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塔爾族

“塔塔爾”是本民族自稱“tatar”一詞的音譯。

其名稱最初見於突厥碑文《闕特勤碑》中，唐代文獻稱“達旦”，之後文獻里出現的“達旦”、“達達”、“達怛”、“達靼”、“韃靼”等，都是“塔塔爾”的不同音譯。

塔塔爾族主要是由古代保加爾人、欽察人和突厥化了的蒙古人長期融合發展而形成的。

保加爾是繼匈奴西遷之後出現在裏海以北草原上的一個游牧部落。公元7世紀前後，由於其他游牧部落的不斷襲擊，保加爾部落被迫遷徙，其中一部分來到了伏爾加河中游和卡瑪河一帶，征服當地土著居民，組成了“伏爾加-卡瑪河保加爾部落聯盟”，並逐漸與當地居民融合，改營農業。這些保加爾人成為後來喀山地區塔塔爾人的重要來源之一，直到20世紀初，還有些塔塔爾人自稱為保加爾人。

13世紀中葉，西征的蒙古人摧毀了“伏爾加-卡瑪河保加爾部落聯盟”。成吉思汗之孫拔都，建立了地跨歐亞的金帳汗國。其居民主要是以保加爾人和操突厥語的奇卜察克人（欽察）為主體。汗國的統治者蒙古人在當地居民的影響下，逐漸採用了突厥語，並在14世紀時改信了伊斯蘭教。

15世紀，金帳汗國逐漸衰落，在汗國統轄的伏爾加河中游及卡瑪河一帶，代之而起的是喀山汗國。其首領自稱為蒙古人的後代塔塔爾。此後“塔塔爾”逐漸成為喀山汗國及其附近部落居民的名稱。

中國境內的塔塔爾族是19世紀二三十年代及以後陸續從現在俄羅斯（前蘇聯）統治下的喀山、烏法、斜米列齊、齋桑等地遷來的。塔塔爾族遷入中國的時間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在19世紀20—30年代。19世紀以後，俄國的農奴制危機日益加深。伏爾加河、卡瑪河一帶塔塔爾人的土地被大量侵佔，被迫逃亡各地，有的經過伏爾加河下游、西伯利亞、哈薩克來到我國新疆北部的布爾津、哈巴河等地，他們多數是貧困不堪的牧民；有的南下到中亞，又通過帕米爾的塔什庫爾干，進入我國新疆南部。現在居住在阿勒泰、布爾津等地的塔塔爾族大多是這些人的後代。

第二時期是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1851年和1881年，中俄簽訂了《中 俄伊犁巴哈台通商章程》和《中俄伊犁條約》，使沙俄攫取到在新疆通商貿易的許多經濟特權。一時間，大批俄商接踵而至，喀山地區的塔塔爾商人也聞風而來，許多人因經商留居新疆。在這一時期遷入的，還有一些塔塔爾知識分子和宗教職業者。他們在新疆創辦了一些學校和修建了一些清真寺。直到20世紀初，從俄國來到新疆的塔塔爾人，仍然絡繹不絕。這部分塔塔爾族商人和知識分子、傳教士不少人後來主要居住在城鎮，分佈比較零散。

第三個時期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時期遷入新疆的塔塔爾人數量相當多，原因很複雜。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一批不願充當帝國主義戰爭炮灰的塔塔爾族青年流亡到新疆。十月革命以後，又有不少塔塔爾的小業主、手工業者、農民、知識分子為了逃避前蘇聯的強制集體化來到了新疆。在這一時期，遷來新疆的塔塔爾人中也有少數是十月革命的打擊對象，如資本家、地主和富農等。

首批進入新疆的塔塔爾人，有的來到阿勒泰額爾齊斯河流域，在哈薩克族的喀拉喀斯部落安家落戶。其後代為了擺脫喀拉喀斯部落束縛，先是向準噶爾盆地東南邊緣遷徙，後於20世紀初遷徙到了吉木薩爾和奇台縣交界處的白楊河兩岸。其後又有一些境外的和烏魯木齊等地的塔塔爾人來此定居。隨著塔塔爾人口和牲畜的增多，經過上書請求，清政府准許將西至小東溝、東至四泉溝的一片草場划給他們從事游牧生產，從而在今天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內形成了一個相對集中居住的區域。

