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

劉志丹1903年10月4日誕生於陝西省保安縣（今志丹縣）金丁鎮。 

1922年考入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曾任學生會主席，組織領導學生運動，同軍閥井岳秀等封建勢力作鬥爭。

1924年冬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天，奉黨的命令，入黃埔軍官學校。大革命時代，劉志丹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路軍政治處長等職，積極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

劉志丹於1921年考入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曾任學生會主席，組織領導學生運動，同軍閥井岳秀等封建勢力作鬥爭。1924年冬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劉志丹從青年時期起就投身革命。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天，奉黨的命令，入黃埔軍官學校。大革命時代，劉志丹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路軍政治處長等職，積極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奔走於湖北、安徽、陝西等省，從事組織起義的工作。

1928年，與其他人一起組織渭華起義，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組織了西北反帝同盟軍，任副總指揮及參謀長，後來，反帝同盟軍改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支隊，劉志丹歷任副總指揮、總指揮等職。

1932年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劉志丹仍負領導責任。

1935年秋，紅二十六軍與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會師，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這年秋天，劉志丹受到機會主義分子誣陷，被關押起來。毛主席、黨中央到達陝北，劉志丹才得到釋放，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任、北路軍總指揮、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軍長等職。

1936年4月，劉志丹率紅軍東征，在山西中陽縣三交鎮戰鬥中光榮犧牲，時年33歲。後來，毛澤東為他題碑：“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為他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1943年，張聞天為他題詞：“子丹同志的路線，是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是我黨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是真正中國的馬列主義的路線。子丹同志，精神不死！洛甫題一九四三年十月。”

1931年9月，閻紅彥、吳岱峰率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大隊突破黃河天險進入陝甘，劉志丹和謝子長按照陝甘省委的指示，與吳岱峰、閻紅彥一起將晉西遊擊大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總隊，對外暫稱西北反帝同盟軍，（后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劉志丹任副總指揮（後任總指揮），與謝子長率部轉戰陝甘邊，創建革命根據地。，學習井岡山鬥爭的經驗，開闢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蘇區。1933年9月任陝甘邊紅軍臨時指揮部副總指揮兼參謀長。11月後歷任紅26軍42師參謀長、師長，率部北上慶陽、合水，與地方武裝相互配合，開展游擊戰爭。1934年2月至4月，劉志丹指揮部隊九戰九捷，以劣勢兵力取得了西華池等戰鬥的勝利，挫敗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邊蘇區的第一次“圍剿”，建立了陝甘邊工農民主政府，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同年5月任中共陝甘邊軍事委員會主席，后兼任軍政幹部學校校長，與軍校政委習仲勛、常務副校長吳岱峰一起親自編寫《軍事教育大綱》《政治工作訓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劉志丹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5月，紅26軍、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會合后組成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部，劉志丹任總指揮，率紅26軍、紅27軍主力，以圍點打援、出敵不意、各個擊破的戰法，經兩個多月的機動作戰，攻克延長、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邊6座縣城，殲滅大量敵軍，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邊蘇區的第二次“圍剿”。8月，在陝北、陝甘邊蘇區第三次反“圍剿”中，劉志丹指揮紅軍主力，殲滅國民黨晉軍1個團，迫使晉軍主力撤回黃河東岸。三次反“圍剿”鬥爭勝利后，陝北、陝甘邊兩塊蘇區連成一片，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紅軍長征之後的落腳點。9月，紅26軍、紅27軍與長徵到達陝北的紅25軍會師，組成紅15軍團，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10月參與指揮勞山戰役。后被逮捕，備受折磨，但他始終堅持原則。不久，中共中央到達陝北，毛澤東、周恩來等迅速糾正了陝甘蘇區的錯誤，劉志丹從而獲釋。此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副主任、紅軍北路軍總指揮兼第28軍軍長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警備司令等職。

劉志丹經常教育部隊顧全大局，絕對服從中共中央的領導和調遣。在他的影響下，陝北紅軍與中央紅軍團結一致，共同對敵。1936年3月，劉志丹率紅25軍參加東征戰役，在晉西北攻克敵軍。4月14日在中陽縣三交鎮（現屬柳林縣，）戰鬥中英勇犧牲，時年33歲。

