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博納·勞

第一位來自加拿大的英國首相安德魯·博納·勞，於1858年9月16日誕生於加拿大新布倫瑞克的金斯敦自由教會的牧師住宅。他的父親是詹姆斯·勞牧師，是一位祖籍阿爾斯特的蘇格蘭人，他的母親叫伊麗薩白·安妮·基德斯頓。因此，從父母雙方來講，他都是蘇格蘭血統。基德斯頓家族是一個富有的格拉斯哥商業銀行家族。當博納兩歲時，他的母親去世，他的姨媽珍妮特·基德斯頓小姐從格拉斯哥趕來照料這一家，直到1870年詹姆斯·勞再度結婚為止。珍妮特提出要將博納帶回蘇格蘭，在那裡她和他的親屬將他撫養成人。因此，博納12歲就離開了新布倫瑞克。

1874年，他在格拉斯哥高中讀書，16歲時，又從那裡轉到基德斯頓的銀行中當一名職員。他住在赫林斯巴勒，每天到格拉斯哥去上班。他在格拉斯哥議會辯論協會裡學習演說，他在該協會中模擬議會中是名保守黨議員（基德斯頓家族是保守黨人）。他棋藝高超，而且滴酒不沾。當基德斯頓的銀行被克萊斯代爾銀行接管后，博納就成為威廉·傑克斯制鐵公司的合股人。1891年，他與格拉斯哥一名船舶交易商的女兒安妮·羅布利接了婚。他們有六個孩子。

在19世紀末，他已經相當富有，足以進入政界：在1900年的所謂卡其選舉中，他贏得了格拉斯哥的布萊克費里亞爾斯選區，在以後的數年中，他有時生活在赫林斯巴赫，有時生活在倫敦一所租賃的房子里。那是帝國主義和和約瑟夫·張伯倫的時代，博納·勞是位保守的帝國主義者，他在下院中的首次講話就是回擊勞合·喬治對英國軍隊的抨擊，勞合·喬治指責英國軍隊對布爾人過於嚴厲，他很快就斷定，他很快就斷定，他進入政界時已經太晚（當時他42歲），他也不喜歡倫敦的社交界。1902年亞瑟·貝爾福組閣時，他對世界商業的知識以聞名遐邇，博納·勞擔任了貿易部政務次官。他從事政治僅僅一年半就表明他在格拉斯哥模擬議會的鍛煉不容輕視。他在布魯塞爾的食堂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講話，贏得了約瑟夫·張伯倫的欽佩。那時，這位偉人正在謀求實行帝國優惠關稅，保守黨內閣中自由貿易主義者和保護貿易主義者之間的重大辯論就要爆發。

當張伯倫出訪南非時，保守黨內的自由貿易主義者贏得了一場戰術上的勝利，對此，張伯倫通過公開聲明他對帝國優惠關稅的信念進行了反擊。可是，選民們在1906年1月的大選中說出了他們的心聲，自由黨以壓倒多數票獲勝。博納·勞丟了他的格拉斯哥的席位。但是，幾個月後，又為他在杜爾威奇找到了另一個比較保險的席位。他是托利黨在關稅問題上一個不可多得的發言人，因此，不能讓他長期置身議會之外，在約瑟夫·張伯倫因中風喪失工作能力之後就更是如此了。博納·勞便在倫敦定居下來。

同年，他本人遭到一次沉重打擊：他夫人去世了；他的妹妹瑪麗來照管他的家。他從勞合·喬治的預算案提出后出現的激烈政治鬥爭中，找到了擺脫悲傷的途徑。在1910年的大選中，他在杜爾維奇的多數進一步增加，可是，作為一位主要的關稅改革者，他在自由貿易主義者佔優勢的曼徹斯特的競選失敗了。與此同時，馬克斯·艾特肯贏得了萊恩河畔阿什頓的席位。艾特肯是加拿大人，當時已成為勞最親密的朋友，並將在勞的政治生涯中發揮正要的作用。

