、當事人是否健在、當地檔案是否留存等因素。在樂山期間，考察團將考察樂山大佛、峨眉山博物館、報國寺、大佛禪院、安谷鎮故宮南遷文物陳列館，並考察樂山、峨眉兩地的文物存放地和存放遺址。將召開座談會，與當事人及其後代、共憶往昔崢嶸歲月。
故宮文物南遷文物
“這在旁人看來是個奇迹，其實，不過是那時候的故宮人把文物看得比命重，他們覺得文物神聖。”
在故宮博物院東南角對面的景山前街15號里，歐陽定武老人泡好一壺茶，向記者講起了一段有關他父親的往事——1933年～1947年，故宮博物院為躲避日軍戰火，曾有過一次浩大的文物“南遷”——13427箱文物分5批運至南京，“七七事變”后又分南、中、北三路輾轉西遷，水陸交通並用，分別在貴州安順（1944年日軍侵黔后，轉移至四川巴縣——記者注）、四川樂山和峨眉山“避難”達七八年之久，抗戰勝利后才陸續集中到重慶，1947年“回遷”南京。
歐陽定武的父親歐陽道達，正是中路“遷徙”的負責人。
故宮文物
是什麼讓奇迹發生？
“故宮人打包就花了半年，文物包裝至少有四層：紙、棉花、稻草、木箱……保證不論翻車、進水，損失微乎其微。”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北平故宮博物院接到指令，將文物裝箱“南遷”。經過反覆斟酌，1932年秋，故宮人開始進行文物的挑選和打包。選“南遷品”花了幾個月，最終選定的珍品包括書畫近9000幅，瓷器2.7萬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還有《四庫全書》等各種文獻。
如何處置這些故宮文物的精華？
“現在人可能想不到，故宮人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時間，一共打出13427箱。”記述這段文物“南遷”史的大型報告文學《承載》一書的作者——江蘇省文化廳廳長章劍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每件文物的包裝至少有4層：紙、棉花、稻草、木箱，有時候外面還套上個大鐵箱。這一步驟保證了運輸途中不論翻車、進水，損失微乎其微。”
故宮文物
儘管有古董專家指導，但據章劍華介紹，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宮人自己的摸索和試驗。“由於不放心，1.3萬多箱文物，幾乎都是由故宮裡的文物專家、老職工，包括當時的領導親自動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嚴密。”他說。
尤其是佔到文物總箱數近1/3的瓷器、青銅器和石鼓，最怕運輸顛簸。“一般一個瓷盤會被五六個疊放捆綁，先以棉花裹住外側，再用紙包起來，最後用繩子綁緊，才能裝進長1尺、寬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製木箱里。”章劍華告訴記者，待故宮人經過反覆地空中落下試驗、確認無誤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當時政府和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封條，封條上記載著封存的年月。
就這樣，從挑選“南遷品”到如此耗時地包裝完成，故宮人共花了近一年時間。而歐陽定武告訴記者，“南遷”途中，正是這些“繁複過度”的包裝，幫助這些中華文化瑰寶度過幾次“劫難”。
“1.3萬多箱文物，來回兩萬公里路程，沒意外是不可能的。比如在樂山、峨眉，就有守衛不小心槍走火、汽車在馬路上翻車這樣的事故。”歐陽定武介紹，但由於包裝“瓷實”，有時箱子落水了，因為有油紙隔著，書畫最多邊角受潮；有時瓷器箱摔了，裂縫也被減到最小。
“這些損失，途中故宮都有專人一一記錄下來。”歐陽定武坦承，“‘無一損毀、遺失’其實是個統計學概念，並非沒有一絲一毫損壞，但完全損壞到不可修復的，只有幾件。與幾十萬件文物相比，確實近乎於零。”
令庄靈印象最深的，是1933年前時任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先生，曾責成他的父親庄尚嚴打包石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貴文物，其上有中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的字刻在石皮上，但當時石皮已經與鼓身分離。“每個石鼓都有一噸多重，石頭很舊，外頭都風化了，一不小心就蹭到字。”庄靈回憶道，他至今還不知道父親是如何完成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
他的困惑在故宮博物院現任院長鄭欣淼的一篇論文中得到了解答。2010年，鄭欣淼在《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中追敘：“故宮人經過反覆商量，使用浸濕的高麗紙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輕捺，使紙張接近石身，幹了后就固定在那裡，即把石皮上的字緊貼於鼓身上；然後每個石鼓包上兩層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辮子，纏緊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內用稻草塞嚴實，箱外包上鐵皮條。”