提出三色論

所謂“紅色”，就是發動組織工農群眾，建立黨所獨立領導和指揮的人民軍隊。劉志丹認為，人民軍隊是進行革命戰爭的骨幹，必須走毛澤東開創的井岡山道路，才能使陝甘地區的革命鬥爭有光明的發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眾武裝逐步集中起來，先建立游擊隊，後上升為正規紅軍。這種辦法與毛澤東建軍路線是一致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他根據全國抗日救亡的新形勢，率部同吳岱峰閻紅彥等部會師，併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後來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

所謂“白色”，就是派共產黨人到白軍中開展兵運工作。這是劉志丹發展革命武裝的大膽嘗試。紅石峽會議后，他返回家鄉保安，採取合法的鬥爭方式，把該縣民團改造成為黨所掌握的革命武裝。隨後，他多次打入國民黨軍，以合法身份發展革命武裝，多次被捕和關押。經黨組織和南漢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營救而獲釋。劉志丹為了創建革命武裝，以非凡膽略，一次次打入軍閥部隊，出生入死，毫不退縮，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英雄本色。

所謂“灰色”，就是派人爭取、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為創建人民軍隊準備群眾基礎和武裝力量。這是劉志丹發展革命武裝的一項成功實踐。他認為，陝甘地區有許多綠林武裝，其中不少人出身貧苦，俠肝義膽，由於生活所迫，鋌而走險，被“逼上梁山”。他們同官僚軍閥、地主豪紳之間的矛盾相當尖銳、複雜。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改造，他們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創造三窟論

劉志丹是實事求是的光輝典範。他創造性地開闢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為探索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獨特貢獻。渭華起義失敗后，他深深感到根據地對於革命成功的重要意義，明確提出“向井岡山學習”，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經過廣大軍民的艱苦努力，成功地創建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後來又採取“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說：劉志丹創建的陝甘邊根據地，用“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面，這很高明。

使民得土地

實行正確的土地政策。劉志丹認為，中國革命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領導這樣的戰爭，必須把農民問題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導與動員他們參加革命戰爭、建立革命政權。為此，他採取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最大限度地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成為紅軍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與此同時，劉志丹始終同人民群眾心連心。他每到一地，總是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的疾苦，為群眾伸冤除害，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崇敬和愛戴，被群眾親切地稱為“老劉”，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來稱讚他：“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廣築統一線

實行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劉志丹常說：“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他堅決主張在政治上消滅地主階級，而在生活上要給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許富農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農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時，他對根據地周圍的民團和地主武裝也採取區別對待政策，打擊反動的，爭取中間的，團結友好的。實踐證明，他實行的這些靈活的政策和策略，對於削弱敵人力量，壯大革命力量，鞏固紅色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

搞活經文教

實行正確的經濟政策。劉志丹認為，在戰爭年代如果不重視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沒有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此，他同根據地的其他領導人決定成立銀行，發行布幣，開辦牧場和實行集市貿易，吸引外來商人經營，使根據地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軍民生活有了改善。他為了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還創辦了列寧小學等，使根據地的文化教育事業也有所發展。

正是由於劉志丹創造性地實施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才使陝甘邊、陝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僅存的一塊具有戰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據地，成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結束長征的立足點和黨中央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劉志丹作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立下了重大功勛，永載革命史冊。

積極反圍剿

劉志丹堅持從中國革命戰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多次“進剿”、“會剿”和大規模“圍剿”，取得輝煌的戰績。

在戰略指導上，他注重把握全局，運籌帷幄，正確決策。在第二次反“圍剿”中，劉志丹立足戰略全局，縝密地分析了敵情，決定集中兵力，首先打擊剛剛入陝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師。他認為：高部是“圍剿”陝北根據地的主力，但他人地生疏，沒有同我軍作戰的經驗，更不善於山地作戰，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進攻，對於鞏固和發展陝北根據地，乘勝打通與陝甘邊根據地的聯繫，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高桂滋與陝北軍閥井岳秀矛盾很深，難以協同作戰，便於我軍利用矛盾，各個擊破。

