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一）研究部的建立及主要工作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調整，各大學的民族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系都被撤銷，於是，除原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山大學外，也有輔仁大學、北平研究院等單位的部分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及民族史等方面的專家、學者來到研究部。中央民族學院的研究部就成了民族學、社會學最後的大本營，也是新中國創建最早的民族學科教學與研究中心，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民族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史學家雲集的地方，如潘光旦、吳文藻、聞宥、楊成志、翁獨健、費孝通、林耀華、翦伯贊、吳澤霖、馮家升、王鍾翰、程溯洛、陳永齡、宋蜀華等。當時，費孝通先生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主管研究部工作，同時也在研究部兼職。研究部主任由翁獨健教授擔任。研究部下設西北研究室（室主任馮家升）、東北內蒙研究室（室主任翁獨健兼）、西南研究室（室主任翦伯贊）、藏族研究室（室主任林耀華）、中東南研究室（室主任潘光旦）和圖書資料室（室主任汪明瑀），以後又設立了國內少數民族情況教研室（室主任吳文藻），原屬中央民族學院院部的文物室後來也歸併到研究部（室主任楊成志）。

研究部成立后，協助政府組織並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活動。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參加民族識別

20世紀50年代初，中央政府多次組織中央慰問團赴全國各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和調查。費孝通先生曾作為中央慰問團副團長赴各民族地區。自1953年起，針對我國一些民族狀況不清的實際，開始由各單位抽調人員，對需要識別的民族進行實地調查。1953年8－10月，研究部的林耀華、傅樂煥、王輔仁、陳雪白、阿勇綽克圖到呼倫貝爾進行達斡爾民族識別調查；1953年9月，汪明瑀、胡克瑾、楊自翹到湘西進行土家族識別調查；1954年5－10月，林耀華、施聯朱、王輔仁、黃淑娉、陳鳳賢、王曉義等到雲南進行民族識別調查；1955年，費孝通、宋蜀華等到貴州進行穿青人、穿藍人的識別調查工作。以上調查對於當時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起到了指導性和示範性作用。研究部的許多學者在實地調查之後提出了對於各民族識別的意見，發表了一些有影響的論著。如費孝通的《關於少數民族族別問題研究》、傅樂煥的《關於達呼爾的民族成份識別問題》、汪明瑀的《湘西土家概況》、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及宋蜀華等人的《撒拉族的歷史來源問題》、《青海互助土族的經濟生活》等。

2、參與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

1956年，在全國人大民委組織下，開始進行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情況調查。調查之前，由研究部專家起草了《社會性質調查參考提綱》，並為參加調查的人員講解了有關社會歷史調查的基本知識。研究部的許多成員參加了具體的調查工作，成為社會歷史調查隊伍的中堅力量。

3、編輯出版了《民族問題譯叢》及《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

1954年，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開始編輯《民族問題譯叢》，作為內部資料出版。1955年由研究部繼續編輯，並改為公開發行。1958年，《民族問題譯叢》更名《民族研究》，由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輯出版；自1955年9月，由研究部開始不定期出版《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刊登了多篇對於新中國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有影響的論文和調查報告。《民族問題譯叢》與《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都是當時國內最主要的民族學和民族理論刊物，許多人接受民族學方面的初步熏陶就是從學習和閱讀這兩種刊物開始的。

4、其他研究和社會工作

研究部成立之後，為全面實施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疏通民族關係、順利完成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做出了貢獻，成為當時國家制訂民族政策、處理民族事務的最重要的研究諮詢機構之一。全國各地許多機關、團體和個人時常來信，詢問有關民族問題，了解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識。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也將各地有關信件轉到研究部，請有關同志解答。在50年代初期全國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之前，研究部已經派出多人到民族地區調查，如陳永齡、宋蜀華等人1953年曾到甘肅、青海調查土族和藏傳佛教寺院；胡慶均參加了訪問涼山彝族的工作；劉堯漢在1953年對哀勞山地區民族進行了調查。除社會調查外，研究部學者還編印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著作，如翦伯贊和吳恆等翻閱大量資料，編纂了《歷代各族傳記會編》，由中華書局出版；石鍾健、孫鋮、劉堯漢、周汝誠、楊甲榮等編著了《有關中緬國境線上少數民族的專著及論文索引》，由研究部印行。此外，還出版了林耀華、李有義、宋蜀華、王輔仁合著的《西藏社會概況》，馮家升、程溯洛、穆廣文合編的《維吾爾族史料簡編》等。在從事研究工作的同時，研究部的學者也參加了國際交流活動。如林耀華1956年5月參加了蘇聯科學院召開的“全蘇民族學會議”等。