1944年—1949年的三區革命時期，不少塔塔爾族人民積極參與，為三區革命事業都做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塔塔爾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一樣開始了新的生活，與各民族一樣平等地享受著各種民主權利，參與國家大事和當地各項事務的管理。

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伊犁、塔城、阿勒泰、迪化、奇台等地區的城鎮和農牧區已有塔塔爾族居民。

據新疆省警察廳調查，1921年迪化（今烏魯木齊）貿易圈內共有俄籍正戶101戶，附戶500餘戶，其中正戶指俄羅斯族，附戶則指塔塔爾、烏孜別克等民族。

1944年，新疆警備司令部調查，新疆塔塔爾族總人口為5610人，佔新疆省總人口的0.14%；1947年，新疆省警務處調查，新疆塔塔爾族總人口為 5519 人，佔新疆省總人口的 0.13%。

1949年，塔塔爾族總人口為5900人，到1953年第一次全國 人口普查時上升到6900人，5年中凈增1000人，增長了17%；平均每年增長200人，年均增長率為3.39%。

1954-1977年新疆塔塔爾族總人口出現了快速下降，1954年新疆塔塔爾族人口為6300人，到1977年新疆塔塔爾族人口下降為2900人，主要原因為遷回蘇聯、受到極“左”路線的衝擊、改稱維吾爾族或哈薩克族。

1998年，塔塔爾族人口增加到4700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為4890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又減少到了3556人。

新中國成立后，塔塔爾族與各民族一樣在政治上享受到平等的權利，參與國家大事和當地各項事務的管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新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家權力機關中，都有塔塔爾族代表參加。在塔塔爾族聚居的地方各級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都有塔塔爾族幹部職工，塔塔爾族人民充分行使著當家作主的權利。

在1956年8月召開的自治區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艾斯海提·斯哈庫 夫（塔塔爾族）被增選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副主席。1989年7月25日，根據塔塔爾族人民的請求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有關部門的批准，將奇台縣東灣鄉的大泉村、東灣牧場等村劃出，成立了奇台縣大泉塔塔爾民族鄉，這是惟一的以塔塔爾為主體的民族鄉。

在黨和國家民族政策的關懷下，塔塔爾民族幹部不斷成長。新疆和平解放初期，黨在塔塔爾居住區進行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就培養和鍛煉了一大批塔塔爾族幹部。新中國成立以來，各級各類學校，特別是中央民族大學和西北民族大學等高校為塔塔爾族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男女青年人才。這些人才活躍在社會各個領域，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各屆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及自治區各級政協都有塔塔爾族委員和代表。大泉塔塔爾鄉成立以來，還有十多位塔塔爾族幹部群眾參加了國家的各類政治活動，如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團中央代表大會、世界婦女大會、赴日觀摩團、國慶閱兵觀禮等活動。

新疆和平解放前商業是塔塔爾族的主要經濟領域。

19世紀20-30年代遷來新疆的塔塔爾人，多以經商為業。他們主要居住在塔城和阿勒泰地區。當時這些地區不僅商品交易不發達，而且人口也很稀少。當時塔城市區內只有兩個“巴扎”（集市）。塔塔爾族商人將茶葉、鹽、布匹等日常用品運到牧區出售，並從牧民那裡收購畜產品帶到城市裡販賣。當時駐在這一帶的清政府軍隊也是他們的貿易對象。隨著新疆對外貿易的開展，塔塔爾族的商業活動逐漸發展。少數塔塔爾族大商業資本家，與國外商業資本直接聯繫，擁有的商品種類多、檔次高。開始在伊寧、塔城、烏魯木齊等地開設“洋行”和商號，還遠至內地一些大城市，設立分支機構。

他們主要向俄國出口活畜、皮毛、棉花、腸衣、茶葉、絲綢等；進口棉布、絲、毛布、銅、鐵、糖、服裝、玻璃等。有的商人為了壟斷原料，增加輸出額，還附設與經營項目有關的各種加工工廠和兼營畜牧業。當中有一些人由於盈利豐厚，在短短的幾十年內，成為新疆的巨富。此外，塔塔爾族的中、小商人的活動形式也有了很大的改變，除部分商人繼續跑牧區、農村外，一些商人參加到國際間的貿易活動中，把新疆的一些畜產品運到俄國，換回各種日用工業產品。與此同時，伊寧、塔城、迪化等城市先後出現了一些由塔塔爾商人開設的商店。19世紀70年代以後，俄國資本家在伊寧、塔城、迪化等地開設了許多“洋行”，塔塔爾族的中、小商人淪為他們的附庸，少數大商人則和外國侵略勢力相勾結，成為買辦資產階級。