他命令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主力北上陝北，與紅二十七軍第八十四師協同作戰；留下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一部就地開展游擊戰爭，騎兵團相機向外線游擊；地方游擊隊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活動，牽制和打擊敵人。於是，形成了主力紅軍與游擊隊相結合、游擊隊與群眾武裝相結合，主攻方向與牽制方向相配合，外線作戰與內線作戰相配合的陣勢，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強大威力。他還成立了前敵總指揮部，親自擔任總指揮，加強對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的統一領導和指揮。由於戰略決策正確、部署和指揮得當，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

劉志丹獲悉徐海東、程子華等率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保安，非常興奮。他認為，這是事關戰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陝甘地區的各級黨組織，迅速動員全體黨員和人民群眾，歡迎紅二十五軍。並派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景范前往迎接。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同紅二十五軍會師后，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為了迅速打破敵人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大規模“圍剿”，被人們稱為“活地圖”的劉志丹，提出了一個理想的伏擊區——勞山，並積極協助軍團長徐海東指揮了著名的勞山戰役，全殲敵東北軍兩個團及一個師直屬隊，為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大規模“圍剿”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戰役戰鬥指揮上，劉志丹靈活機動，戰法獨特。他認為，處於防禦地位的弱小紅軍，要打破強大之敵的“圍剿”，必須抓住關節點，不能蠻幹浪打；必須周密部署，有取勝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圍剿”之初，他周密地分析了敵情，決定首先集中兵力，打擊西渡黃河不久、態勢孤立、立足未穩的閻錫山晉綏軍。他認為，打退晉綏軍的進攻，對於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具有關鍵意義。1935年8月20日，他率部在綏德、吳堡地區向敵軍發起突然進攻，在定仙墕（今定仙焉鎮）一仗就殲敵一個團，迫使入陝之敵退回山西。

避強擊弱，是劉志丹靈活用兵的重要指導思想。他說：“打仗一定要靈活，不要硬打。能消滅敵人就打，打不過就不打。游擊隊要善於隱蔽，平常是農民，一集合就是游擊隊，打仗是兵，不打仗是農民，讓敵人吃不透。”劉志丹善於捕捉戰機，出敵不意，攻敵不備，以劣勝優，敢於採取敵進我進的方針，深入敵後，發動進攻，打破敵軍的“圍剿”。西北紅軍正是在這種正確思想指導下，仗越打越精明，戰績越來越輝煌，特別是西華池一仗，殲敵一個團部及兩個整營，創造了步騎協同作戰的範例。

嚴治軍明賞罰

劉志丹在指揮作戰中，還十分重視培養部隊勇猛頑強的戰鬥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他治軍嚴格，賞罰嚴明。對於作戰勇敢、表現突出的指戰員，及時給予表彰；對於違反紀律的，不論哪一級幹部，都堅決處罰。由於西北紅軍執行了嚴格的紀律，從而提高了廣大指戰員的政治覺悟，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在創建西北紅軍過程中，劉志丹十分重視黨在軍隊中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他認為，黨對人民軍隊的堅強領導，是紅軍發展壯大的根本保證。按照古田會議精神，在部隊團以上單位設有黨委，連設有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機關，實行政治委員制；實行民主制度，在連、營、團各級設立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一致、優待俘虜、瓦解敵軍等原則。同時，同各種錯誤思想傾向進行堅決鬥爭。並且規定紅軍除了打仗以外，還要擔負開展群眾工作、籌款、建立革命政權等項重大任務，使西北紅軍真正成為了一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新型人民軍隊。

培養軍政骨幹

在西北紅軍建設中，劉志丹高度重視對黨的幹部的培養訓練。他認為，加強幹部培養，是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決定性因素。除了在戰爭實踐中摔打、訓練幹部以外，他堅持開辦紅軍隨營學校、軍政幹部學校，親自兼任校長，親手制定教育方針，審定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經常給學員講課。在他的正確領導和培養教育下，陝甘地區湧現了一大批軍政骨幹，後來許多人成為治黨、治國、治軍的棟樑之才。

