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震亨

因他出生的赤岸鎮有一條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學者多尊稱朱震亨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自幼聰明，年長者對他都很器重，但他年稍長后卻棄而不學，變得崇尚俠氣，爭強好勝，若鄉中望族仗勢欺侮，“必風怒電激求直於有司，上下搖手相戒，莫或輕犯”。他36歲時，聞有朱熹四傳弟子許謙居於東陽八華山中，“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不禁嘆道：“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尚，不亦惑乎？”於是摳衣往事，就學於許公門下。聽其所講“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微”，方悔恨昔日之“沉冥顛沛”，不由汗如雨下。自此茅塞頓開，日有所悟。如此數年之後，學業漸成，一日地方官設宴招待應舉之士，朱震亨應試書經，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後兩卦均言不利。朱震亨竟以為天命，遂絕仕進之念，以為“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於是乃就祖宗所建“適意亭”遺址上，造祠堂若干間，於其中“考諸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又在祠堂之南復建“適意亭”，使同族子弟就學其中。

朱震亨常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斂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為之損裁”。此外，他還積極組織大家一起興修水利，為民謀福。當地有個“蜀墅塘，周圍凡三千六百步”，能灌溉農田六千多畝，但因堤壞水竭，屢致旱災。在朱震亨的帶領下，大家協力修築堤防，並開鑿了三條渠道，根據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導致朱震亨從儒轉醫，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素懷惠民之心，“吾既窮而在下，澤不能致運。其可遠者，非醫將安務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歲時，母親有疾，諸醫束手，亦使其有志於醫。遂取古代經典醫籍細細觀之，三年而有所得。又過了兩載，竟然自己處方抓藥，治癒了老母的舊疾。又因其師許謙本不以名利為務，教授學生“隨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又說：“吾卧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遊藝於醫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懷，於是盡焚以往所習舉子業，一心致力於醫。

當時盛行陳師文、裴宗元在宋大觀年間制定的《和劑局方》（共297方）。朱氏晝夜研習，知其不足所在，但鄉間無良師可從，於是治裝出遊，訪求名師，“但聞某處有某治醫，便往拜而問之”。他渡過浙江，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后又到定城，始得劉完素的《原病式》和李東垣方稿。但始終未遇到理想的老師。

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聽說有名羅知悌者，為“宋理宗朝寺人，業精於醫，得盡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但性格狹隘，自恃醫技高明，很難接近。朱震亨幾次往返登門拜謁，均未得親見，趑趄三月之餘。但他心誠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於門前，置風雨於不顧。有人對羅先生祥加介紹為人與名聲后，始獲相見。誰知卻一見如故。羅知悌對朱震亨說：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祥於外感；東恆之書，重在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必殺人。聞此，朱氏向日之疑盡皆冰釋。羅先生時已年過古稀，卧於床上，並不親自診視，只是讓弟子察脈觀色，但聽回稟便處方葯。隨其學習一年之餘后，朱震亨醫技大進，盡得諸家學說之妙旨。回到家鄉，鄉間諸醫“始皆大驚”，不知他在外邊學了多大本事，但看其處方用藥，又嘲笑不已，以為不倫不類。但朱震亨正是用這種被眾醫斥之為離經叛道的方法治癒了許謙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學者盈門不絕。朱震亨總是有求必應，不避風雨，致使貼身僕人均難受其苦，怨聲不絕。

晚年整理自己的行醫經驗與心得，寫成許多著作。臨終前沒有其他囑咐，只將隨他學醫的侄兒叫到面前誨之曰：“醫學亦難矣，汝謹識之。”言訖，端坐而逝。

通過多年臨床實踐，朱氏自創新說，自成一家之言，創立了有名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及“相火論”學說，並於雜病提出了以氣、血、痰、郁的辨證治療方法，於醫學理論的發揮及雜病的治療作出了貢獻，被譽為“金元四大家”之一。

丹溪著書的態度十分嚴謹，至67歲時，著《格致餘論》一書。不久又著《局方發揮》《本草衍義補遺》《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等，今僅存前三部書。

《格致餘論》是丹溪醫論的專著，共收醫論42篇，充分反映丹溪的學術思想，是丹溪的代表作之一。該書以《相火論》《陽有餘陰不足論》兩篇為中心內容，創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論點，強調保護陰氣的得要性，確立“滋陰降火”的治則，為倡導滋陰學說，打下牢固的基礎。其他各篇，側重論述滋陰降火和氣、血、痰、郁的觀點，內容十分豐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驗相對照。

朱丹溪提出了“相火論”，“陽有餘陰不足論”及火熱證、雜病的證治經驗，對明、清醫學的發展有很深刻的影響。後世醫家在養陰、治火、治痰、解郁等方面的成就，與丹溪的啟發是分不開的。明代諸醫家，如趙震道、趙以德、王履、戴原禮（即戴思恭）諸人，均師承其學。另有虞搏、王綸、汪機、徐彥純等亦接受其學術思想，甚至遠傳海外，為日本醫學家所推崇。由於此，丹溪所創之學說被發展成一個學術流派——丹溪學派，朱丹溪則成為這個學派的倡導者。

節慾為核心的房中補益思想是醫理與儒理的結合產物，與宋明理學的禁慾傾向是一致的。對當時及後世產生了較大影響。

墳墓在赤岸鎮東行四公里的東朱村，面對八面青山。其墳曾幾經修葺，至今香火不絕，表達了後人的深切懷念。

歷代對朱丹溪的學說評價，儘管有褒有貶，但總的來說，朱丹溪的學說在國內外仍有很大影響，在祖國醫學史上佔有光輝的一面。日本醫家曾成立“丹溪學社”，專門研究丹溪的學說。

縱觀朱丹溪一生，有苦有淚，尤其是當他立在風雨中，乞求羅知悌收他為徒，教他習醫時的情景，我們不難想象出他的毅力，為了一個目的，即使千折百轉，不達目的仍誓不罷休。就是到了今天，這種精神仍值得我們學習。所以說，他不僅在醫學方面，就是在做事方面，思想方面，也為我們積下了一筆可貴的財富，不愧為一代名醫，一代名人。朱丹溪的醫學成就，主要是“相火論”、“陽有餘陰不足論”，並在此基礎上，確立“滋陰降火”的治則，倡導滋陰學說及《局方發揮》一書，對雜病創氣、血、痰、郁的辨證方面。其他，如惡寒非寒、惡熱非熱之論，養老、慈幼、茹淡、節飲食、節情慾等論，大都從養陰出發，均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丹溪學說，不僅在國內影響深遠，而且在15世紀時，由日本人月湖和田代三喜等傳入日本，成為沿用至今的日本漢醫的辨證綱領。日本又成立“丹溪學社”，進行研究和推廣。迄今日本尚存“丹溪學社”。日本僅醫灘、氣、血、水病因學說，由張仲景的水飲和朱丹溪所創之氣、血、痰演化而來。

朱丹溪得羅知悌之學后，不斷進行實踐，又集張子和、李東垣二家之長處，將劉完素之說一變而為陰虛火旺之說，專攻於瀉相火、補真陰，形成“丹溪學派”。

方廣：“求其可以為萬世法者，張長沙外感，李東垣內傷，劉河間熱證，朱丹溪雜病，數者而已。然而丹溪實又貫通乎諸君子，尤號集醫道之大成者也”（《丹溪心法附余》序）。

張介賓：“丹溪之言火多者，謂熱葯能殺人。而余察其為寒多者，則但見寒葯之殺人耳”（《景岳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