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齋叢說
何良俊撰寫的筆記雜著體書籍
徠《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何良俊撰。隆慶三年(1569)初刻,僅三十卷,后又續撰八卷,共為三十八卷。萬曆七年(1575)重刻。何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僅做過南京翰林院孔目,后棄官歸隱,歸鄉著述。《明史》言其“少駕學,二十年不下樓”。《松江府志》亦謂其“於學無所不窺”。他家有清森閣,藏書四萬卷,幾乎“涉獵殆遍”,故以博學稱於時,自稱與古人莊周、王維、白居易為友,因名所居曰“四友齋”。在明代學者中,其博學多聞,僅在楊慎、胡應麟、王世貞諸人之亞。
對戲曲亦頗愛好,家蓄戲班,“曲皆手自校定”,曾聘著名曲師頓仁,研討音律。此書亦以搜采廣博見稱,所匯多明代掌故,分經、史、雜記、子、釋道、文、詩、詞曲、續史等十七類,共三十八卷。其談曲論劇之語,主要載於卷二十七《詞曲》之部,共三十條。分別敘述南戲和元雜劇的源流和興衰,品評作家作品的高低得失,提出了“填詞須用本色語”,“不可刻畫太過”的著名本色理論。批評“《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其本色語少”。而推崇南戲《拜月亭記》的本色語言。又主張作劇須恪守音律,“寧聲葉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葉
”。這些戲曲主張對萬曆年間出現的吳江派具有重要影響,他對《西廂記》、《琵琶記》、《拜月亭》三劇的評價,也引起了廣泛爭論。
全書分經四卷,史十三卷,子二卷,雜記一卷,釋道二卷,詩文四卷,書畫三卷求志、崇訓、尊生、娛老、考文、詞曲、續史各一卷、正俗二卷等十七類。有考證和評論,一般說來,考證較平常,而議論多可取。書中涉及到明代蘇松地區政治、經濟、賦役、徭役、黃冊、防倭、飲食、養生,以及土地丈量、人口消長等等方面,是記述蘇、松等處地方綜合性筆記資料。其謂《史記·遊俠列傳》序論為司馬遷憤激之言,並非莊語。其文章之抑揚變化,不是《漢書·遊俠傳序》所能比(“史一”);又謂明成祖修《五經四書大全》之後,不用漢儒之說,專重程朱傳注,學者但據以略加敷演,湊成八股,便取科第(“經三”)等,皆為切中時弊之論。其中記南京各衙門擺酒席的陋習(“史八”);正德十年後松江徵收錢糧的情況(“史九”);記隆慶時纂修“實錄”的草率(“史四”);松江百姓以歌謠、對聯對縣府官員的諷刺(“雜記”)均能反映明代中葉以後政治面貌。明朝的學者,大都矜尚廣博而忽略了專精的一面,所寫筆記一類的書,總是兼收並蓄,細大不捐,《四友齋叢說》也不能例外。此書搜采既廣,間有傳聞失實之處,且沾染明末文士習氣,書中摻雜一些無聊之語。
《四友齋叢說》初刻於隆慶三年(1569),僅三十卷,后又續撰八卷,合併為三十八卷,重刻於萬曆七年(1579)。後來沈節甫摘鈔其中的明代掌故,編為六卷,刻入《紀錄彙編》中。鄧秋枚又摘取其論曲之語,刻入《古學彙刊》二集中。現時流傳的《四友齋叢說》,都是這兩家的刪節本,很難看到全貌。中華書局根據萬曆刊刻的足本,加以斷句,作為“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一種於1959年出版,1997年再版。
1958年中華書局據此標點重印出版,其卷三十七《詞曲之部》,於民國元年(1912)被收入鄧實編輯之《古學彙刊》,與徐復柞《三家村老委談》中論曲各段,合題《何元朗、徐陽初論曲》。1959年,又被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題為《曲論》。
衡山精於書畫,尤長於鑒別。凡吳中收藏書畫之家,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贗物,先生必曰此真跡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或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之畫求先生題款者,先生即隨手書與之,略無難色。
衡山(人名)精於書畫,特別擅長鑒別畫作真偽。吳中地區收藏書畫的人,只要有人帶著書畫請求他鑒定的,即便是贗品,他也一定說這是真跡,人們問他原因。他說:“凡是買名人字畫的人家境一定是富裕的,這個人因為貧困才賣掉這些字畫,有的人就等著這(賣畫得來的錢)維持生計,如果是因為我的一句話而沒法生活下去,全家都會受到挨餓受困。(如果)我因為想要得到一時的名利,卻讓別人全家挨餓受困,我於心何忍呢。”而且有人以他的名義做的畫卻拿過來請求他題字的,他也很隨和的給他題字落款,沒有一點為難的樣子。
●卷一·經一
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於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地不可一日無日月。一日無日月,則天地或幾乎晦矣。一日無常道,則人世或幾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為萬代師者,功在於刪述六經也。先儒言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今之學士大夫有斯世之責者,安可不留意於經術乎?世又有喜談性命說玄虛者,亦經學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以至四凡四卷。