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期，軍閥盛世才以種種“莫須有”罪名逮捕和殺害新疆各族人民，伊寧、塔城、迪化等地的塔塔爾族富商幾乎被關、殺殆盡，財產亦以“逆產”的罪名被沒收“充公”。迪化原有50多家塔塔爾族商店，最後就只剩下十幾家了。塔塔爾族商業特別是大商業陷於一蹶不振的境地。

國民黨統治新疆時期，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這十幾家塔塔爾族商店只剩下了兩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時，塔塔爾族工商業者大部分都參加了公私合營企業和合作商店。改革開放以來，塔塔爾族的經商傳統得以恢復，據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統計，塔塔爾族在業人口中從事商業服務業的人員佔到了近17%。

長期以來，畜牧業是塔塔爾族僅次於商業的重要經濟領域。在布爾津、奇台、吉木薩爾、青河、和布克賽爾、哈巴河等縣及烏魯木齊、伊寧、塔城等城鎮都居住有為數不少的塔塔爾族牧業戶，因其經濟狀況不同而分為牧主、個體牧民和牧工等。絕大多數牧民沒有牧場和草場，只有少量維持生活的牲畜。

為了維持生活，他們還需兼營農業。牧工不僅為牧主放牧牲畜，為牧主操作雜務，還要為其從事農業勞動。牧工的家屬則要為牧主做種種無償的勞動，如砍柴、打水、擠奶、做飯、看孩子等。牧民在牧業戶中所佔的比重最大，但他們所佔有的牲畜一般都不多，一般沒有牧場和草場，要租用牧主的牧場。為了維持生活，他們不得不從事少量農業生產。

塔塔爾族的牧主出現的時間比較晚，人數也不多，並且多數是由商人轉化而來的。塔塔爾族牧主多數住在伊寧、塔城等城市裡，住在牧區的很少。住在城市裡的牧主不僅不參加勞動，而且也不直接參加經營管理。

新中國成立前，少數塔塔爾族從事農業和手工業。有個別塔塔爾族大商人則在在阿勒泰租賃土地，用先進的生產方式經營農業。他們使用新式馬拉農具，修建了小型的灌溉設施，並有能力防治農作物的病蟲害，所以糧食產量高出當地幾倍。

從1956年開始，逐步對畜牧業實行了合作化，絕大部分塔塔爾族牧民都分別在各地參加了畜牧業生產合作社。政府在引導牧民走合作化的道路的同時，也採用和平的方式，對牧主經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分散在新疆各地的十幾戶塔塔爾族牧主，自1957年開始陸續參加了各地的公私合營牧場。他們對待改造的態度一般是積極的。牧主參加合營牧場時，通常將牲畜折股入場，按股分紅。他們本人也得到了適當的安排，一些人當上了副場長、技術員等職。

在農業合作化高潮以前，散居在各地的塔塔爾族農民，就同各兄弟民族農民一起，組織了一些季節性和長年性的互助組。到1956年6月，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絕大部分塔塔爾族農民都參加了農業合作社。現在塔塔爾族的農業戶也實行了責任制。

塔塔爾族的手工業主要是經營皮革、腸衣、成衣、水磨、蠟燭、肥皂加工和修理鐘錶、照相等。塔塔爾族木匠擅長製作各種造型優美、典雅大方的桌椅板凳、木床。還善於製作桶、壺、爐、盤、碗、刀、叉等用具。採用敲、砸、壓、彎、拉、鉚、接等先進工序製做各種鐵制工藝品。還善於製作各種銅器、鋁器、陶瓷器皿與金銀器物。塔塔爾族工匠用皮毛製作的皮衣、鞋靴、皮囊、皮繩、皮鞭、牲畜用具等深受各族消費者的青睞。塔塔爾族家庭婦女多善長刺繡，綉制的民族小花帽尤為精緻。

