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瓦廂決口

瓦廂決口造成大改道，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它可以從三方面來論述。

第一，1855年前後，正是清朝政府的多事之秋，中國大地上戰火四起，風起雲湧的農民革命和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震撼著搖搖欲墜的清王朝政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銳。

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在此後的十多年內，太平軍北伐、西征，席捲了大半個中國，一直堅持到1864年。與此同時，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鬥爭也不斷爆發，長江南北都有各種秘密宗教組織進行反清鬥爭。尤其是活躍在長江、黃河之間的捻軍，對黃河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外患方面，1860年，英法聯軍攻到北京，咸豐帝倉皇逃往熱河，於次午死於熱河，慈禧太后掌握朝政。

頻繁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壓榨、掠奪，使社會經濟受到嚴重打擊。據《清史稿·食貨志》記載：“道咸以降，海禁大開，國家多故，耗財之途廣而生財之道滯，……天府太倉之蓄，一旦蕩然。”正是在這種“國用大絀”的情況下，銅瓦廂決口發生了。

第二，黃河的行政管理自乾隆中期后就日趨腐敗。上下官吏串通舞弊，河工開支極大。在官方的奏報中雖然難以看出真實情況，但在野史中卻有這樣的感嘆：“嗟呼！國家歲靡巨帑以治河，然當時頻年河決，皆官吏授意河工掘成決口，以圖報銷保舉耳”，同射憤怒指出：“南河歲修經費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上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餘以供官員之揮霍”，“竭生民主膏血，以供貪官污吏之驕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貧苦。”這樣的事實使後人看來觸日驚心，但在政治黑暗的清代末年；這樣的悲劇確實一幕又一幕地上演著。

由於河政腐敗和清朝政府經費拮据，黃河河道狀況惡化，工程失修，道光末至咸豐初年已經出現難以維持的局面。咸豐元年（1851年），黃河在豐北廳三堡決口，堵口三次，最後都沒有成功，一直到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豐北口門仍然沒有堵住。

在豐北口門的堵口過程中，揭露出河工上弄虛作假的種種舞弊行為。例如挑挖引河，原估挑深三丈“其實入地止一丈有餘，且上寬下窄，中高邊窪，弊端不可枚舉。”其餘如料垛被燒，搶險經費挪作它用，以及“河工撥給之款，拔多發少……竟有要工一處發帑銀三千兩除所扣外只餘數兩者”。如此上下貪污，管理混亂，工程修防難以維持是可以想見了。

第三，從改道前的黃河河道形勢看，它已經是一條很高的懸河，背河面堤高一般二丈至四丈余尺，個別地方達到五丈以上。懸河的高度道光五年（1825年）張井奏稱：“臣歷次周履各工，見堤外河灘高堤內平地三、四丈之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東河總督文沖又說：“黃河灘面高於平地二、三丈不等，一經奪溜，建瓴而下”。在河南省境內懸河較高處可達到四丈（約13米）以上，一般的地方5～10米，河南以下至清口的懸河高度約5～8米，清口以下的懸河高度約3～5米，越接近海口越低。

從以上三方面看，銅瓦廂決口前夕，一方面由於河政腐敗，國家多故，黃河失於治理，另一方面，懸河已經達到一定高度，河道狀況惡化，促成其改道的諸因素都已經存在了。

黃河流經封丘56公里，灘區面積241平方公里，是當地最為重要的生態廊道。依託黃河大堤這道綠色屏障，封丘縣規劃了“兩帶”“兩區”和“一城一園一傳承”的銅瓦廂生態帶。

“兩帶”包括黃河大堤綠化生態帶、控導工程連接線（穿灘公路）產業生態帶，將在這裡開展復耕造林、發展林果業、路網建設、黃河大堤生態通道、濕地公園建設等；“兩區”是指黃河大堤以北、李庄新區以東6000畝路網、林網、水網、電網、通訊網“五網”建設示範區和李庄搬遷后18箇舊村8000畝復墾區；“一城一園一傳承”則將打造“銅瓦廂新城”、銅瓦廂產業園和以銅瓦廂決口歷史淵源為依託打造的銅瓦廂景區、銅瓦廂古鎮等。

