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大師

由於世亂，道安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

道安，本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西南)人。幼聰敏，十二歲出家。後事佛圖澄為師，甚受賞識。因北方戰亂，南下襄陽，居十五載。后入長安，居七載，竟卒。道安著述、譯經很多，對佛教貢獻很大。自漢以來，佛學有兩大系，一為禪法，一為般若，道安實為二系之集大成者。他提倡「本無」(即性空)之學，為般若學六家之一；確立戒規，主張僧侶以「釋」為姓，為後世所遵行。弟子甚多，遍布南北，慧遠、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門下。道安是當時譯經的主持者，在他的監譯下，譯出了《四阿含》、《阿毗曇》等經共百餘萬言。他對以前的譯本作了校訂和整理工作，並編出目錄。其提出的翻譯文體問題和「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對後世影響頗大。他博學多識，以才辯文學著稱，文章為當世文人所重。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當前秦王苻堅攻克襄陽時，他曾說：“朕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師。

道安重視般若學，一生研講此系經典最力，同時重視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禪法，對安世高所譯禪籍註釋甚多。由於道安綜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禪法、戒律等系佛學，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學思想，得以較完整的面目呈現於世，因此，道安大師被視為漢晉間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因道安大師出生時手臂多長一塊皮肉(皮手釧)，時人即稱之為“印手菩薩”。

道安大師(西元三一二～三八五)天資聰穎卻形貌甚陋，十二歲出家后，不為師父重視，被打發到田間從事勞役工作。然而道安無怨無尤，持齋守戒，從不懈怠。

數年後，道安向師父索求經典研讀，首先得到《長者辯意經》，經文長約五千言。道安利用白天工作休息時研讀一遍，晚上回寺已能背誦全文，於是將經卷交還師父，請求閱讀其他經典。師父感到訝異，未能置信，但仍取《成具光明經》給道安，經文長約一萬字。次日道安一面在田間工作，一面將全部經文背誦於心。晚上回寺后，又將經卷交還師父，師父手持經卷，只見道安行雲流水地背出全文，一字不差，而大感驚詫，從此對道安另眼相待，並允許道安受具足戒后前往各處參學。

東晉成帝咸康元年(西元三三五)，道安遊學到後趙京師鄴縣(今河南臨漳)，求見當時被後趙統治者石勒奉為大和尚的北方教界領袖佛圖澄。兩人相見如故，佛圖澄對道安非常賞識，二人暢談終日。佛圖澄認為道安見識深遠，非其他弟子所能及，因此講經時往往命道安複述，有時甚至讓道安代為宣講。大眾不服，疑難紛起，但道安每每輕易化解眾人的質疑，使得原有成見的同參道友，個個為之嘆服。所以當時盛傳一句話：“漆道人，驚四鄰。”所謂“漆道人”就是膚色黝黑，其貌不揚的道安。

佛教初傳中國時，為了適應傳統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國人熟悉的語彙或概念，特別是老莊術語來加以比附詮釋，此稱為“格義”。道安早年也應用此法來解釋佛理，但後來意識到以“格義”理解佛義，不免有其局限，且容易誤解。因此道安遷徙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時，曾與舊友僧光法師討論此事，表示對格義的不滿，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但僧光認為格義之法為先達所創，不應妄論是非，而主張拘

守舊法。道安則立場嚴明，堅持弘揚教理不宜分別次第先後，應首求準確。道安不拘舊說，敢於創新，一代宗師的氣概於此可見。

石趙滅亡后，北方戰亂不休。為了逃避戰禍，道安師徒四百餘人決定離開北方，取道南下，投奔東晉的轄地襄陽。為了廣布教化，行至新野(河南新野縣)地方，道安派遣部分徒眾往巴蜀，部分徒眾下揚州，自己則帶領大部分門徒繼續南下襄陽。

往襄陽之前，道安的聲名早已傳遍東晉。入襄陽后，東晉境內四方學士競往師之。當時荊州刺史桓豁、襄陽鎮守朱序、宣威將軍郗超等人與道安均有往來，或請道安講法，或者供養用物，多方給予支持。其中，郗超不僅遣使送米千斛，並且修書累紙，深致殷勤。然而眾人之中，與道安交誼最深的，則屬東晉名士習鑿齒。

習鑿齒博學廣聞，以文名著稱，其辯才早已名滿天下。而在道安抵襄陽之前，習鑿齒亦久聞道安之名，故特意修書通好並前往拜訪，自我介紹曰：“四海習鑿齒。”

道安應聲回答：“彌天釋道安。”二人機鋒相對，禪意盎然，時人稱許，以為名對。習鑿齒後來並向謝安推薦道安，力贊道安知識淵博、道風嚴謹，不以神通惑眾，全憑高超的智慧遠見與道德學問律己教人，所以得以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格。