在幾周內，博納·勞又作為布特爾的議員回到了下院。巴爾福辭職后，他成為保守黨領袖，這部分是馬克斯·艾特肯精明策劃的結果。然而，為了保守黨的團結，他同意修改黨在關稅問題上的方針。帝國優惠關稅問題被暫時擱置起來。在愛爾蘭問題上，他捲入的尤其深，因為他的祖籍是長老會的阿爾斯特。關於阿爾斯特叛亂的問題，他於1912年4月說：“難道尊敬的議員們認為，有那位首相會下令射殺其唯一罪行就是拒絕被趕出我們社會的人？···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博納·勞熱情地投入了後來導致克拉嘩變的阿爾斯特事業。他以前的講話是謾罵性的，因為需要使保守黨有新的、更銳利的鋒芒；現在，他講話中表現的強硬態度則來源於自信。但是，在私下，博納·勞的立場並非如此不妥協：他認為阿爾斯特可以保持原狀，而讓愛爾蘭的其他地方實行自治，這將是他的最後一著。

當在愛爾蘭問題上實行妥協的機會似乎已化為烏有，博納·勞便開始考慮比較危險的策略。“陸軍法”也許能加以修改，以便排除在阿爾斯特使用陸軍的情況。這種想法曾經考慮過，但放棄了。與此同時，駐紮在克拉的一個騎兵旅的軍官們宣布，假使命令他們進軍阿爾斯特，他們寧願被革職。就在政府竭力擺脫其被動處境時，情況卻變得更嚴重了。因為從德國買到的、打算給阿爾斯特志願軍用的3.5萬支槍已經運到拉爾尼。博納·勞充分利用了軍隊在效忠問題上的困難處境，認為政府，首先是溫斯頓·丘吉爾，策劃要對阿爾斯特實行強制措施。他在這些事件中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使他得以聞名的那種常識：這位祖籍阿爾斯特的蘇格蘭人舊有的激情又噴發出來。最後，阿爾斯特和愛爾蘭由於世界大戰的臨近而被突然擱置起來。博納·勞建議，這個問題應該推遲，阿斯奎斯接受了。後來，大戰爆發，阿斯奎斯使“愛爾蘭自治法案”變成了法令，戰爭結束以後生效。博納·勞把這看成是出賣行為。

由於戰爭在繼續，而且情況很糟糕，形式變得更加困窘了。當時，反對黨完全可以將政府趕下台，但是，那樣做在戰時似乎有些沒有愛國之心。博納·勞猛烈的批評集中對著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他對此人長期以來就不信任，而且對他的個人魅力無動於衷。這兩人之間的對抗在達達尼爾海峽遠征問題上爆發了。對這次遠征，丘吉爾不顧他自己的第一海務大臣約翰·阿巴斯諾特·費舍爾勛爵的意見而採取了支持態度。當遠征軍明顯的未能達到其支持者所希望的目標時，博納·勞迫使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把丘吉爾從海軍部撤掉，並組成了一屆聯合政府。他擔任了殖民大臣，但這是一個二流的職務，儘管在內閣中有他一共位子。巴爾福擔任了海軍大臣。在撤離達達尼爾問題懸而未決之際，博納·勞通過以辭職相威脅，而使這一問題達到嚴重關頭。撤離達達尼爾之時，並沒有象人們所擔心的那樣出現悲劇性後果。

其實，他意識到阿斯奎斯的政府越來越不得人心，至少是在一些高級官員中是如此。當霍雷肖·赫伯特·基欽納在去俄國途中的漢普郡號軍艦沉沒時被淹死後，局勢改變了。阿斯奎斯將陸軍大臣的職務給了博納·勞。博納·勞在這以前曾與勞合·喬治討論過這個問題，並對首相說，勞合·喬治是擔任此職務的最合適的人選。更重要的是，他同其他人都認為，首相太疲勞，不能繼續擔任戰爭的最高指揮。但是，他認為勞合·喬治太不謹慎，不可用坐他的接班人。人兒，最後他同意力促成了一個小型的戰爭指導委員會，由勞合·喬治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對此，阿斯奎斯在與人反覆討論后同意了。但是經過一番思索，阿斯奎斯辭職了。勞合·喬治擔任了首相，博納·勞任財務大臣，並且成為勞合·喬治戰爭期間最親密的顧問。戰爭結束后，在1918年12月舉行了大選。在選舉中，打瞌睡的自由黨人扮演了反對黨的角色：聯合政府贏得了487個席位，博納·勞作為格拉斯哥市區的代表進入下院。