識大體顧大局

在貫徹執行黨的各項任務中，劉志丹總是率先垂範，以大局為重，光明磊落，嚴於律己，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廣胸懷和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他一生雖然短暫，卻經歷坎坷，幾多磨難，多次遭受“左”傾錯誤的排擠、誣陷和打擊，多次被撤職、降職，甚至被關押，他和一批幹部被關押。但他對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始終忠貞不渝。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率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解救了劉志丹。劉志丹獲釋后，毛澤東、周恩來親切地接見了他，並深情地對他說“你和陝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劉志丹十分感動，對黨中央表示衷心感謝。他還多次告誡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紅軍指戰員：“革命利益高於一切，要識大體，顧大局，絕對服從中央的領導，聽從中央的調遣”。在他的帶領下，西北紅軍同到達陝北的各路紅軍親密無間，情同手足。周恩來說：“劉志丹同志對黨忠貞不二，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黨員。”這是對他的高度評價。

劉志丹烈士一生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戰，百折不撓，艱苦奮鬥，忠心赤膽，為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被毛澤東同志譽為“群眾領袖，民族英雄”。

歷代評價

群眾領袖，民族英雄。（毛澤東評）

“追求真理，救國救民”是劉志丹一生的宿願。他從青少年起，就對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別是五四運動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下，崇尚科學民主，反對封建壓迫。他生長在貧瘠落後的陝北，親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凄慘景象，對舊中國的黑暗狀況十分不滿，立志救國救民，決心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不平等的社會。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學，在共產黨員魏野疇、李子洲等老師的教育指導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決心“為自己的信仰奮鬥到底”。

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陝西黨組織的決定，投筆從戎，考入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這是他軍事生涯的開始。大革命失敗后，劉志丹深深地懂得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軍隊和領導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我們沒有槍杆子，只靠筆杆子不行。結果人家一翻臉，我們就只有滾蛋。”這是他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深刻反思，也是對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嚴重危害的深刻認識。從此，他更加堅信毛澤東提出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為創建黨所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戰鬥歷程。

組織領導渭（南）華（縣）起義，是劉志丹創建革命軍隊的起點。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陝西省委的決定，同唐澍、謝子長等領導我共產黨控制的國民黨軍新編第三旅，與渭華地區的農民暴動隊伍相結合，正式宣布起義，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渭華起義是繼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之後，我黨在國內舉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具有重要影響。但是，由於敵我兵力懸殊等原因，起義軍遭受重大損失，唐澍等壯烈犧牲，起義遂告失敗。劉志丹卻毫不灰心，繼續投入戰鬥。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陝西省委的決定，到達榆林擔任陝北特委軍委書記。他鑒於當時陝甘地區各派軍閥正在竭力擴張勢力，即於翌年四五月間在紅石峽主持召開陝北特委會議，提出“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的重要思想。這是劉志丹為建立革命軍隊而提出的大膽創見。據此，會議決定採取以“紅色”“白色”“灰色”三種形式開展武裝鬥爭，創建革命武裝。

在創建根據地鬥爭中，劉志丹採取了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三者緊密結合的方針。他認為，只有進行武裝鬥爭，才能在一定範圍內開闢農村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只有進行土地革命，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根據地才能得到鞏固；只有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武裝鬥爭才不至於變為流寇式的戰爭，才可能避免迅速失敗的命運。

1931年9月，劉志丹把南梁地區的游擊武裝，連同分散活動在合水、慶陽山區的民間武裝改編為黨所直接領導的南梁游擊隊，親自擔任總指揮。並成立了中共隊委會，按照古田會議的精神，對這支部隊進行了艱苦細緻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斷成長壯大為一支活躍的革命武裝力量，為爾後組建正規的紅軍和開闢革命根據地創造了重要條件。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臨時中央、陝西省委的決定，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這是陝甘地區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規紅軍，是進行武裝鬥爭、開展土地革命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骨幹力量。但是，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干擾，這支僅組建半年多的弱小紅軍在南下渭華途中遭到失敗。劉志丹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批判“左”傾錯誤，並於1933年11月恢復了紅二十六軍，新組建了第四十二師，使得革命武裝又有了新的發展。