新中國成立后，從事手工業的塔塔爾族人民都順利實現了身份轉換，成為國家或集體工人。塔塔爾族的手工業戶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多陷於倒閉的境地。新疆和平解放后在黨和政府的領導與幫助下，生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復與發展。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這些手工業戶都分別參加了各種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全疆參加各種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塔塔爾族手工業者大約在20戶左右。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對一些失去自己生計的塔塔爾族手工業者進行了妥善的安置，一些塔塔爾族青年和手工工人也被吸收到各個工礦企業中去當工人。

塔塔爾族和其他突厥語民族一樣，在接受伊斯蘭教之前，曾經歷過一個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信仰的時期。塔塔爾先民曾把蒼狼作為民族的圖騰，相信其具有非凡的超自然力。在流傳至今的《古麗奇要克》等塔塔爾民間傳說和民俗中，仍可窺見到一些遺跡。至今，塔塔爾民間還保留著佩戴狼牙飾物，珍藏狼的後腳踝骨等習慣，相信它們具有避邪的非凡超自然力。

塔塔爾族信仰伊斯蘭教的歷史較早。約在公元10世紀，伊斯蘭教就已傳入塔塔爾族先民活動的伏爾加河流域。塔塔爾族信奉遜尼派，教法屬於哈乃斐學派。同一切伊斯蘭教信徒一樣，塔塔爾族信教群眾也嚴格按照伊斯蘭教教義規定履行宗教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宗教具有各種特權，經常干涉塔塔爾族的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宗教的種種特權被廢除，群眾正常的宗教活動受到保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貫徹落實，廣大信教群眾根據自己的個人意願參加各種宗教活動。政府宗教部門通過辦培訓班，培養了一批熱愛祖國、維護民族團結、擁護社會主義的宗教人士，有許多人被選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政協委員，參與討論、研究、制定國家的大政方針，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塔塔爾族的傳統服飾十分講究，因居住地不同而有所差異。城市 男性居民上穿寬袖直領、對襟開胸、領邊和袖口上綉有花邊的翻領白襯衫，外加黑色齊腰的短背心，或者是黑長衫，腰扎皮帶。褲子一般也是黑色，寬襠緊腿。冬秋兩季，身穿各式長短大衣、短襖和用動物的皮毛製作的皮大衣。腳上穿的是皮鞋或者是長筒皮靴，年長者在皮鞋或皮靴上加套鞋。過去，貧苦牧民只能在一塊牛皮上穿上繩子包腳當鞋穿（俗稱皮窩子）。夏天喜歡戴黑色或黑白兩色絲絨繡花小帽，冬天則戴一種黑色捲毛皮帽。鄉村牧區男性戴的小帽除黑色以外，還有紅色的和綠色的，衣服上一般都要紮上一條布腰帶。

城市女性居民喜歡穿寬大的緊腿褲和寬大的下邊帶皺邊的連衫長裙子，顏色多為白、黃、醬色。腳上多穿皮鞋。喜歡戴鑲有珍珠的絲絨小花帽，少婦和年長的婦女還要在小帽上披絲頭巾，以耳環、手鐲、戒指、項鏈、胸針等為裝飾。農村牧區的女性一般都喜歡扎頭巾。新中國成立后，男女服裝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西服和各類時尚的服裝越來越受到塔塔爾族特別是青年男女的喜愛。

塔塔爾族婦女善刺繡，靈巧的雙手不僅在各種服飾上綉上美麗的花紋，同時還為桌布、牆圍、床圍等綉上多姿多彩的花紋和圖案，姑娘們還在自己的嫁妝上綉上花卉圖案。小夥子們也大都以姑娘們的刺繡水平高低來作為擇偶的條件之一。

塔塔爾族在發展本民族的教育事業的同時，為創辦新疆的教育事 業做了很多工作。新疆最初的一批現代化學校，其中就有許多塔塔爾人參與舉辦，有許多塔塔爾族知識分子在新疆各地的維吾爾族學校中任教，培養了大批人才。1934年，塔塔爾族文化促進會在迪化成立，伊寧、塔城等地也成立了分支機構。促進會不僅開辦了許多塔塔爾族學校，而且還開展掃盲運動，提高新疆各族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許多塔塔爾族知識分子致力於辦學、任教，有的還深入到農村和牧區。他們不僅在塔塔爾族人民中，也在維吾爾、回、哈薩克、錫伯、烏孜別克等民族人民中有著一定的影響。

