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學派

吳起在鄭與秦軍展開決戰，魏軍大勝。魏太子趁秦軍西河守軍主力圍攻吳起防守空虛之際，指揮黃河東岸的魏軍渡河。太子擊率軍攻破了秦國西河防線的軍事重鎮繁龐（今陝西韓城 東南），秦國的西河防線被魏軍徹底突破了，大批的魏軍進入秦國。

魏文侯在西河地區一方面完成了軍事佔領，另一方面把魏國的便民政策帶到了西河，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擁護，魏國在西河建立了穩固的統治。

魏國在西河實行的新政策對秦國百姓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簡公為了安撫民心，被迫實行初租禾。

魏文侯在對秦攻略中除了軍事打擊、政策攻心外，還進行了文化滲透，著名的西河學派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秦人本是華夏西陲部族，由於受到中原先進文化的影響而放棄了西向發展的打算，改向東方發展，商鞅變法后

更激起了統一中原的雄心。魏文侯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卻對中原文化很嚮往。

於是魏文侯重用當時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為老師，在西河講學。子夏是孔子的學生，名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歲，生於公元前507年。魏文侯在延請子夏來西河的時候，子夏已是百歲老人，很少親自教授了。而且子夏由於老年喪子之痛，哭瞎了眼睛。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齊人公羊高、魯人穀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貢的弟子田子方。

子夏的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傾向，在孔門弟子中，子夏並不像顏回、曾參輩那樣恪守孔子之道。他是一位具有獨創性因而頗具有異端傾向的思想家。他關注的問題已不是“克己復禮”（復興周禮），而是與時俱進的當世之政。因此，子夏發展出一套偏離儒家正統政治觀點的政治及歷史理論。

子夏說：“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論語·子張》）由此可見，子夏心目中的君子是知權術有心計的君子，已不再是孔子倡導的那種“溫文爾雅”、“坦蕩蕩”的醇儒。這些觀念，體現出法家察勢和用權的精神。與儒家主張恪守禮義一以貫之的君子之道顯然相悖。因而被儒家正統學派認為是投機。以至子夏的再傳弟子荀子也曾指摘子夏城府深沉：“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儼然而終日不言。”（《荀子·非十二子》）。但吳起、商鞅變法，都首先採取示民以信的政治策略，顯然源出於子夏之術。子夏注重君王用權之術，認為君王必須注意研究政治歷史。他說：“有國有家者不可以不學《春秋》。” “善持勢者，早絕奸之萌。”（《韓非子·外儲說》）主張治國者要學習《春秋》等史書，汲取歷史教訓，消除危機於萌芽狀態，防止失權以至政變。

儘管子夏非常注意養生，身體一直很健康，但畢竟年事已高，而且雙目失明，最初對魏文侯的邀請是很猶豫的。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國士人的靈魂宗師，決心一定要請子夏到西河坐鎮。於是，魏文侯親自拜子夏為師，對子夏異常尊重。給國君做老師是儒者的最高榮譽，即所謂的帝王師。子夏是第一個享有這個榮譽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沒有享受過如此尊高的榮譽。子夏被魏文侯的誠意感動了，決定親自到西河坐鎮。

由於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師，而且親自坐鎮西河，華夏文化的重點就轉到了魏國，轉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學派。

子夏在西河的象徵意義極其重大，不僅對秦國、楚國、趙國這些外族文化佔上風的國家的懷化作用十分顯著，而且使魏國儼然成為中原各國中的文化宗主國。

儒本來是以教授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教師。而六藝是貴族和士人在治理國家中必須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儒由於各有側重而產生不同的流派，相當於不同的學科。魯國的曾參之儒是以重禮，尤其是重孝為代表的流派，培養的是掌禮之儒，這些人不以經世濟用為特長，在各國官僚系統中的地位不高。子夏之儒培養的是經世濟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國的官僚系統中，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儒學流派。子夏到西河后，謀求進身的士人紛紛轉入西河學習。這個時候，西河學派應魏文侯的要求已經不以貴賤為收取學生的標準了。子夏由於不親自教課，而且已經享有了魏文侯師的至高榮譽，也就不計較了。這些士人在西河學派學習后，很自然地選擇魏國為其效力的首選國家。這樣，西河學派為魏國吸引、培養了大批官員。各國的士人對西河都很嚮往，魏國無形之中成了他們理想的效力國家。