陝甘邊與陝北兩地區的紅軍會師，是西北地區紅軍發展的里程碑。1935年1月，劉志丹按照中共駐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紅二十六軍北上到達陝北安定（今子長）縣，同謝子長（因傷勢嚴重於2月21日逝世）領導的紅二十七軍會合。2月5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周家嶮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從此，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志丹等的統一領導和指揮下，逐步成長壯大為中國工農紅軍的重要力量。劉志丹亦被朱德稱讚為“忠實英勇的紅軍領導”。

1936年4月14日，在紅一方面軍東征戰役中，作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二十八軍軍長的劉志丹，身先士卒，親臨一線指揮，不幸中彈壯烈犧牲。毛澤東獲悉后十分悲痛。他說：“我到陝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後來，他在一次幹部大會上又語重心長地說：“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群眾的反映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準，劉志丹同志犧牲后，陝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說明他是真正的群眾領袖。”這是對劉志丹光輝一生的最好褒獎。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城中心的關帝廟，召開了有劉志丹、吳岱峰、習仲勛、惠子俊、楊森、張秀山、馬文瑞、張邦英、蔡子偉、張策、黃子文、張慶孚等領導人和100多名工農兵代表參加的重要會議。會上，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土地決議案》《財政決議案》《糧食決議案》等文件和法令。

大會選舉成立了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和陝甘邊赤衛軍總指揮部。劉志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邊金山任副主席，吳岱峰任參謀長。習仲勛被選為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賈生秀和牛永清為副主席。朱志清任陝甘邊赤衛軍總指揮，鄭德明任副總指揮，梅生貴任副總指揮兼參謀長。

高尚風範

劉志丹的軍事生涯雖然共十年零四個月，其中領導西北與國軍作戰有八年時間，他陣亡時33歲，在與中共內部"左"傾運動的內耗中，劉志丹表現出高尚風範，其中主要有三點:

忠心耿耿

1935年10月初，劉志丹和其他人在中共西北武裝根據地被關押。劉志丹雖然多次被排擠，誣陷和打擊，被撤職、降職甚至被關押，但他對中共組織忠貞不二。

周恩來稱讚"劉志丹對黨忠貞不二，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黨員。"

堅韌不拔

1943年4月23日，朱德在延安舉行的近萬人參加的劉志丹烈士公祭大會上，代表黨中央和八路軍指出，"劉志丹是創造紅軍的模範"，他的"這種精神和毅力，就是建軍的基本條件。""如果有人要問共產黨員是什麼樣子，那麼就請看劉志丹同志。"

民主作風

劉志丹十分重視身先士卒、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等重要建軍原則，有愛民、愛兵意識，他作風民主，平等待人，關心群眾疾苦，儘力為群眾排憂解難；他善於利用社會矛盾，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毛澤東說過一段話:"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群眾的反映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準。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稱首長，好像老百姓都擁護他，其實這不能說明問題，要看最後的蓋棺論定，要看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淚。有些幹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見得落淚，他是自封的群眾領袖。因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實公事一辦完，人家就掉頭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眾領袖，到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會覺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會覺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劉志丹犧牲后，陝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說明他是真正的群眾領袖。"毛澤東的話是對劉志丹的最好褒獎，而且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柳林縣三交鎮南一公里許的黨家寨鏊子圪達現有“劉志丹將軍犧牲處”石碑。