銅瓦廂生態帶建設，結合了黃河灘區居民遷建工程產業提升及生態發展整體推進、產城融合高質量發展示範園區和黃河流域封丘縣片區全域旅遊等多個項目，將成為黃河生態廊道中的又一個璀璨明珠，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與鄉村振興增添綠色力量。

銅瓦廂，這個曾經身披榮光的城池和堤壩，將在新的歷史機遇下，煥發出新的勃勃生機。

銅瓦廂是清代黃河上一處著名的險工，它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清初時，銅瓦廂險工“距交界九百餘丈”。雍正三年（1725年）板廠（在銅瓦廂之東）堵口后，“自頭堡起至七堡止依舊有堤形創臨黃越堤一道”。這條越堤的頭堡至四堡長四百七十一丈即為銅瓦廂險工。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情形略有變化。這一年溜刷潰堤，於中間開放水戧，刷塌堤身一百八十丈，存上首長二百五十丈，作為上壩，下首長四十丈，作為下壩。此時的上、下壩即為銅瓦廂險工。

至嘉慶末年，險工範圍擴大，“越堤頭堡至四堡埽壩相聯，皆名銅瓦廂上下壩”。並且“該處河溜上提下移，或并行，或逼堤，或倉猝而來，或旋踵而去，勢不可測。防守之法，未可稍忽也”。道光年間，銅瓦廂上下壩仍是一個溜勢頂沖的險要之處。

由於銅瓦廂形勢險要，清初以來就是黃河上重點修守的要工，因此，它的決口更加引起人們的注意。以下對這一史實作一初步分析。

這次決口在六月十九口漫溢過水，二十日全行奪溜，分析這次洪水情況有以下特點：

（1）伏汛前峰低量小，各路錯峰。根據官方文報，伏汛以前，寧夏府黃河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兩次共漲水八尺三寸。萬錦灘黃河於五月十六並六月初三日兩次共漲水六尺七寸，上游和中游漲水沒有完全重疊。而武陟沁河的漲水也早在四月十九至二十三日，雖然十次漲水一丈三尺，但與黃河洪峰沒有相遇，未造成大的洪水，因此在六月十八日代理東河總督蔣啟敭的奏摺中說，伏汛以前“核汁來源，尚不過旺”。

（2）汛期來勢猛，各路並漲。六月十四至十七日黃河、沁河、伊洛河，同時猛漲，洪峰遭遇。據報稱，萬錦灘黃河於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五次漲水共一丈五尺五寸，武陟沁河也在六月十四至十七日五次漲水一丈六寸，同時鞏縣洛河十六日酉時長水三尺。各路來水十六日十時之間共長一丈八尺五寸。三路來水均在幾天之內“同時下注，過形猛驟”，致使下遊河道宣洩不及“六月十五至十七日下北廳志樁驟長水，積至一丈一尺以外”，“兩岸普律漫灘”，“間多堤水相平之處”（以上均據《再續行水金鑒》卷92及《清官檔案》咸豐五年奏摺）。從這次洪水來源看，伊洛河和沁河是主要來水區域之一，這一河段即今稱之為三花間的區域。這一地區暴發洪水對下游構成的威脅是相當嚴重的。歷史上屢有沁黃並漲而下游決溢的事例。

（3）洪水的持續時間自十七日盛漲之後，其間有否消落不得而知，二十二日始有力錦灘子時漲水四尺八寸的文報。而這已經是奪溜以後的事情了，可見漲水的時間不長。

這次決口的地點據七月初七日李鈞查勘，“系在蘭陽汛三堡以下四堡以上無工處所”。決口的經過據十八日蔣啟敭奏稱，當六月十七日大雨一晝夜后，十八日即“水長下卸，下北廳蘭陽汛銅瓦廂三堡以下無工之處登時塌寬三、四丈，僅存堤頂丈余”。二十六日河南巡撫英桂所奏基本相同：“詎料十八日河勢忽然下卸於三堡無工處所，大溜奔騰，直注如射，數時之間將大堤潰塌四、五丈，僅存大堤頂寬數尺”。結果於十九日漫溢過水，初尚分溜三分，至二十日全行奪溜。