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統計，塔塔爾族具有小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4045人，佔6歲及6歲以上人口的97.32%，塔塔爾族擁有高中、中專、大專及大學本科以上學歷人口的比重分別佔到12.66%、10.04%、7.01%和6.45%，每萬人口中具有各類文化程度人數分別為：大學（含研究生、大專）1251人、高中（含中專）2095人、初中2902人、小學2717人。塔塔爾族人口接受高學歷教育的比例較大，文盲率很低，文盲半文盲比例僅為2.13%。

塔塔爾族的民間文學作品豐富，有神話傳說、故事、諺語、歌謠、謎語等，尤其以詩歌、民歌在新疆各族人民中享有盛名。

塔塔爾族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有詩歌的地方就有塔塔爾人，在塔塔爾人生活的地方一定有詩歌。”塔塔爾族民歌《巴拉米斯肯》（意為“可憐的小夥子”）等在新疆各民族中流傳很廣，已成為新疆地區的流行歌曲，婚禮、節日普遍採用。此外，《天鵝進行曲》、《白河邊》、《那岡》等民歌也為新疆各族人民所喜愛。

塔塔爾族書面文學有敘事長詩、愛情詩、小說、話劇、歌劇等，塔塔爾族還有許多歷史，文學、醫學、宗教等方面的典籍。

居住在城市裡的塔塔爾族居民，一般一家一戶自成庭院，庭院內種植著果樹和花草，修有小道、走廊，環境清幽，布置成宜人憩歇的小花園。

房屋多用土坯、磚塊、木材、石塊等材料修建。房門一般朝陰面開，屋頂為人字形，上蓋鐵皮，刷成綠、藍等顏色，也建平項屋，屋頂上厚厚的草泥，在頂邊置排水管道。牆壁多用石灰刷成淡藍色，雙層玻璃窗內層為活動式，夏天可以取下，冬天再安上，窗戶上還開有小孔，以便通風。房內的地面為水泥或磚。塔塔爾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間住宅有伊寧市西側的諾蓋依庫提城，城內塔塔爾族居民的庭院都是以磚木結構為主的長方形建築。院內院外的牆壁粉刷得雪白，庭院的大門門楣鏤刻著塔塔爾族傳統圖案。院內除住房外，還配有廚房、庫房、浴室、花池、果園、畜圈等，庭院內的房屋牆壁很厚，有的房頂略有坡度，有的房頂覆有鐵皮以防漏雨或積雪融滲。房檐下用紅磚或青磚裝飾。用藍磚或青磚砌成窗沿，棱形窗框上精刻著各種奇特好看的花卉。庭院內的住房，一般是坐南向北，一明兩暗三間房子。中間房子的門向外開，裡面左右兩間房子的門向里開；牆壁內外均用加有洋藍、群青（顏料）的石灰粉刷。每個房子都設有壁爐，窗戶為雙層玻璃，窗上多掛窗帘，地上多鋪地毯，布置得整齊、美觀。

在森林資源豐富的地方，一般多住木房，分別用天藍和橙紫色油漆刷頂棚和地板，牆壁上或窗戶上開有空氣流通孔，冬天可以緊閉，夏天再打開，既可防止木板腐爛，又可吸收新鮮空氣，保持室內涼爽。牧區的塔塔爾族適應游牧生活，都住氈房，其形式及結構與哈薩克族基本相同。

在新疆各民族中，塔塔爾族的戲劇藝術發展比較早。

20世紀30年代初期成立了塔塔爾劇團。曾是活躍於伊寧、塔城、烏魯木齊等地較有影響的文藝團體。劇目除了以男女受情為主題外，也有揭露社會黑暗面的，歌頌勞動人民的勤勞、智慧、純樸、善良，先後將《巴西瑪哈木》、《可愛的人》、《哈麗亞巴諾》、《遜干尤里吐孜》、《打短工的艾合買提》、《塔伯里迪克》、《為了他人》等劇目搬上舞台。

塔塔爾族音樂節奏鮮明、旋律流暢華麗、結構短小 精幹、動聽而易於上口，情緒熱烈，唱起來促人起舞，往往於歌舞酣時伴以尖聲呼叫和口哨聲，表現了塔塔爾族熱情豪放、活潑樂觀的民族性格。