孔子贊《周易》,修《詩》《書》,定禮,正樂,作《春秋》。故其言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門弟子之所記,則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史記》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夫六藝者六經也。”後世以樂經合於禮,遂稱五經。漢五經皆置博士列於學官,而歷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經而言治,則治非其治矣。舍五經而言學,則學非其學矣。今五經具在,而世之學者但欲假此以為富貴之階梯耳。求其必欲明經以為世用者,能幾人哉?
《孝經》相傳謂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今觀《孝經》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為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為孝之終。則是人子必須自竭其力以養,然後為孝。苟但假於人力,則雖三釜五鼎不可謂養。苟不能行道,雖位至卿相不足為顯。使非聖經,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後世以竊祿為能養,以叨名爵者為能顯其親,相去何啻天壤?
《爾雅》世以為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於經義便錯,則何可不列於學官?聞吾松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韻會不去手,亦欲認字也。
漢世稱五經七緯,今緯書都不存。而散見於各書者,則有《易》緯,如乾坤鑿度之類是也。有《詩》緯,如含神霧之類是也。有《書》緯,如考靈曜之類是也。有《春秋》緯,如元命苞之類是也。有《禮》緯,如含文嘉之類是也。有《樂》緯,如動聲儀之類是也。有《孝經》緯,如援神契之類是也。有《論語》緯,如撰考讖之類是也。有《河圖》緯,如挺佐輔之類是也。有《洛書》緯,如甄曜度之類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篇目尚多,不能悉舉。皆是東漢時因光武喜讖緯,故諸儒作此以干寵,而世遂傳用之。其不興於西京之世明矣。然據此,則當是十緯,或者漢儒亦以樂記並在禮記中,而河圖洛書別自有緯,不在此數。則五經孝經論語正合七緯目矣。
《周易》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朱子》本義曰:“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引《龜策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余甚不安其說。夫神明化育本是二義,如何將來混解?況蓍草亦眾卉中之一物,若天下和平,則百物暢茂,蓍草自然莖長而叢密,與群卉等耳,何獨於蓍草見得聖人幽贊處?且只是生蓍草,亦把聖人幽贊神明說得小了。不如註疏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用蓍求卦之法。蓋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無口可以語人,故聖人幽贊其所不及。以陰陽剛柔配合成卦,又生大衍之數。以蓍釣之,則凡占者吉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趨,凶者以避,則神明所不能告人者。聖人有以告之,而幽贊之功大矣,較之本義其說頗長。
《中孚上九·爻辭》曰:“翰音登於天,貞凶。”本義云: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為登於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正猶為凶道。此因《禮記》有雞曰翰音之文,遂以翰音為雞。然雞何故遂欲登天,此解牽合實為無謂。不如註疏云:翰音登於天,名飛而實不從也。故朱博拜相,臨延登受策,殿中有大聲如鍾。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博為人強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兇惡亟疾之怒。后博果坐奸謀自殺。豈非所謂雖得其正猶為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謂此也。然則洪範徵應,與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以翰音為雞者抑又何哉?
《易》噬嗑九四,噬乾■〈月弟〉,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為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斂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楊升庵云:“東發之論,亦可為朱子之忠臣也。”
《京房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遁,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楊升庵以為此說精明,可補註疏之遺。四明黃潤玉是國朝人,所著有《經書補註》。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范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其言多有可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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