根據官方奏摺提供的情況來看，這次決口是由於大溜頂沖位置下移，造成潰堤漫溢所致。當然，是否“大溜下卸”已無從查考，但是蔣啟歇和英桂的奏摺中卻有兩點值得推敲，一是稱這次決口的地點為無工處所；二是把這次決口歸結為漫溢所決。現就這兩點作些分析：

其一，六月十八日和二十日蔣啟敷都奏明決口地點是在三堡以下無工處所。但是朝廷似乎不太相信，因此責令“查明此次漫口是否實系無工處所，不得籍詞掩飾。”結果東河總督李鈞查勘后稱實是無工之處“原奏尚無欺飾”。但是根據改道前資料分析，這一帶應屬有工地段。第一：嘉慶年間在蘭陽汛頭堡至四堡間就修過不少埽工、壩工，以後雖有些淤廢，但是嘉慶末至道光初的情況仍然是：“越堤頭堡至四堡埽壩相聯，皆名銅瓦廂上下壩”。埽壩相聯的說法證明這一帶仍然工程很多。第二，道光十五年加邦蘭陽三堡至四堡大堤時，堤頂寬度都很大，大部分工段子堰頂寬三丈，底寬四丈，大堤頂寬度更達到十丈。說明這一段是重點修守的要工。而當時一般無工處堤頂只有二、三丈。第三，咸豐五年決口前銅瓦廂就是連年出險的要工，道光以來，上、下壩拋石、廂埽築壩的工程就一直沒有中斷。關於這方面的記載不乏文字。茲摘錄若干段於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鍾祥奏：“下北廳蘭陽汛銅瓦廂舊有碎石之上壩下首三埽，雞嘴挑壩三埽……以上共二十六段，每段用石自一百八十餘方至一千四百餘方”。

道光二十八年（1849年）十月鍾祥奏：“蘭陽汛銅瓦廂上壩下首三埽，前道光二十二、三年及二十七年原拋、加拋碎石……三千三百三十二方。今加拋新石……九百八十五方。”

咸豐元年閏八月顏以燠奏：“中間下北廳蘭陽汛銅瓦廂上壩上首無埽之處拋護石垛二道”。

咸豐三年七月長臻奏：“下北廳蘭陽汛銅瓦廂下壩以下順堤舊有埽工八段”。

上面已經指出，越堤的頭堡至四堡都叫銅瓦廂上、下壩，不但上、下壩都屬險工範圍，而且上、下壩的上面和下面都有不少埽壩，何以獨獨在三堡與四堡之間沒有工程呢？因此說它決於無工堤段是不能不令人懷疑的。

當然，李鈞和蔣啟敭的奏摺中都說得很圓滑，是三堡與四堡之間的無工堤段。三堡至凹堡之間也可能存在無工堤段，但是既已決口就無從查考了。清末河政腐敗，官官相護的情況非常嚴重。在重大決口后查勘結果都是無工之處，道光二十三年中牟大工及咸豐元年豐北大工都是這種情況，雖然朝廷屢生懷疑也無可奈何，說明當時隱情謊報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其二，這次決口稱為漫決，漫溢的時間是六月十九日，但是據官方文報。六月十八至二十一日未見漲水奏報，其間可能還有消落，六月十八日仍只提到潰堤，既然在洪峰最高的十六日前後投有漫溢，何以在十九日反而漫溢過水呢？況且當時是在不斷搶險之中，大堤會不斷加高。所以漫溢的說法是值得考慮的。從當時搶險的情況看，“南風暴發、巨浪掀騰”，很可能是浪撲堤頂，造成潰塌，其實洪水未必就高於大堤，銅瓦廂是連年出險的要工，防範應是較嚴的。因此，這次決口為衝決的可能性很大。