5、最早招收民族學專業研究生

1956年，研究部分出部分人員組建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其中設立了新中國第一個民族學專業，並招收副博士學位研究生，這是新中國最早培養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單位。研究部本身則繼續從事民族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57年，開始籌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前身）。該研究所於1958年6月23日正式成立，其基本隊伍即由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成員組成。

6、反右運動與文革中的研究部

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后，研究部受到重大衝擊。研究部民族學、社會學和人類學領域的第一代學術領袖吳文藻、潘光旦、楊成志及第二代學者中的費孝通、李有義都被打成右派。他們的研究成果被當成“資產階級民族學”受到批判。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研究部的學者幾乎都經歷了“五七幹校”的“洗禮”，民族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被迫中斷，特別是被打成右派的學者都遭到迫害，潘光旦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至“文化大革命”後期，為編寫中國少數民族概況和編譯有關邊界和民族研究資料，將在幹校勞動的研究部部分人員抽調回校，並建立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室。吳文藻、費孝通、謝冰心、鄺平章、李文瑾等負責編譯工作，宋蜀華、施聯朱、王輔仁、吳恆、陳風賢、朱寧、黃淑娉等負責編寫各民族概況。1974年12月，以研究室名義印行《中國少數民族簡況》(徵求意見稿，共12冊），編輯出版了內部刊物《民族問題資料摘譯》（共出版13期）。

（二）民族研究所與民族學系

1980年，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改稱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林耀華先生兼任所長，開始招收民族學專業的首屆本科生；並於80年代初在全國第一個獲得了民族學、民族史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權，開始招收民族學、民族史、世界民族等專業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為了進行學術交流並展示民族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自1981年起，民族研究所陸續出版《民族研究論文集》，共出版七集（第七集更名為《民族．宗教．歷史．文化》）。

1983年，在民族研究所的基礎上建立了全國第一個民族學系。林耀華與王輔仁先生先後任系主任。1985年，配合國家創建民族博物館的需求，民族學系增設民族文物與博物館專業並招收該專業本科生。1986年，民族學系與民族研究所合併，建立了從本科、碩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動站的完備的四級人才培養體系。1988年，國家教委確認中央民族學院的民族學專業為國家級重點學科點，為當時中央民族學院也是全國民族院校中惟一的國家級重點學科點。

（三）民族學研究院和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1993年，由國家民委批准，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民族研究所、藏學系、博物館、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教科部和岩畫研究中心聯合組成民族學研究院，1994年正式掛牌，研究院領導班子和沿革如下：

1994-1996年

院長：宋蜀華，

副院長：馬啟成（常務），丹朱昂奔（校黨委副書記兼）、楊聖敏

分黨委書記：白振聲

副書記：楊峰

1996-2000年

院長：楊聖敏

副院長：丹朱昂奔（校黨委副書記兼）、金炳鎬 黨總支書記：馬啟成

副書記：楊峰、武小燕

2000-2011年

（改稱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院長：楊聖敏

副院長：金炳鎬、陳長平（2000-2002）、張海洋（2002-2004）

書記：武小燕

副書記：劉明新

（包智明曾於2004年任副院長）

2011年-今

院長：丁宏

副院長：蘇發祥、戴成萍

書記：劉明新

副書記：胡華征

1997年，人類學碩士和博士點獲得教育部批准，研究院開始招收該專業博士生。同年起，在教育部的網頁上開始對全國高校的各專業進行評比，民族學專業被評為全國高校第一名，並保留至今。

2000年，民族學研究院更名為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楊聖敏任院長，武小燕任黨總支書記。同時建立社會學系，恢復社會學專業並於2001年開始招收該專業本科生。2005年，民族社會學專業博士點通過教育部學位辦公室審批，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同時申報成功的還有社會學一級碩士學科點和社會工作本科專業。通過學科資源整合，民族學、社會學、博物館學三個專業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實力。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擁有民族學、人類學、民族社會學三個博士點，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民族社會學、考古及博物館學五個碩士點。

（一）自西方傳來的學科

在我國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保存著豐富的民族學和社會學遺產，歷代也出現了不少用今天的說法可以稱之為古代民族學家和社會學家的人物。但是，作為獨立的和現代的學科，民族學和社會學都是20世紀初從西方傳來的。20世紀20年代以後，在中國的一些教會大學及與西方聯繫較多的大學首先設立了民族學和社會學專業。如燕京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華西大學、嶺南大學、輔仁大學及中法大學等。在國立大學中，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較早設立了該專業。人類學又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部分。在美、英等國所說的文化人類學（Culture Anthropology），在歐洲大陸的德、法等國被稱為民族學（Ethnology），雖然淵源有所區別，內涵是相同的。

