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塨

李塨的祖父名彩，字素先，為人剛直仁厚，好施與，曾因“世亂”，出家資救濟里中貧乏者，“勸勿為盜”。李塨的父親名明性，字洞初，號晦夫，以孝聞名，世稱“孝愨先生”。李明性是明季諸生，但“年甫壯，絕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甲申之變后，清軍入關，他“謝世事，不復問”，因念孔孟聖學“以敬為樞”，名其齋曰“主一”。他“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所讀，務身行之”。博野顏習齋曾來訪，讀其日記及所輯諸書，深為嘆服，歸家將其姓字書於座上，“出入必拱揖”。

李塨從四歲起，就由他父親口授《孝經》、古詩、《內則》、《少儀》等。祖父素先翁彎制小弓，引導他習射。八歲入小學，孝愨先生教他學幼儀，讀經書。十五歲時，娶顏習齋摯友王法乾的妹妹為妻。法乾對李塨評價很中肯，曾語習齋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康熙十六年，李塨十九歲，參加科考，進縣學生員第一名。

康熙十八年李塨二十一歲時，訪問了顏習齋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為是，遂卻八比，專正學”。從此常隨習齋游。顏元曾鄭重對他說：“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為學術，眾人從之為風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李塨聞之泣下，感動異常，決心要盡全力傳播習齋的學說，“不傳其學，是自棄棄天矣！”顏元與李塨之間師生之誼甚篤，相互間責善規過亦嚴。李塨“服習齋改過之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他的日譜，每個時辰下畫一圓圈，按時在圈內畫不同的符號，記載自己行為與意念方面的優劣得失。顏元經常評閱他的日譜，曾教以“記事減冗繁而錄大綱，家務減瑣小而惜精力，看書減而讀所現學，習學減而勿貪多”。

李塨除了受教於顏元外，還先後學琴於張函白、馮穎明，學射於趙錫之、汪若紀、郭金城，問兵法於王余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學韜鈐於張文升，後來到浙江時，又學樂於毛奇齡。平日他自立課程，一日習禮，三日學樂，五日習律，七日習數，九日習射，書則隨時學習。

李塨從二十二歲開始，因力田不足養親，便兼習醫、賣葯，並開館授徒。他到劉村任塾師，修《學規》示從游者，主要條目有：孝父母、尊長者、修威儀、肅衣冠、習幼儀、遠異端、重詩書、習六藝、通經史等。對於六藝，尤其重視：“禮樂射御書數，聖學之正務也。有願學者，隨其材而教之”。二十五歲以後，李塨的政治及學術思想日趨成熟，開始從事著述，並廣泛與各地人士交遊。

他曾著一冊，取名《瘳忘編》。在序中，他說：“宋明學者，如華子病忘，伏首誦讀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半策無施。惟拚一死，並忘其身，嘻，甚矣！予行年二十餘，頗踔厲欲有為，而精神短淺，忽忽病忘，每恐其淪胥以溺也。乃捃摭經世大略，書之赫■以瘳之。”二十八歲時，又書廿一史經濟可行者於冊，曰《閱史郄視》。三十一歲時，為顏習齋的《存性篇》、《存學編》、《存治編》作序，闡發顏氏學說的真諦及意義。四十歲以後，著《大學辨業》，對儒家的“格物致知”說提出了新看法。著《聖經學規纂》，摘錄《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的言論，加以詮釋。五十歲時，著《平書訂》，闡述了他的政治主張。

李塨在三十二歲時（康熙二十九年），赴京參加鄉試，中舉人。他深感時文害世，自此雖應鄉試，但不再務舉業。他多次往來京師，還到過中州及江南地區，任教師，作幕僚，和各地學者研討學問。