他現在是掌璽大臣和下院領袖。在此職位上，他採取了堅決措施，解決了這個國家的工人騷亂。可是在1920年，當政府越來越失去民心時，他的健康開始衰退。面對身體垮下來的威脅，他於1921年5月隱退，儘管他對勞合·喬治的影響對於與愛爾蘭簽署一項將阿爾斯特排除在愛爾蘭自由邦之外的條約具有一定的作用。勞合·喬治和保守黨右翼之間的爭持擴大了：特別是在所謂的對愛爾蘭的過於寬容的態度上。在愛爾蘭的恐怖主義分子暗殺了陸軍元帥，帝國總參謀長亨利·休斯·威爾遜爵士之後，情況更是如此。然而，最終導致政府垮台的原因是中東問題，在那裡，1922年勞合·喬治似乎處於與土耳其交戰的邊緣。保守黨的議員和貴族在卡爾頓俱樂部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比弗布魯克男爵和羅瑟米爾的報紙支持下，博納·勞結束了退隱生活。重返政治舞台。他在發言中支持保守黨終止本屆聯合政府，此舉在會上以187票對87票獲得通過。那天下午，勞合·喬治向國王遞交了辭呈。

國王喬治五世派人召來博納·勞，那時他尚未擔任其黨的領袖。然而，在12月23日在塞西爾飯店舉行的黨的會議上他就當選了。博納·勞作為首相吻了君王的手；11月15日將舉行大選。聯合政府中的保守黨大臣們--顯然都是該黨的精華--宣布，他們經不參加新政府。但是，要是他們打算以此作為對博納·勞及其支持者們的一次及早而致命的打擊的話，那麼他們就失望了。象此前和此後的許多政治家們一樣，他們低估了擔任公職的魅力。第二流的十一人政府組成了。事實證明，該政府是強有力的。博納·勞政府以344票對工黨的138席和自由黨的117席（阿斯奎斯派和勞合·喬治派各半）獲勝。博納·勞現在發現面臨紛繁的國際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清理對美債務是最緊迫的。

他的觀點是，英國應償付美國的債務，但英國的歐洲盟國也要償付欠英國的債務。他派財政大臣斯坦利·鮑德溫去華盛頓按這條方針進行談判，以達成一項解決方案，同時規定，鮑爾溫達成的任何一項協議都需要提交內閣審議。鮑德溫帶回一項包括每年償付利息從3400萬英鎊增加到4000萬英鎊的方案。對這項協議，內閣只有冒著使政府垮台的危險才能加以拒絕，因為他是既成事實。博納·勞提議否決它。他說：“假使我接受這些條款，我就會成為英國的首相中最遭人唾罵的一個。”他的知交比弗布魯克是敦促他繼續執政人人之一，他最後也這樣做了。

可是，他的首相任期只持續了六個月。大選剛結束，他的喉癌的最初癥狀就出現了：到四月份，他的嗓音減弱到聽不到的程度，一個月後，霍德勛爵診斷他患有癌症。博納·勞於1923年5月20日提出辭呈。10月30日他病逝於他在昂斯洛加登的家中，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這是合適的，我們應該將無名的首相葬在無名的戰士身旁。”阿斯奎斯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己近60年了，物拱星移，事過境遷，但它仍以其恢弘的氣勢、探刻的內、豐富的底蘊，磁鐵般吸引著中外眾多的軍事家、歷史學家去探究利著述。