當時民族學和人類學的課程大多設在社會學系內。最早開設這些課程的大多是從西方留學歸國的學者。潘光旦、吳文藻、楊成志等人都是較早（20世紀20年代）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民族學）家。

20世紀20年代，歷史學派、進化學派，特別是功能學派的理論在西方民族學和社會學界盛極一時，在西方留學的這些中國學者也基本上成為這些學派的信奉者。但是，當他們回到中國並用這些理論研究中國社會時，在學科理論和方法上都逐漸發展出了一些中國本土的特色。

潘光旦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時，師從歷史學派大師博厄斯，並受著名的進化學派民族學家摩爾根（L.H.Morgan）很大的影響。吳文藻留學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期間，該校人類學系幾乎集中了當時美國最著名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界的精英。如歷史學派的創始人博厄斯（F.Boas），還有本尼迪克特（R.F.Benediet）、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他們都是名震國際人類學界的大師級教授。楊成志則在法國巴黎大學獲得民族學博士學位，並接受了功能學派理論。

潘光旦、吳文藻、楊成志等人都全面掌握了西方人類學和社會學最前沿的理論和方法。吳文藻的博士論文還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近十年最優秀外國留學生獎。回國后他們又分別在清華、燕京和中山大學任教，培養了一批日後成為著名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家的學者。如費孝通、林耀華和李有義等人。

（二）功能學派和社區研究

20世紀20年代，吳文藻回國后不久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該系學生有費孝通、林耀華、李有義等人。當時，中國的民族學和社會學還處於照搬模仿西方的階段。吳文藻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國化的教學改革方案。他的中國化主張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確定一種有效的理論框架；第二，用這種理論來指導對中國的研究實踐；第三，進一步培養能獨立從事研究的人才。

在理論框架方面，他選擇了英國的功能學派。他說：“功能學派是社會人類學中最先進，亦是現今學術界最有力的一個學派。”（“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狀”，載《社會研究》111、112期，1936年）在中國社會的研究實踐問題上，他提出了將社會學與民族學的方法相結合的社區研究法。此兩點以後幾十年一直貫穿於他和他的學生的研究中。至今，將社會學與民族學的方法緊密結合仍然是我們學院最鮮明的傳統。為了培養更多人才，吳文藻先生於1937年送他的學生費孝通和林耀華分別到英國倫敦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留學。

費孝通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時，他的導師是功能學派的創始人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林耀華的老師是哈佛大學的胡頓（E.A.Hooton）等人。二人回國后，分別在吳文藻任系主任的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和潘光旦任系主任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

（三）邊疆與少數民族研究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策劃鼓動滿蒙獨立，中國出現邊疆危機。吳文藻先生審時度勢，提出在社會學、民族學界將邊疆和少數民族研究作為重點。為此，他先後將其學生李有義、林耀華、費孝通和陳永齡派到西藏、四川涼山、廣西大瑤山和新疆去作調查。此後李有義成為中國藏學研究的主要開創者之一，林耀華的《涼山彝家》和費孝通的《花籃瑤社會組織》都成為民族學研究的經典，陳永齡先生自此從事新疆民族研究幾十年。日後當這批學者集中於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時，繼續其研究傳統，並由此促成了中國民族學界重視研究邊疆及少數民族的特點。這種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四）三代師生齊聚研究部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的學術淵源主要傳承自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中從事民族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研究的學者。在20世紀50-60年代，他們是站在中國民族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界最前列的一批頂尖級人物。這批學者中的多數來自原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社會學系和民族學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51年分為民族學系和勞動系）。在20世紀50年代初，三代學者來到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以下是他們的師生序列和學術傳承的關係：

第一代：潘光旦、吳文藻

第二代：費孝通、林耀華、李有義

第三代：陳永齡、宋蜀華、施聯朱、陳鳳賢、王輔仁、王曉義、吳恆、黃淑娉、朱寧。

從20世紀的50年代到90年代，他們相繼是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界的領軍人物。

原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楊成志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與吳文藻先生並稱中國人類學、社會學界的“南楊北吳”，此時也作為研究部的第一代學者來到研究部。

（五）薪火相傳

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研究部至今天的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已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早在20世紀30-40年代逐漸形成的學術傳統今天仍在繼續並已得到發揚光大。這些傳統就是：第一，在教學與科研中將民族學與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相結合，提倡實證性的社區研究；第二，將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作為研究的重點；第三，結合中國的國情，在研究中重視歷史的角度。

至於研究的理論，2006年10月，著名人類學家喬健教授撰文指出，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界已形成了以費孝通先生為代錶的歷史功能學派，這是在理論上對功能學派的發展，是對國際民族學、社會學理論的重要貢獻。（“試說費孝通的歷史功能論”，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