塔塔爾族樂器種類很多，有“庫涅”（二孔直吹的木簫）、“科比斯（置於唇間吹奏的口琴）、二弦小提琴等。

歌唱和跳舞時多用手風琴、曼陀林等伴奏。塔塔爾族舞蹈動作靈巧、活潑、開朗，男子多踢蹲、跳躍等腿部動作，女子則多為手和腰部動作，它兼收並蓄了維吾爾、俄羅斯、烏孜別克等民族舞蹈的特點，又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在喜慶之日，塔塔爾族常常舉行群眾性的舞蹈比賽。

塔塔爾族主食主要有“去買西”（烤麵餅）、抓飯、饢、拌面、餡餅等；喜食牛羊肉，食用的蔬菜較少，主要有土豆、南瓜、番茄、白菜、洋蔥、胡蘿蔔等。最富有特色的塔塔爾族風味食品是“古拜底埃”和“伊特白里西”。“古拜底埃”是將大米洗凈后晾乾，上覆奶油、杏干、葡萄乾，再放在火爐中烤制而成的一種餅，其味香甜可口；“伊特白里西”做法與“古拜底埃”相同，所不是的是材料是以南瓜為主，再加入米和肉。

塔塔爾族婦女善於製作各種糕點，她們做出來的糕點，不僅味美可口、品種繁多，而且形狀也很美觀。塔塔爾族除喜歡飲各類茶外，還喜歡喝奶茶、馬奶等。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飲料是“克爾西曼”和“克賽勒”。“克爾西曼”類似啤酒，是用蜂蜜和啤酒化發酵后釀製而成的；“克賽勒”是用野葡萄的酒，這兩種飲料都塔塔爾族人民最喜愛的飲料。

塔塔爾族的飲食習慣為一日三餐，進餐時全家圍坐在一起，由主婦主持盛飯。飯前飯後洗手，念經禱告，富有人家飯後有吃水果的習慣。吃飯時用勺，用筷子是來新疆後學的。在遷來新疆之初，塔塔爾族居民還不大習慣吃各種炒菜，後來在其他民族的影響下，炒菜也逐漸成為塔塔爾族居民日常飲食的一部分。

按照塔塔爾族的傳統習慣，兒子在結婚後一般與父母分居，只有少數仍與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傳統的塔塔爾族的傳統家庭是以一對夫妻和其子女生活在一起的核心家庭基礎為主，伴有一些兩代夫妻一起生活的混合家庭。三四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在塔塔爾族很少見。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婚後贍養父母，養老送終，對長者十分尊敬。

塔塔爾族人實行一夫一妻制。在傳統的塔塔爾族家庭中，丈夫是一家之主、一家之長。家庭大權都掌握在他手中，家中一切大事都由他做主和安排，經濟收支也主要由他支配。妻子和婦女在家庭中則處於無權或少權的地位。在家庭經濟生活中，男子主要從事放牧和商業等生產活動，女子主要在家裡從事擠奶、搗酥油、打羊毛、織氈子等生產勞動和家務勞動。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婦女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已逐漸發生了變化，婦女已經活動自由參與各種社會、經濟活動，從而在社會和家庭中獲得了獨立的經濟地位，取得了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和地位。

塔塔爾人的婚姻有一套程序。過去，塔塔爾人一般實行族內 婚，但現在，隨著民族交往的增多，與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民族的通婚越來越多。塔塔爾族結婚一般要經過說親、訂親、婚禮等幾個階段。塔塔爾族婚禮一般是在新娘家舉行。結婚前幾天，男方要把為新娘製作全部服裝、炊具、陳設、婚禮時食用的食品和為新娘父母準備的禮物送到新娘家去。女方準備床上用品以及窗帘等物品。男方家和女方家各請一個“金哥”（女性），結婚期間主要由“金哥”來伺候料理新郎和新娘的生活起居。婚禮當天要請阿訇念“尼卡”，並分別詢問雙方是否願意結為夫妻，之後請新婚夫婦共飲一杯糖水，象徵甜甜蜜蜜，白頭到老。中午親戚朋友帶著禮物紛紛到女方家祝賀。晚上身著新婚服的新郎在伴郎及親朋好友的陪同下，拉著手風琴，唱著“幾爾”（歡樂的塔塔爾流行歌曲，曲子固定，歌詞即興編唱），一路歌聲琴聲不斷，以增添歡樂氣氛。迎新隊伍到女方家后被攔住，迎新隊伍需環繞院一圈，新郎在院前唱歌吟詩，並送上攜帶的錢財后，才准許進門，人們為新婚夫婦祝福。這天女方家宰羊煮肉，準備豐盛的筵席來接待來賓，青年人唱歌跳舞進行慶賀。