庄靈記得，全家來台灣后很久，早已運回北京的石鼓才重新開封。“父親負責打包的石鼓毫髮未傷！我哥哥把信息傳給父親，在台灣的父親頓時快樂得不得了，他對他的文物，是盡了力了。”連著海峽那一頭的電話里，似有哽咽之聲。
“一個扛箱工拿一個牌子，收到牌子，說明一箱文物重新入庫了。文物每動一個地方都有記錄，除扛箱工外都要簽字畫押。”
13427箱故宮文物，從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貴州、四川，抗戰勝利后重慶聚首，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戰火紛飛，如何保證一箱不差？
“這首先得益於故宮一套規範的文物清點、核對制度。”歐陽定武驕傲地告訴記者。
“‘南遷’之前，故宮人對每一件運出的文物，全部重新清點、核對、編號、造冊。由專家、行政人員和領導組成5～6人小組，按照青銅、瓷器、書畫、玉器等門類分頭進行，記錄人、審核人、唱票人、監理人都要簽字。從北平出來的時候，每個箱子都有編號。”章劍華表示。
隨5批文物一同離開北平、走完全程“南遷”路的，還有20位故宮人。其中，包括馬衡、庄尚嚴、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宮專家，還有工人、眷屬一大批。
“父親他們不跟著不行，因為是需要在單子上簽字的。”歐陽定武一字一句地說。
這批文物運到南京后，曾一度存放在上海，期間經歷了一次“再核對”。一套更規範的制度，基本在那時確立了下來。
“比如一件文物，品名、年代、尺寸、顏色、花紋都要在寫在文物單上，裝箱的時候，裝箱單就封在箱里。另一份原始單子要裝訂成冊，印刷出好幾份，除了故宮人自己留存外，還要分送給政府文物主管部門。這樣幾家‘對冊子’，文物數量就不敢無緣無故地縮水。”歐陽定武說，“不僅在上海，以後到重慶、回南京，大家都照做不誤。”
戰爭年月，運輸途中的波折超乎想象，而故宮人是靠一套“落實到人頭”的制度，完成這次奇迹式遷移。
“從1933年正式遷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據我所知，有一次運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準備劫火車。當地政府頭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車通過，很懸。”歐陽定武告訴記者。
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後，首都南京有不保之虞，中央政府決定西遷，1萬餘件南遷文物也分三路追隨：南路80箱由庄尚嚴負責，中路9369箱由歐陽道達負責，北路7286箱由那志良負責。其中除了故宮文物外，還包括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的珍品。據章劍華介紹，為保證一路上“人不離物，物不離人”，文物雖有政府軍隊護運，但所有車輛上，均配有故宮人全程直接押送。“從總押運官到每個押運小組，必須盯在那裡，不離開文物一步。”
漫漫長路並不總是那麼“規整”，很多時候，需要靠原始的“扛箱”方式前進。故宮人如何應對繁瑣的文物“挪窩兒”？
“按照規定，文物每動一個地方，出發時間、運輸工具、轉崗、轉車、轉船，故宮人必須有文字記錄。”歐陽定武告訴記者，他的父親歐陽道達由於是三路總負責，為此簽下的字不計其數。他還告訴記者，即使對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時候，一個扛箱工要從出庫管理員手裡拿一個牌子，箱子運到了，牌子就交給入庫管理員，一個牌子算一個活，摔了箱子要登記。”他說，“出庫、入庫管理員都由故宮人擔任，運完了兩邊要對牌子，核對好了，簽字畫押后才能發車，有點差錯就走不了。”
歐陽定武1940年在樂山出生，在他從南京回北京的途中，印象中沒有一例工人失手摔箱子的事。
這樣的制度，也保證了庄尚嚴護送的80箱精品書畫、瓷器等，能夠經湖北、湖南，輾轉到貴州貴陽、安順，再到川南巴縣，無一損失。“父親告訴我，從1937年最後一批文物離開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兩個日期竟是同一天。”庄靈這樣告訴記者。
然而，宛若原初的文物，其實已走過千山萬水，跨過整整10年。
“為了和白蟻、潮濕、鼠患鬥爭，文物需要定期晾曬，每一次晾曬都要有專家在場，有衛兵把守，有幾個人簽字。”
除了堪稱顛沛流離的運輸外，故宮人面臨的另一問題同樣嚴峻：如何讓1.3萬多件文物精品，不毀於“保存”期間？
這一擔心事出有因。“戰亂期間，能用的‘倉庫’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廟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氣潮濕，白蟻滋生，幾年下來，那些書畫、綢布、青銅器，怎麼受得了？”歐陽定武反問道。
為了解決這兩大問題，管理“倉庫”的故宮人平時要請治蟻專家，藥物祛蟻；天氣晴好、相對平安的時候，還要把文物定期拿出來整理、晾曬。“晾曬是個技術活兒，哪一箱需要曬，故宮的專家們很懂。”章劍華告訴記者，按照那時的故宮制度，每一次晾曬都要有專家在場，有衛兵把守，有幾個人簽字。“有的必須專家親自動手，工人主要是協助。”