西河學派教授的內容很豐富。公羊高與穀梁赤本來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學生，但由於他們教授的歷史學科春秋是以服務國君為對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們的地位。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為後來春秋公羊傳的藍本，穀梁赤口授的春秋成為後來春秋穀梁傳的藍本。子貢的學生田子方傳授的不僅包括儒本身的六藝，還包括子貢對儒學的發展，縱橫術與經商的本領。縱橫術是士人成為官員后，從事外交所必須具備的才能，而經商致富則是一個官員富國富民所必須要掌握的知識。子貢、田子方對傳統六藝的發展是與當時的時代發展，各國對官員的要求相適應的。段干木是子夏看重的一個學生，他的教授中還可以看到子夏培養高級官員的精髓。魏文侯擔心段干木培養的高級官員不為魏國所用，反而與魏國為敵，便讓段干木主要教習魏國的公室貴族，並請子夏能夠對自己的子弟能夠指點。

魏國本來對儒是不重視的，魏國的文化與韓國一樣，起初受衛國的鬼谷文化影響最大。

魏文侯時，使用大臣不看出身，重視能力，提拔了很多平民和有戎狄背景的人才，魏國的貴族很少得到重用。魏文侯重用的最重要的兩個人物吳起和李悝都是來自衛國的平民。樂羊、西門豹是魏國的平民。翟璜是戎狄出身。只有魏成是魏文侯的弟弟，出身貴族。而魏文侯以後，魏國的大臣結構由於魏文侯對鬼谷學派和西河學派的融合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段干木及得到其真傳弟子的教授下，魏國的公室貴族出現了大批的人才，如公叔痤、公子昂，成為魏國高級官員的一個主要群體。田子方的後學逐漸融入到段干木這一支。魏國大臣的另一個集團則是受鬼谷文化影響出身平民的人，其中以公孫衍和龐涓為代表的西河出身的很多。這兩個集團在魏文侯以後的魏國政壇爭奪很激烈。後來，受西河學派影響很大的貴族集團佔了上風，魏國逐漸衰落了。而公羊高和穀梁赤這兩支很少出現有政績顯著的高級官員。

西河學派與鬼谷學派的爭鬥在魏文侯在世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鬼谷學派雖然不像西河學派這樣大張旗鼓地收徒講學，但也在不斷地表達不同的學術見解。其中最突出的一個事件就是吳起與公羊高、穀梁赤對春秋的爭論。歷史是當時貴族和士人教育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學科，而春秋是必講的一門課程。但由於春秋只記結果，不記過程和背景，如何解釋春秋記載的歷史事件的真相就成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了。魏文侯出於控制士人的目的，拔高在學術上並不是很深透、比較迂腐的公羊高和穀梁赤的地位，使公羊和穀梁學派的忠君思想深入士人之心。而吳起由於早年投身曾參被逐的經歷，對腐儒產生了很大的敵視情緒。吳起根據自己的春秋的理解，作了一本左氏春秋傳，與公羊春秋傳和穀梁春秋傳相抗。吳起對春秋的見解要更符合實際，更符合政治軍事鬥爭的實際，但是魏文侯不想讓更多的人了解政治、軍事鬥爭的實際情況，對左氏春秋傳很少宣揚。由於魏文侯的扶植，公羊與穀梁兩派佔了上風。吳起對此很鬱悶。

子夏在西河沒有幾年就去世了，但其在西河的象徵意義卻長期存在，魏國取代魯國成為中原各國的文化中心。魏文侯尊子夏為師的政治效果十分顯著。

魏國之所以能夠稱霸百年，一方面是由於強大的軍事實力，另一方面就是因為魏文侯把魏國變成了中原各國的文化中心。

除子產是一位時代的前驅者，雖應時而立法，但無一定的法理意識之外，其他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便都是以學者的立場，以一定的法理為其立法的根據的。但從這兒可以總結出兩個淵源。李悝、吳起、商鞅都出於儒家的子夏，是所謂“子夏氏之儒”，慎到和申不害是屬於黃老學派。但慎子與申子亦復不同，慎子明法，而申子言術，慎是嚴格意義的法家，而申子是法家的變種——術家了。慎雖屬於黃老學派而後於子夏，可知他的明法主張是受了子夏氏之儒的影響。因此，前期法家，在我看來是淵源於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禮制的一派，禮制與法制只是時代演進上的新舊名詞而已。《論語》載子夏論交，“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正表明著法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