銅瓦廂是黃河著名險工，咸豐五年決口前銅瓦廂的險情就非常嚴重。咸豐元年，東河總督顏以燠說：“兩岸埽壩處處著重，而以下北廳尤為險要，全河溜勢側注蘭陽汛銅瓦廂並十四、六、七堡一帶趨刷”。因此他不得不坐鎮廟工，親督搶險。咸豐三年（1853年）長臻奏稱：“下北廳蘭陽汛銅瓦廂上次搶險之處溜勢下卸，又出奇險”。可見在改道前的幾年中，銅瓦廂連年搶險，已是東河上一處最險要的地方。

咸豐五年，險情仍然嚴重，這年三月東河總督長臻查東河河勢有四處尤為險要，銅瓦廂即其中之一，當時即“嚴飭各道廳妥為布置”。這是銅瓦廂搶險的序幕。六月十五日漲水以後，險情日趨嚴重。

搶險的具體方法在六月十八日以前未見記載，六月十八日塌堤以後，採取簽樁廂埽，拋護磚石的措施。以防繼續潰塌，但是水深浪急，且大堤已塌去五分之四，廂埽十分困難，即使打樁，埽個也很難固定，又採取拋磚石偎護堤根的辦法。另外又扎枕擋護，同時加邦后戧，這種辦法一般適用於堤腳被刷，堤身陡立的情況。而這時大堤已剩下很單薄的一層了。至於十九日過水分溜三分以後，採取什麼措施則未見提起，仍用原法，顯然難以奏效。

從搶險過程看，前後歷時兩天多，大堤是逐漸潰塌的。搶險工作十分不力。

大塌初決時只分溜三分，奪溜后口門即刷寬至七、八十丈。十多天後，塌寬至一百七、八十丈，至咸豐十年（1860年），口門的水面寬度達到五百零九丈。坍塌十分迅速。

口門的深度初決時西壩下水深4～5丈，東壩下水深1.5丈，河底類斜坡，西壩較為吃重。以後溜勢不斷滾動，兩邊壩頭都有沖刷潰塌，至同治末年，口門寬度達到八里，沖深達到三丈。

咸豐五年河決后，黃河在蘭陽至張秋的幾百里範圍內，南北遷徙擺動達二十餘年，不但使魯西平原上很多河道沖斷、淤廢、遷改，而且在黃河漫流所及之處廣泛地淤積。

蘭陽三堡河決后，溜勢首先趨向西北方向，淹及封丘及祥符縣屬村莊，然後折向東北，淹及蘭儀、考城並直隸長垣縣之蘭通集（今蘭通，在黃河東岸蘭考與東明交界處）。白蘭通集以下，溜勢分為兩股，一股東入趙王河，過菏澤東、鄆城西東北行穿運。另一股向西北行，過長垣縣屬之小青集（今小青，位於長垣縣東南12公里）折向東走，“經宜豐里、由義里、青邱里、海喬里歸入東明縣境張表屯一帶，”再北折至東明縣之雷家莊分為兩股，“一股由直隸東明縣南門外下注，水行七分，經山東曹州府以下，與趙王河下注漫水匯流入張秋鎮穿運”。雷家莊在何地不詳，但這一股支溜是由洪河經東明縣南門外的，《續東明縣誌》載：銅瓦廂決口后“其支溜入洪河並繞漆河，”可以證明這—點。出東明南門后折向東走，與趙王河會合，這一股水行七分，那麼繞漆河一股就是由雷家莊分出的另一股，這一股穿過洪河後繼續向東北流，大約在東明縣西北面匯入漆河，順漆河而下過東明縣北門再東北入洪河，然後“經茅草河由山東濮州城及白陽閣、逯家集，范縣以南漸由東北行至張秋鎮穿運”。這一股水行三分，這是黃河初決時的溜勢。