李塨除在劉村任過塾師外，還在京師任過申佐領和郭子固的家館。三十七歲至三十九歲時，應郭子堅之請，兩次南下，到浙江桐鄉佐理政事。沿途，他拜訪學者，宣傳習齋學說，並學樂於毛奇齡。四十六歲時，應河南郾城知縣溫益修之請，往郾城佐政。五十一歲至五十二歲時，應漢軍旗人楊慎修之聘，兩次到陝西富平佐縣政，曾建議實行選鄉保、練民兵、旌孝節、重學校、開水利等措施，因而政教大行。李塨後來回憶說：“塨比歲為楊慎修敦請西行，幸其虛懷聽受，甚獲民心。關中學者，頗可晤語。上而當道，下而草澤，皆有虛佇，吾道粗明粗行。兩次東旋，官紳士庶送者填途。”五十四歲時，他又到濟南，任知府幕僚，不久即歸。六十歲時，被選為通州學政，上任后不久，因病告歸。在他六十一歲和六十二歲時，為了講學會友，傳播習齋學說，又曾兩次南遊。

李塨與顏元一樣，強調真正的儒士必須“內外並進”，一方面律己要嚴，一方面以經邦濟世為己任，不過，在個性和處世方法上，他二人也有不同之處。習齋性格高尚，不出，不交顯貴。恕谷則為人豁達，廣泛交友。習齋一介不取，廉潔自守，恕谷則受饋甚厚，力田致富。有一次，恕谷將入京會友，習齋對他說：“勿染名利。”恕谷答道：“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為也。先生不交時貴，塨不論貴賤，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則行。先生不與鄉人事，塨於地方利弊，可陳於當道，悉陳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耳。”恕谷晚年，家道富饒，有人議論他“力農致富’，他說：“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遲暮，知無用矣，故遁跡田園。胼手胝足，則雄傑之餘勇也。不稼不穡，胡取廛囷，則風人之退守也。”李塨自六十四歲以後，大部分時間在鄉間從事著述，與外人很少交往。

他訂《擬太平策》，自稱“一生總結是書”，在自序中說：“今幸太平之世，明四目，達四聰，令士皆得陳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則有負於儒矣，非為天下之義矣！”雍正八年（1730），李塨已七十二歲，直隸總督多次聘請他出任《畿輔通志》總裁，李塨推辭不掉，便到保定府蓮花池館內任職，親撰畿輔通志凡例。不久，又以病歸里。

李塨七十四歲時，知病將不起，自作墓誌。次年正月病逝，時在雍正十一年（1733）。謝世前曾作絕命詩一首：“情識劫年運足傷，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賢師友，為識滔滔可易方。”

李塨的政治和經濟主張，與顏元大體相同，集中表述在《平書訂》一書中，後來在《擬太平策》中又進一步系統化。他說：“予嘗謂治天下有四大端，曰：仕與學合，文與武合，官與吏合，兵與民合。”因為他認為，明亡的慘痛教訓就在於文武脫節、兵專而弱、士子所學非所用。“明之亡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其習尚至於將相方面覺建功奏績，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以致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毒。”“其最堪扼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眾，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傝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為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長民輔世耶！”他特彆強調，要富國強兵，必須注重“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備”、“財用”、“刑罰”、“禮樂”等方面的政策與措施。

為了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李塨也主張恢復井田，或者實行均田、限田。“可井則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特別是均田，尤認為重要和可行：“非均田則貧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恆產。均田，第一仁政也。”為了實行這個制度，他特別讚賞顏元提出的“佃戶分種”法：“今世奪富與貧殊為艱難。顏先生有佃戶分種之說，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頃，為之留一頃，而令九家佃種九頃。耕牛子種，佃戶自備。無者領於官，秋收還。秋熟以四十畝糧交地主，而以十畝代地主納官，納官者即古什一之徵也。..佃戶自收五十畝，過三十年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終其身亦可已矣，則地全歸佃戶。”在人材選拔上，李塨也是反對科舉制度，主張鄉舉里選。如說：“不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廢科舉，不能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鄉舉里選行之，或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但李塨不主張事事拘泥於古法，《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一中記：“習齋規先生策多救時，宜進隆古。先生規習齋盡執古法，宜酌時宜。”比如是否恢復封建的問題，李塨說：“惟封建以為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啟紛擾。”