博納·勞先生的下台是一個重大的不幸，對他的政敵們來說，這種不幸並不比對他自己的擁護者而言更差。我們將很難再找到另一個如此沒有偏見的保守黨領導人。博納·勞先生首先不是別的，而一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黨員；他為黨殫精竭慮，並且在每一次危機時都挺身而出、臨危受命。在兩個關鍵性問題，即關稅改革和支持阿爾斯特方面，他採納了黨的極端觀點。可是真實情況是，他幾乎沒有絲毫的保守黨的原則。這位來自加拿大的基督教長老會會員，對於昔日的傳統和象徵，沒有充滿想象的敬畏之心，沒有對既得利益的特殊關照，沒有對上流階級、城市、軍隊或教會的任何依附。他總是根據每一個問題本身性質之好壞來加以看待。

博納·勞先生的保守主義，不是基於教條、成見或維護英國生活之特定方面的一種激情。博納·勞先生在論戰——既包括私人交談，也包括公開辯論中的高超技巧，不僅歸因於他思維的敏銳和記憶的持久——這給所有觀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也歸因於他將爭論限於真正屬於正題和能確切預見超前步驟的實踐。在論辯中，博納·勞先生難以被回擊，是由於他幾乎總能給出聰明絕頂的答案。假設棋盤上可見的棋子構成了爭論的整個前提；做遙遠預見的任何企圖，都因假想性太強、困難性太大而毫不值得，那我們就可以這樣理解博納·勞先生：他正在排除一切思想雜念地玩著辯論遊戲，除了在那特定對局中走出正確的招數之外，有時候，他正如同別的政客一樣狡詐；像他有一次曾指出的，他絕不像看起來那樣簡單。在任何既定場合，由他來毫無保留地表述他的整個思想內容，比由其他人來表述要容易得多。博納·勞的對手，總會發現在同博納·勞先生爭論時，自己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他的鎮靜、他的推理能力，使他能將任何從相反態度看來是歇斯底里或過分誇張的東西，變為牢固的信仰。

在那些為這個國家而戰的人們中，沒有任何人的頭腦在對事物表面的反應方面比他更敏捷；沒有人能比他更迅速地獲得必要的資料，並在會議前短暫而緊急的時刻將迫在眉睫的問題理出頭緒；沒有人能從與該問題有關的經驗教訓中記取這麼多。然而，這種理解上的敏捷——不僅是關於事實和爭論的，而且是關於個人及其素質的。那些大約四年前參加三一節紀念會的人，記得那次宴會後對大學生們所作的迷人的短暫演講；在那次演講中，他蔑視一所大學所代表的一切。博納·勞先生一向喜歡將自己看成一位坦率的商界人士，認為憑自己對市場而非長期趨勢的判斷，如果選擇工商業的話，肯定已經賺了一大筆錢。他認為自己能正確把握短期的重大變化，能憑藉冷靜的頭腦和一位一流工商業巨子的有限目標而支配戰爭、帝國與革命。這是貫穿於他戰時和戰後政策的一個特點。例如，他認為，防止法國進入魯爾，是一個幾乎沒有希望的提議，但這樣做的後果儘管很糟，卻未必像一些人所預料的那麼糟。

博納·勞先生對成功的過度崇拜，是值得注意的。他崇拜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對於被別人所使用而達到成功的方法，他不太容易感到震驚。從前他對勞埃德·喬治先生的極度崇拜，主要是基於他的成功；隨著勞埃德·喬治先生成功的衰減，他的崇拜也成相應地衰減了。

謙遜、優雅、無私的態度，使他贏得了所有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的愛戴。然而，公眾的感覺大概取決於他們對關於他的一件更重大、更關鍵的事情的理解，而不是取決於這些簡單的品質。他們覺得，他是一位偉大的公僕，他嚴肅的、忠於職守的生活是為他們服務的，而不是為自己。有很多政客，太沉醉於戰爭的隆隆炮聲和刀光劍影，他們欣賞著他們的地位和職業，捧著這些甜蜜的開心果，僅僅是為了自我娛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