至十月份溜勢發生變化。仍分三股行走，“一股從趙王河斜串洪河歷東明城南出開州（今濮陽）直向東北歸入濮州者為最大，其原趨菏澤縣城南北之二股溜勢轉小，北股先近城垣，近已漸往西掣”。斜串洪河的另一股，是從趙王河分出的又一股支溜。它從趙王河的何地分出不詳。《畿輔通志》載：“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大溜入境內賈魯河，分流仍入洪河”說明“斜串洪河”的一股是由賈魯河分出去的。又咸豐七年（1857年）“黃河復由賈魯河徙而北折，自李官營別開新河入曹州之七里河”。可見咸豐七年以前已經有一次溜勢自賈魯河北折的情況。這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次。所以這一股支溜應是由賈魯河北折經李官營達東明城南，然後斜串洪河出開州。

十二月，大溜仍分三股行走，曹州府城坐當頂沖，護城堤岌岌可危“南二股即從堤外分支，一入趙王河在府城東，一入淘背河，在府城西，均與東明城南洪河一股匯合東趨，其由東明、菏澤交界常岡廟、米口、馬庄刷出支河數處，漫註定陶、曹、單、城武、金鄉五邑”。在這段文字中，趙王河在府城東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原文敘述的情況看，是從護城堤外分出兩支，西面一支竟然流到淘背河去了，淘背河在長垣縣境內，菏澤縣西南三、四十公里的地方，河水理應朝東北或偏西、偏東都可能，而往西南方向倒流回來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咸豐五年洪水波及的範圍北面到達開州、濮州、范縣的南界，南面到達趙王河，東南方向到達曹、單等五縣。

咸豐七、八年（七年或八年說法不一），“由賈魯河徙而北折，自李官營別開新河入曹州之七里河，繞而東北”。這股北折的支溜就是咸豐五年十月“由賈魯河斜串洪河”的那一股，上面已經提到，可能以後溜勢微弱，這一年大溜又從這條路北上，因此有“復自賈魯河徙而北折”的說法。

咸豐八年（1858年），溜勢在長垣縣小青集附近發生變化，“改經以西蘭岡里、黑岡里、裴村裡、大張里歸入東明縣境邢庄一帶”。邢庄與李官營村相隔只有2公里，這樣兩股溜勢在邢庄與李官營附近交匯后，分別往東北和北面流去，往東北一支匯入七里河。咸豐八年溜勢主要分為四股，分別走洪河、七里河，趙王河。另有一股由考城分支漫註定陶、曹、單等五邑。

咸豐九年（1859），考城一支淤塞，曹、單等五縣涸出，咸豐十年，河勢愈向北面發展，由七里河繞，向東北的一股井入洪河，洪河益闊大，逼近東明縣城，又於城西分溜向北，漫入開州南界。這時東明縣以上的河勢已經較為集中，山東明縣以下溜勢開始分漢，“一股西入開州境，又復分為三股人濮境，由范縣境內分流至陽谷、壽張之張秋鎮穿運入東阿縣境”。溜勢總共分為五支，都由東明縣境內分出，但這五支都從何地分出未見詳述。

咸豐十一年（1861年），“河決金堤，水圍州城（指濮州）汪洋極一百四十餘里”。可見漫水已經向北面發展到金堤了。

咸豐年間，黃河溜勢一直是或分或合，水勢散漫，正溜無定，“或一股分為數股，或數股合為一股”，其寬度“二、三十里至七、八十里”“深不過七、八尺至一丈一、二尺”其溜勢主要是沿著殘留的枯河或溝渠而漫衍。

同治二年（1863年），河水大發，來源極旺，“一股直下開、東，一股旁串定陶，曹、單等處”。下開、東一股仍由蘭通集入長垣境，在小青集（盤岡里）附近發生變化，“改徑以西樂善里、海渠里、大留里、新安里、竹林里、遷岡里、鮑固里、褚城裡、於林里歸入東明縣境”這條路線即是原來的沙河河道，由沙河入洪河經雲台口入東明縣城，灰即西移“由李連莊趨高村復折而東，由皇莊、劉庄入山東界”。山東省境內具體路線記載缺少，但從河勢發展看，很可能過賈庄沿臨濮、箕山一線，這一條頗為重要的河道，在何時形成未見詳述。