在哲學思想方面，李塨堅持並發展了顏元的理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見解。他對理學家離事言理的唯心主義說教進行了猛烈地抨擊：“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誠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兵農、禮樂、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概棄擲為粗跡。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認理自強，遂好武斷。”李塨還有一段精闢的言論，明確提出“理在事中”、“理氣不二”的唯物主義論斷：“朱子云：‘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則理別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事何所謂理乎？”在認識論上，顏、李都強調因行得知，不能離行言知。但二人也有差異。顏元最強調的是習行，認為儒家“格物致知”的傳統命題中，“格”就是“行”，就是“犯乎實做其事”。人的認識是行先知后，“手格其物，而後知至”。這表明，他最注重感性知識、實踐活動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而李塨的看法是，如果只強調讀書或只重力行，都是片面的：“不以讀書為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為學矣，皆與聖經不合。”他認為每個人必須先進行學習，獲得真知，才能身體力行。他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是：“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又說：“致知在格物者，從來聖賢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這表明，他比較注重理性認識、間接經驗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應該說，這是對顏元重習行認識論的一個必要補充。

在教育方面李塨與顏元一樣，嚴厲批判了理學家提倡的習靜教育和書本教育。他說：“靜坐，十三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几几乎蒲團打坐之說矣。”並說：“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他認為，教育所要培養的應該是明德親民、經邦濟世的人才，而欲達此目的，必須“仕與學合”、“學用合一”，他說：“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藝。自顏先生倡明此學，而今學者多知之，卓哉見也。.尊德行以此，道問學以此，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此府修事和之世，所以治且隆也。”值得注意的是，李塨還很詳細地提出了他所理想的學制和選士制度，其主要內容是：八歲入鄉學，鄉師教之孝弟、幼儀、認字，習九九數。讀《孝經》、《論語》、《大學》、《孟子》，及《易》、《詩》、《書》、《春秋》、《周禮》等，並習小樂小舞。十五歲，入縣學，教之存六德、行六行，講究經世濟民之道，讀《資治通鑒》及古文。習禮樂、騎射、六書、九數，作策論。聰穎者可涉獵九經、廿一史。二十歲，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學，察試德行學藝。再經藩學、成均，察試后即謂之太學生。然後，分科以為士，共分禮儀、樂律、天文、農政、兵法、刑罰、藝能方域、理財、兼科等九科。鄉、縣、郡要定期考核這些士子並向政府進行推薦，以供選用。特別是小學，李塨在《小學稽業》一書中詳細陳述兒童自八歲至十四歲時，應該學習的禮、書、數、樂四類課程的具體內容。這些，都是顏元所未及探討的。

李塨秉承師教，以躬行經世為要務。與顏元所不同的是，他也勤於著述，曾說：“顏先生以天下萬世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不寄之書，著書豈得已哉！”可見，他從事著述完全是為了傳播顏習齋的學說。在政治、哲學和史學方面，李塨著有《瘳忘編》、《閱史郄視》、《平書訂》、《擬太平策》、《四書傳注》、《周易傳注》、《傳注問》等。在教育方面，著有《大學辨業》、《小學稽業》、《聖經學規纂》、《論學》、《學禮錄》、《學射錄》、《學樂錄》等。典章制度和考據方面有《田賦考辯》、《宗廟考辯》、《郊社考辯》、《禘祫考辯》等。生平事迹，載於馮辰所輯《李恕谷先生年譜》中。後來，王灝刊《畿輔叢書》，有《顏李遺書》。近代北京的《四存學會》，亦編有《顏李叢書》。較全面地收錄了顏元和李塨的著作。