“為了保證文物安全，晾曬必須在眾目睽睽下進行。”歐陽定武也向記者證實，“記得那時候經常租農民的場院晾文物，場院外圍有部隊站崗、放哨。另外，誰開箱、誰監督、誰晾曬、誰裝箱、怎麼入庫？這個過程都有一個清單，又叫‘出組單’，小組裡每個人都必須簽字。”
儘管每組規模不一，但歐陽定武見過最多的是10人左右的小組。“大一點的開箱整理，當時規定還要有法院、軍隊、政府的代表到場，總之，必須保證有人做事，有人監察。”
數年“避難期”里，缺場院、缺人手是家常便飯，因此，不少書畫至多每年“輪上”通風一次；文物停在樂山和重慶期間，由於白蟻、鼠害趨緊，故宮甚至動員家眷們一起上陣，歐陽定武的母親也曾是其中一員。
對庄靈來說，故宮人的簽字程序，並沒有給年齡尚小的他留下太多記憶。但隨父親給文物“吹吹風，晒晒太陽”的經歷，卻成為他童年回憶中的一段幸福時光。
“我們的‘倉庫’——安順華嚴洞和巴縣飛仙岩，幾乎都四野無人，非常僻靜。我和哥哥經常在露天場子里，看中國人最好的字畫，晚上就跟父親玩‘文物接龍’，你說朝代，我說畫家，他說作品。後來到了台灣，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時，不時能在字畫里發現我的‘舊相識’。那時候，我們曾近在咫尺。”
“那時故宮人的整個生命，都是為了文物的完整。”
嚴密的文物管理制度，似乎必然令那場堪稱奇迹的文物“南遷”順利完成。但歐陽定武和庄靈卻不同意。
“我一直認為，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里，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庄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可以說，我父輩那一代故宮人的整個生命，都是為了文物的完整。”
在歐陽定武的印象里，父親歐陽道達即使在暫時結束運輸、出任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主任期間，也每天不閑著。“父親上班、下班，天天如此，轟炸的時候也一樣。”
“那首先不是一種生存手段，而是一份興趣和事業。”歐陽定武表示，在故宮人眼裡，文物神聖。“對父輩來說，把文物交到你手裡，是莫大的光榮，所以，你也必須兢兢業業地擔當。”
歐陽定武告訴記者，這場“南遷”當中，有不少隨行人員還是毛頭小伙兒。他記得最深的，是個只有16歲的小孩，姓李。“文物交給他，不論年齡，他一樣要負起責任來。”
庄靈則告訴記者，父親庄尚嚴自從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第二天，啟程護送80箱文物向南進發時，就已自認為“一輩子是故宮人”了。1944年，庄尚嚴護送文物從安順華嚴洞到巴縣飛仙岩。由於戰時薪水停發，庄尚嚴一家護送途中，時有風餐露宿。“當時的‘飛仙岩’，原是巴縣深山裡的一條石油溝，只通一條石子路，山裡還有老虎出沒，這是我童年的恐怖記憶。”庄靈打趣說，“現在回憶起來，卻是一段好時光。後來，父親把石油溝里藏文物的地方，命名為‘飛仙岩’，旁邊的小河命名為‘虎溪’。”
庄尚嚴後來出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直到1969年退休，為故宮工作了45年。“後人有人送他一方圖章，上面刻著‘老莊老運好’。‘庄’是‘裝’箱的諧音，‘運’是運氣的‘運’又是運輸的‘運’，父親愛不釋手。”庄靈告訴記者，晚年時，庄尚嚴還自稱“守藏吏”。“父親一直告訴我，他1924年‘入宮’，當的不是皇帝，是維護國之重器的老工人。上一輩故宮人能為文物，做到無怨無悔，是今天最令後輩佩服的地方。”
“有一句話說‘國家滅亡以後，有復國之日；中華文化一斷，永無補救之舉。’”在章劍華看來，這場文物“南遷”承載了太多厚重的東西，“故宮文物承載了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飛馳的列車、遠航的江輪和翻山越嶺的汽車，承載了故宮的萬箱國寶，故宮人則承載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
但歐陽定武在面對記者時卻一再強調，文物“南遷”奇迹，是一場舉國合力。
“它絕對不是一個博物院院長、幾個知識分子就能做到的，那個時候，有軍隊護衛、有人民支持。”他告訴記者，文物運出北平時，每節車廂都有軍警；火車經過的每個分段，地方都會派出軍力；一些路段還設有騎兵，沿路跟著火車跑。
“到了樂山，存放文物需要佔用人家的祠堂，幾個村子的族人沒有二話。”他說，“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談價這類事，很多地方百姓都會包下來，他們也覺得這是責任。”
故宮人的功勛沒有被忘記。1946年，由於護持故宮文物有功，歐陽道達獲得了政府頒發的“抗戰勝利勳章”。在北平故宮博物院里，獲此勳章的只有兩人。另一人是那志良。
最後，當記者在景山前街15號昏暗的閣樓里，向歐陽定武問起他父親那枚傳奇的勳章時，老人一邊將滑鼠滑向電腦上父親的老照片，一邊低聲回答：“那個勳章，父親有生之年從沒對家裡人提起過一個字。我是看了那志良的《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才知道父親原來獲過勳章，那時候，父親已經不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