同治三年（1864年），開州黃河繼續北徙抵達金堤，“渠村、郎中、清河頭等庄俱遭淹沒”。遇到金堤阻擋后，順金堤“自西南斜趨東北，濮州直當其沖，由濮而范又東北過壽張境至張秋穿運”。這時開州、濮、範金堤一線都受到洪水淹浸，洪水的主溜基本都移到金堤的南面。滔滔洪水，勢不可擋。同治五年（1866年），水灌濮州城，以致官署遷徙流移，數年後才安定下來。因此劉長佑說：“開州黃河，日漸北趨，畿疆慮遭浸灌”，“近年新修金堤概被沖刷，情形十分危急”。次年三月又說：“開州金堤正當大溜下注，綿延一線”。這時漫流已經較為集中，據同治六年（1867年）蘇廷魁查勘了蘭陽至牡蠣嘴海口三省二十餘州縣的情況后稱：“黃流直趨東北，並無斜串旁支，咸豐五年時被水最重之菏澤、定陶、鄆城、金鄉等處，近因距河漸遠，稍免水患”。這時候的黃河已經和初決時分歧錯出的情形大不相同，大溜沿濮范一線而下。

但是洪水無法越過金堤，在同治六年又開始向南轉移“自竹林經毛茈至州境，司馬、焦邱、安二頭、習城俱為河正流”。這幾個村鎮都在開州的南面，今黃河的北岸，大溜過習城以後，折向東趨，斜串趙王河，並在同治七年（1868年）決趙王河東岸之紅船口，繼續東行沖鄆城，灌入濟河，鄆西盡水，穿運的地點則南移至安山。

主溜南移至趙乏河、沮河一帶后，河身成為東、西形勢，同怡十年（1871年）紅船口淤塞，大溜北移於張家道口，“分為二股，由鄆城縣城南北並趨沮河東岸”。其中南股較大，沖快候加林，釀成有名的候加林決口，洪水漫及濟寧、汶上、嘉祥等處，並灌入南陽、昭陽等湖，威脅運道，災區十分廣泛。不得不於次年興舉大工，給予堵合。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溜直衝鄆城縣城垣，水自城西北隅入城。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決張家支門以及東明縣之岳新莊、石莊戶，溜勢分為三股，“由石庄支門經下湖運者為南溜，由正河北注折入鄆、壽者為北溜，由紅川分入沮河者為中溜”。三支中南支最大，往東南斜注，北支就是所謂正河，大概經由臨濮、箕山一帶往東北穿運。三支互相串漫。“忽南忽北，河無正身”。這期間，東明以上河勢已經相當穩定，河流的方向與今河基本相同。

同治十三年（1874年），石莊戶口門奪溜，大溜由嘉祥、魚台趨南陽湖入運河。運河兩岸，南面豐、沛所屬，北面滕、嶧濱湖民地俱遭淹沒，以致“邳州、宿遷、桃源、海州、贛榆、沭陽各屬人民盪析”。大溜由中河及六塘河歸海。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同治六年前後，散漫的洪水已經有集中的趨勢，雖然仍然有分支和漫流的現象，但是大溜變遷到那裡，那裡就是主要災區，那裡的問題就最嚴重，這一事實說明，這時候的大溜已經不是和支漢具有同等的氣勢了。在方問上和水力上它已經明顯地佔據主導地位。正因為如此，才得以在賈庄堵口后，使河溜歸一。

光緒元年（1875年）的賈庄堵口，並修起南岸大堤，使黃河形勢為之一變，大溜全趨臨濮、箕山一帶，旋於秋間北徙。次年南岸濮、范又修起夾堤、黃河南泛的道路被阻擋了。光緒三年（1877年）北岸臨河民埝告成。銅瓦廂口門至漁山段堤防連貫齊全，黃河水被約束於兩岸堤防之間。當然，以後仍有衝決民堰的事情發生，但沒有重大的溜勢變化，使這條行水道路一直保持至今。