李塨的父親明性，學行很高。顏元曾說：“生平嚴事者六人，明性居其一。”，李塨也聽從父命隨顏元學習，並以發揚顏學為己任。平時顏元足不出戶，從不輕易結交朋友，而且特別討厭當時的一些權貴。而李塨則常來往京師，廣交當時的名人學士，如萬季野、閻百詩、胡朏明、方靈皋輩，都有往還。在當時萬季野盛名遠揚，每次開講會，都會座無虛席。有一次在紹寧會館會講，李塨也在坐，當大家邀請萬季野講一講“郊社之禮”時，萬季野說，不要急著講什麼“郊社”，大家先來請聽聽李先生講真正的聖學吧。由此可見李塨對聖學的理解在當時已經受到學者們的關注了。當時王昆繩才氣很高不可一世，但與李塨成了朋友，並且受他的感動，以五十六歲老名士的身份，親自拜顏元為師。程綿庄、惲皋聞，也都是因為李恭才知道有顏元，最後都成為顏元學派下最有力的人物。由此也可以看出顏李學派雖由顏元創始，但實質上是由李塨才得以成長。雖然李塨在顏元門下，但兩者有些觀點也是有出入的。顏元平時對待別人和對待自己一樣的嚴格；而李塨覺得，交朋友應該對別人親切一點，這樣才能收羅人才。顏元對讀書是絕對的排斥，而李塨則懂得禮樂射御書數等，他認為有許多地方非考證講究不可，所以書本上學問也不是都沒有用的，這都是他對於師門補偏救弊的地方。然而學術的根本所在，李塨與顏元沒有出入。

顏元和李塨的學派在當時被稱為“顏李學派”。該學派以反對宋明理學空談性命，講求經世致用，改良封建制度為宗旨。他主張“理在氣中”的唯物論認識論，批判程朱派的唯心主義理氣觀，注重實際知識，認為“紙上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反對訓詁考證，但又有復古、禁慾與經驗主義的傾向。曾與黃宗羲弟子、史學家萬斯同交往。

李塨曾說過：“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蜂起，大命遂傾。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不為之慚且痛。”這話真是沉痛極了。我們中國文化之邦在家裡“嚼筆吮毫”，研習禮樂文章，不諳文化的外夷們早就在那秣馬厲兵，蠢蠢欲動了。到最後，直落得個“大命遂傾”，只有將“二帝三王相傳”之大好河山，拱手讓於“不文”之民。

顏元也說過：“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這和李塨所說的：“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都是一個意思。但我認為，顏李所說的“開卷有害”，並不是認為所有的書都不好，顏李是中國古人，顏李讀的當然都是中國古書，所以顏李認為應該不讀中國的一些古書。其實顏李只是認為“開卷過多有害”，應該知行平衡。

顏李學派以“以義為利”的義利觀作為其德育觀的理論基礎，在批判宋明理學的空談性道德，鄙棄“實事實功之風”的基礎上，提出了“斡旋乾坤，利濟蒼生”的聖賢觀，主張不是從個人道德完善而是從濟世救民的實際功業完成方面來論聖賢；在人才培養方面，要求學者既要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 社會責任感，又必須具有濟世救民的真正本領，而對 後者尤為重視，認為德性知識在濟世救民的實際才能活動中才能真正體現。顏李學派德育觀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是對宋明理學德育思想的否定。

對人才的要求總是與一定社會歷史背景相聯繫的。明朝滅亡、清兵入主、天下殘破的慘痛事實，促使顏李學派思想家對歷史和現實進行深刻的反思。他們痛定思痛，醒悟到了宋明理學學風的空疏無用，人才的柔弱無能，並且認為這正是導致亡國之禍的重要原因，變革與啟蒙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當時這些進步的思想家適應時代要求，從各個方面對作為官方哲學的宋明理學展開了激烈的批判。在義利觀上，顏李學派也衝破了宋明理學樊籬，提出了“以義為利”的義利關係說，從而為其功利主義的德育觀奠定了理論基礎。顏李認為義利並不對立，在正誼、明道的前提下，必須謀利計功，求義中之利。顏元還以種田、捕魚為例說明人們進行生產活動，是必須講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穫者乎？世有荷網持鉤而不計得魚者乎？”