按照傳統習慣，新郎和新娘婚後先要在女方家住一段時間，一般為一兩個月，長的住一年左右，有的甚至要到第一個孩子出世后，再把妻子娶回家。沒有兒子的人家，女婿可以留下，與岳父母共同生活，並有繼承岳父母財產的權利。現在塔塔爾人結婚，雖然新郎要提前到女方家中去，但結婚那天就把新娘接回男方家。

塔塔爾族實行土葬，葬禮都按伊斯蘭教的規定進行。

人死後必須立即埋葬，至多不能超過一天。如人死異鄉，便就地埋葬。

當人死後，要請阿訇念經，用溫水凈身，纏上白布，還要在屍體上放一把刀或者是一塊石頭。親人默哀服孝，男子在帽上覆黑紗，女子頭戴白紗巾，妻子兒女要戴孝3-7天。服孝期間不做飯，由鄰居送飯吃。

出殯時，要作“吉那孜乃孜爾”，即將屍體放在“吉那孜”（清真寺公用抬屍木架）上之後舉行的一次“乃孜爾”（替死者的祝福）。如果死者是男性，就在“吉那孜”上放一塊白布，如果是女性，則放一條頭巾。抬“吉那孜”出門時，先出腳后出頭，出門之後轉變方向，運至墓地。

下葬時，死者頭北腳南面向西方放入墓穴，由阿訇領著送葬的人祈禱，然後每個送葬的人都抓一把土在手中，口誦古蘭經，由一個人把每個人手中的土集中起來，放在死者的胸上，隨即埋葬。墳堆做成圓形，前後立石碑。

死後的第三天、第七天、第四十天和一周年，家屬要為死者作“乃孜爾”，請阿訇誦經，並在舉行第一次“乃孜爾”時，將死者的衣物分給阿訇等人。

塔塔爾族的傳統節日主要有“肉孜節”、“古爾邦節”和“撒班節”。

“肉孜”為波斯語，意為“齋戒”。伊斯蘭教法規定成年的穆斯林在每年齋月都應封齋一個月，肉孜節在伊斯蘭教曆每年十月一日舉行，主要是慶祝齋月期滿。節前，家家戶戶打掃衛生，粉刷牆壁，炸饊子、油餅，製作糕點、果醬等食品。節日早晨，成年男性去清真寺做節日禮拜，禮拜結束后，人們去墓悼念亡故的親人，然後開始熱鬧的節日活動。

“古爾邦”是阿拉伯語，意為“獻牲”、“獻祭”，是根據古代阿拉伯地區的宗教傳說演變而來的。伊斯蘭教法規定，教歷每年十二月上旬為教徒履行宗教功課前往麥加朝覲的日期，在最後一天（即十二月十日）以宰殺牛羊慶祝。與肉孜節不同的是，古爾邦節要預先準備好作為“獻牲”的牲畜。男人們從清真寺做完聚禮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宰牛羊，據說節日聚禮之後的早晨是獻牲祭祀、取悅安拉的最佳時機。節日期間，幾乎家家要煮肉待客，互相拜節。

撒班節，是塔塔爾族特有的傳統節日。“撒班”是塔塔爾族犁地的一種農具，據塔塔爾族傳說，由於撒班的產生，促進了塔塔爾族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塔塔爾人為了紀念這種新式犁的發明，每年6月20日至25日農忙期間舉族歡慶，久而久之這種慶祝活動演變為塔塔爾族的傳統節日。撒班節的慶祝活動多在風景優美的地方進行，節日那天，舉行摔跤、賽跑、穿麻袋賽跑、叼匙競走、跳遠、爬滑、賽馬等各種娛樂活動，演出文藝節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