綜上所述，自咸豐五年至光緒三年，黃河在銅瓦廂至張秋的三百餘里道路內南北遷徙擺動，北面衝擊金堤，南面灌入沮河，還有串入曹、單等五縣的多股。波及的範圍十分廣泛。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咸豐五年至十年（1855～1860年），分支多股行走，沒有主溜，南面到達趙王河，北面到達開州（今濮陽）、濮、范的南面；第二時期，咸豐十—年至同治五年（1861～1866年）大溜逐漸北徙，灌濮州，沖開州金堤，大溜由金堤而下；第三期，同治六年至十三年（1867～1874年）；大溜又南徙，河身成為東西形勢，走趙工河及沮河。在這二十多年中，黃河南面淤高後向北擺，北面淤高後向南擺。雖然是支汊錯雜，溜勢無定，仍然可以看出一些規律性。

決口的洪水穿過運河后，匯入大清河，使大清河迅速沖寬刷深，至同治末年已是一條深通的地下河，但光緒初年以後，運西的漫流逐漸集中，並修起堤防，使進入大清河水流的含沙量增加，這樣大清河又轉向淤積，至光緒八、九年，河患明顯增加，光緒九年至十一年，大清河兩岸修起了大堤。新河道初步形成。

銅瓦廂決口，可以說是明清黃河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決口，分析考察這次決口前後的一些具體問題，是我們認識明清黃河的一面鏡子，也是了解黃河何以決口改道的一把重要鑰匙。通過對這次決口情況的詳細考證，從而對今天黃河的最初形成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尤其是對運河以西溜勢變遷的考證，對認識黃河河床的變遷、新河道的形成以及黃河對這一帶水土資源的影響，都具有直接的意義。

銅瓦廂決口后，由於二十年內幾乎沒有採取什麼措施，造成的損失是十分慘重的，漫流的洪水在運河以西寬達二、三百里，在運河以東大清河兩岸，南面流入小清河，北面決入徒駭河。總的波及範圍達十府（州）四十餘州縣，受災面積約三萬平方公里。另外，還淹沒城市，沖塌城牆，一些城市不得不遷移以避水患，還造成口門以上黃河的沖刷以及山東水系的變遷，這些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二“清代述異”。

《再續行水金鑒》卷九十一。

關於這些材料的詳細論述參見原論文。

《再續行水金鑒》卷六十二。

《再續行水金鑒》卷八十一。

《續行水金鑒》卷四十五，據《河南通志》圖繪，這個交界應指蘭陽與陳留的交界。

所謂開放水戧，是以水作后戧化險為夷的一種措施。由於堤防的背河面有深塘，臨背差大，水壓力大，深塘灌水后，平衡了堤防內外的壓力。

《續行水金鑒》卷四十五。

《再續行水金鑒》卷九十二。

根據“清代故宮檔案”堤工加幫清單。

“清代故宮檔案”（水科院水利史室藏號1177-2）八月十一日奏。

“清代故宮檔案”（1295-29）十月二十七日鍾祥奏。

“清代故宮檔案”（咸元10-17）。

“清代故宮檔案”（咸三11-20-21）。

“清代故宮檔案”閏八月十七日奏。

“清代故宮檔案”（咸三11-24-25）七月二十三日奏。

“清代故宮檔案”三月十七日奏。

《增續長垣縣誌》。

《再續行水金鑒》卷九十五。

《續東明縣誌》。

《再續行水金鑒》卷九十四．

《濮州志》。

《再續行水金鑒》卷九十三。

《再續行水金鑒》卷九十六。

《開州志》。

《再續行水金鑒》卷九十七。

潘駿文：《潘方伯公遺稿》卷一。

《山東通志》卷一百二十二。

《再續行水金鑒》卷一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