顏李學派的這種思想是一種積極的符合社會發展的價值觀。就是對於我們當今社會也是適用的。拼是我們也常說有付出才有回報。其實無論我們做什麼事都會希望有回報，哪怕是義務工作或是無償奉獻不也是希望能幫助社會更好的發展或是讓有困難的人渡過難關，就算是一句謝謝或是一個微笑著也是一種回報呀。

顏李學派的理想人才是聖賢。“斡旋乾坤、利濟蒼生”的聖賢，這是他們的人才理想，也是他們提出的品德修養和教育的目標。顏李學派鼓勵人們立志用功，學作聖人。“學者，學作聖人也”、“人須知聖人是我做得，不能作聖，不敢作聖，皆無志也。”不敢想不敢做的人都是無志的人。我們現在的教育也是鼓勵每個人都能發揮所長。

聖賢是儒家的傳統範疇，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才。顏李學派沿用了儒家的這一範疇，但是其內涵卻已發生了變化。儒家傳統的聖賢多指個人道德修養的完善狀態，偏重於內心道德修養方面的內容，而並沒有包含對事功的要求，即所謂的“內聖”。而顏李學派的聖賢範疇則可以說是社會本位的，著重從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方面、從實際功利的完成方面來要求和衡量，既有個人品德修養方面的內容，又有事功的要求，而對於事功則尤為注重。因此，顏李學派把“斡旋乾坤、利濟蒼生”的實際功業以及“有真才真器”，有“致君澤 民”的能力作為人才的標準，所提出的是不同於傳統儒家的功利主義的聖賢觀。以個人品德的好壞並不能覺得他解決問題的能力，如果一味的空談心性道德，而不去辦一些實事，那一定會形成一種崇高空疏、鄙棄實事實功的社會風氣。這種錯誤的價值觀念所造就的必然只能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這種現象在現在也是存在的。一些官員平時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大唱高調，卻沒有什麼實際行動，而等到問題出現后，便會使出一招——“引咎辭職”，在表現出十二萬分的委屈，來博得老百姓的同情，然後再繼續他的高談闊論。

顏李學派還闡述了作聖的具體要求。首先，必須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勇往直前、變革現實的勇氣。明清之際的歷史動蕩，使顏李學派已經預感到了重大的社會轉機正在孕育發展。他們認為，當時社會正處於“文盛之極必衰”的轉機關頭。這種轉機存在著兩種前途：或者“返文於實”，使“乾坤蒙其福”；或者“返文於野”，使“吾儒於斯民淪胥以亡”。為了使社會轉變朝著利於生民百姓的方向發展，顏李學派倡導一種積極入世的態度，留意世事、關心民瘼，要求學者“常以大人自命”，以天下為己任，擔荷聖道，扭轉乾坤。

顏李學派呼喚真學真聖。他們的聖賢是能夠“斡旋乾坤、利濟蒼生”的具實學有實用的人才。他們對於作聖賢的具體要求，包括了一般意義上的德、才兩個方面，只不過顏李學派是把有“才”作為“德”的具體體現和重要方面來要求並且把二者統一起來作為其理想人才兩個不可缺少的方面來談的。而對於實際才能與事功則尤為重視。這一傳統儒家專從個人心性修養、品德完善方面來要求的觀點，無疑是有根本區別的，具有功利主義性質。

綜上所述，顏李學派的德育觀以“以義為利”的義利觀為理論基礎，其具體內容和要求都體現出強烈的功利主義傾向。可以說，顏李學派的德育觀是功利主義的德育觀。雖然由於時代和階段的局限，顏李學派的德育觀仍然未能完全超越封建教育的範圍，所使用的也往往是“利濟蒼生”、“擔荷聖道”等傳統範疇，但是，顏李學派的功利主義德育觀是對宋明理學超功利主義德育觀的根本否定，它反映了理學教育的衰頹，是中國德育思想走向近代的先聲。在崇尚空疏、鄙棄事功的“文盛之極”的時代，其歷史意義尤其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