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佑
余佑
王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號五公山人，卒後門人私謚文節，世稱文節先生。明末清初人，生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卒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享年七十歲。其先世為小興州（今河北欒平北）人，本姓宓，自八世祖時徙居直隸新城，贅於王氏，因改姓王。王余佑的父親名延善，字維嬰。伯父名建善，字恢嬰。有一兄一弟，兄名余恪，弟名余岩。在崇禎十三年（1640）以前，王余佑已被過繼給伯父為嗣子。
王余佑幼偉岸，有大志。聰穎，讀書識大體。十六歲時，補博士弟子員。初隨定興人鹿善繼學，后受業於容城人孫奇逢，又與茅元儀、杜越、刁包等人為師友，並曾得到桐城人左光斗的賞識。鹿善繼、孫奇逢二人為明末北方的學術大師，對王余佑甚為器重，亟稱之。而清初北方的學術大師顏元（字渾然，號習齋）、李塨（字剛主，號恕谷）則為王余佑弟子，對王余佑雅相敬重。顏元曾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介祺得其二，溫、恭是也。”稱王余佑氣度包羅，可資師法，自謂平生所不能及，以至對王余佑“以父道事之”。李塨也說：“春風滿坐，經濟滿懷，吾不及五公。”而在王余佑卒后，其長子王孚則亦以為李塨最能傳其父之學。到王余佑在獻陵書院講學時，門弟子遠近從游的多至數百人。
新城、易州、獻縣均相距不遠。王余佑生長於幽燕之地，自幼受性理實學的熏陶，又遭逢明末與閹黨鬥爭和明亡的激變，故其為人頗有燕趙慷慨悲歌之遺風。其治學則以性理為根本，以實學及物為主旨，以明體達用為宗，以間邪存誠為要。其治身心專以誠敬為主，其於日用專以躬行實踐為事。待人則教以忠孝，和易簡諒，對己則立身孤介，刻苦砥礪，喜通任俠，敦尚氣節，有古獨行之風。王余佑雖為儒林中的士子，但是他讀書的態度決不是追仿時文或是空談性理，而是沿著實學一派的傳統獨開一徑。其治學範圍，舉凡天文地理、禮樂政刑、耕桑醫卜，以至西洋語文，無不窮析端委，上下數千年如指掌。他還擅長書法，風格遒逸。而對於清代極盛的考據之學，則多所忽略，蓋其心意不重在此。喜作詩文，但都由興所之，本乎性情，興酣筆落，頃刻數紙，然而寫后常隨手散失，且多不合格律。王余佑頃重的是實學，他的門人李興祖說他：“極縱橫上下之說，數千年間事如燭照數計。及指陳得失，蒿目時艱，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王余佑的實學才能在當時已被譽稱為有本之學、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王霸大略、足以安民濟世。李興祖說：“從來講理學者弊在拘方而不適用，談經濟者流為功利而不入於純”，王余佑則能“本理學為經濟”，明體達用一以貫之。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尹會一也極力稱讚說：“嗟呼！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為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
有幾件事很能說明王余佑躬行實踐的實學精神和他北方學者慷慨悲歌的任俠性格。
二是在山西臨縣時，條列時弊數千言上之，由於拂忤當事者之意，繼父王建善被調任魯山，實欲困之。王余佑見時世不可為，遂力勸繼父解印歸田。
三是在明末清初，經歷了父兄的死難。王余佑的生父王延善為縣諸生，為人尚氣義，曾以萬金家產結客。明末兵亂，王余佑正校試於易州，聞訊投筆而歸。路經容城，與孫奇逢謀起兵。於是王延善率三子以及兩個從子余厚、於慎聯合雄縣人馬魯（一作馬於）建義旗，傳檄起兵，聚眾千餘人。孫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復了雄縣、新城、容城三縣。這時清兵入關，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卻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捕入京。余恪、余佑、余岩三人準備進京赴難，余恪以余佑已過繼伯父為嗣，不可輕死，於是偕余岩赴京。馳至琉璃河，夜聞人唱《伍員出關曲》，余恪說：“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可復仇者？弟壯，可復仇，我死之！”揮余岩去，自赴京，大呼曰：“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於是父子二人俱死燕市。余岩歸，夜率壯士入仇家，盡殲其老幼三十餘口無孑遺。官府急捕余佑、余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嶔（一作朱甲）及易州道副使黃國安知其冤，為之力解乃免。王余佑聞父兄罹難，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畢，即奉繼父母隱居易州五公山雙峰村，自稱五公山人，躬耕養親，不求聞達，三十年不入城市，而為學益勤。有時登臨峰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
王延善敦尚氣義，散萬金結客。王余佑也和其父一樣，任俠重友，慷慨好施，時人常稱其能“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歿者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