道安南下襄陽時期，東晉玄風鼎盛，大批清談名士熱烈討論本末、有無、體用等玄學主題，深深影響當時上層社會。為了適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道安在弘法活動中，往往刻意宣講思想上能與玄學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學，將當時玄學界的一些爭論引入般若學加以研討，創立了影響深遠的“本無宗”學派，成為般若學中創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這是道安對早期佛教傳播發展的重大貢獻。同時，為了發展般若學風，道安在襄陽十五年間，每年講兩遍《放光般若經》，從無廢闕，並不斷創立新解，由此導向江東玄風，深受玄學家們一致歡迎。玄學名士習鑿齒將道安大師的弘法活動稱為“玄波溢漾”、“玄味遠猷”，此代表東晉上層社會玄學士大夫們對佛教的尊崇。

此外，道安思及佛教傳入中國后，雖有大量佛典譯出，但由於佛經文體艱深，語言難度高，加上時代條件各異，翻譯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轉譯的素質上難免參差不齊，隨著年代久遠，展轉傳抄，舛訛相悖的情況日益嚴重，甚至出現了許多後人編撰的“偽經”。有鑒於此，道安廣泛搜求各種譯本，加以篩選整理后，編纂出《綜理眾經目錄》，又稱《道安錄》。該書在校閱群經的基礎上，對各經譯者和翻譯年代進行嚴密考訂，並且嚴格辨別真偽，評定新舊，收錄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歷時約兩百年間的漢譯佛典與注經作品，為我國第一本佛典目錄。

《道安錄》問世后，其他經錄亦相繼出現，但大體而言都是在《道安錄》的基礎上擴展而成。道安建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為整飭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在註疏經典方面，由於舊譯經典時有錯誤，致深義隱沒，文理欠通。為此，道安遍覽諸經，先後為《般若》、《道行》、《密跡》、《安般》等經典，研尋文義，將佛經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佛經要旨一目了然，從此經義更具系統。

道安注經時，曾發願：“若我所說不違佛旨，願見瑞相指點。”當夜，果然夢見一白首長眉尊者來說：“君所注之經，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當助你弘揚佛道。”後來《十誦律》傳到中國，慧遠始知道安所夢僧人，原來是賓頭盧尊者。

隨著道安南下襄陽，佛法傳播範圍不斷擴大，各地僧團日益增多，為使僧尼行有節度，道安參照當時已有的律學，再配合實際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規，將僧尼的活動納入軌範，對當時的僧團影響甚大。

道安以前，中土沙門皆從師姓，師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則姓“支”，而由於各地各門姓氏不一，造成門派的分歧。道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前秦王苻堅素聞道安之名，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苻堅派軍南下，次年攻克襄陽，道安被送往長安，駐錫五重寺，備受推崇禮遇。由於苻堅的護持，道安主持數千人的大道場，同時組成一個譯經工作群，一時中外翻譯人才雲集，由道安親自指導，選經翻譯，並對所譯經典詳加校訂，一一作序。所譯經典主要以小乘說一切有部為主，兼及部分大乘佛經。共譯出佛經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約百餘萬言。

主持譯事過程中，道安總結譯經的經驗與困難，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由於佛經翻譯存在著五種情況無法與梵文原意相符，與三種不易翻譯的情況，因此道安提倡直譯，主張譯筆宜力求質樸，此一觀點，影響日後的翻譯甚大。隋代譯經家彥琮於《辨正論》中即引述道安的見解，並對道安“洞入幽微，能究深隱”深致讚歎！

東晉太元十年(西元三八五)正月，一位形貌醜陋的異僧求宿五重寺，當日維那師值夜殿前，忽見此僧人自窗縫中出入自如，深感驚訝，於是稟告道安。道安披衣而起，向此異僧禮訊，並詢問其來意，異僧回答：“我是為你而來的呀！”

“道安自揣罪障頗深，怎可能度脫呢？”道安說。

異僧道：“不然，你善根深厚，即可度脫，但需沐浴聖體，因緣始熟。”

道安再問：“我來世將往何處？”異僧以手向西北上空作勢，隨手撥處，雲開天霽，兜率天妙勝之境歷歷在目，數十僧人同見此景。不久，道安無疾而終，圓寂於長安五重寺，壽七十四。

道安為當代佛教界領袖，精通儒玄，工於辭賦，善屬文章，為我國東晉時期博學廣識的佛學家，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弘法者與組織者。道安所處年代，玄學衍盛，般若流行，由於道安神悟聰敏，博通經論，通達禪觀、般若、戒律奧義，而契入佛教哲學的菁華，故終能成為當時佛學思想的集大成者。

道安大師對於佛教的具體貢獻包括：組織僧侶，科制佛經，制定戒規，以釋為姓，整理佛典，主持譯經，編纂經錄，綜攝佛法等。其中任舉一項，都足以使他名垂史籍。由於道安的努力，將中國佛教素樸、草創的時期作一總結，而確定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因此，稱道安為中國佛教的奠基者，誠非過譽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