1936年，中央決定將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以志永久紀念。

1940年，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在縣城北修建了志丹陵園。

1943年，陵園建成，將志丹靈柩運回志丹縣。4月19日，起靈柩於子長縣，並召開了“公祭劉志丹烈士大會”。4月23日，延安各界萬人舉行公祭大會，由西北局書記高崗主持，朱德、任弼時、秦邦憲、林伯渠等講了話，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贈送了白綢輓聯。24日，劉志丹烈士的靈柩在高崗、林伯渠、吳岱峰、邊區民政廳長劉景范（劉志丹之弟）、張秀山、康天明、王世泰、馬錫武、曹力如等護送下運回志丹縣。4月26日，抵達縣城，當地群眾祭奠者絡繹不絕。5月2日，召開了萬人公祭大會，高崗介紹了志丹的生平事迹，林伯渠、張秀山等先後講話，爾後安葬於志丹陵園內。

1947年，胡宗南進攻邊區，陵園遭到嚴重破壞。

1953年，照原樣修復。

1975年，又進行了修葺，使陵園面貌煥然一新。

1993年，為紀念劉志丹同志誕辰90周年，江澤民同志題詞：“學習劉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96年，被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36位軍事家之一。

2003年9月28日下午，經中共中央批准，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黨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劉志丹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曹剛川出席並發表講話。

其他信息

在中國軍事博物館紅軍抗日先鋒軍東征戰役展區里，有一支精緻玲瓏的手槍每天吸引著眾多參觀者的目光。這是一支比利時FN公司製造的M1900式7.65毫米勃朗寧手槍。在中國有“槍牌擼子”的綽號。此槍的特殊之處是槍的握柄兩側有劉志丹親手刻下的“抗日救國”4個字。

槍的主人劉志丹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大革命失敗后領導了陝西渭華起義，與謝子長等一起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1932年夏，劉志丹率部轉戰數百里，殲敵1400人，繳獲各種槍1200多支，建立了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這支勃朗寧手槍，就是在照金鎮一帶打垮敵軍后繳獲的。

1935年2月，劉志丹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指揮所部連奪延長、安定、保安等6城，在20多個縣建立了紅色政權，使陝北、陝甘邊蘇區連成一片，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長征紅軍的落腳點。此時，中央紅軍長征已過遵義，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劉志丹得知消息后十分振奮，便用小刀在隨身攜帶的手槍握柄上方兩側刻下了“抗日救國”，以表心志。1936年4月，劉志丹率紅28軍參加東征戰役。在晉西中陽縣三角鎮與敵軍作戰時，他被敵人機槍子彈擊中左胸，壯烈犧牲，時年僅34歲。此後，劉志丹使用過的這支勃朗寧手槍幾經周折，於1959年由中國軍事博物館收藏，為國家一級文物。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解放軍總政治部等11個部門聯合組織的“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活動中，劉志丹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2017年3月，位於延安市志丹縣的劉志丹烈士陵園被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每年清明節和烈士紀念日，都會有大批黨員幹部、群眾和學生前來緬懷先烈，重溫歷史。

人物追憶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習仲勛與劉志丹等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作出巨大的貢獻。

在創建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艱難歲月中，習仲勛對劉志丹的領導藝術、人格魅力感受頗深。回首往事，特別是回憶劉志丹對自己的關心和愛護，他的筆下增添了濃重的感情色彩。1998年，劉志丹誕辰95周年，習仲勛與馬文瑞撰文紀念，文中寫道：

“志丹同志雖然比我們長十歲，但我們和他在一起工作時，卻感到他是一位很好相處的同志，隨和的好導師、好領導，也是好朋友、好兄長。他的確是一位光輝四射的革命家。”

“劉志丹的談話，給我們指明了今後革命的道路”

習仲勛13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5歲轉為共產黨黨員。1932年，習仲勛在甘肅兩當組織兵變，失敗後到耀縣楊柳坪找陝甘游擊隊，在那裡，見到了心儀已久的劉志丹。

對於第一次見面，習仲勛始終記憶猶新，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很早就聽說過劉志丹的名字，也聽到過他進行革命活動的許多傳說。在傳說中，常把劉志丹描繪成一個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見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卻完全像一個普通戰士。他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常同戰士們坐在一起，吸著旱煙袋，談笑風生。同志們都親切地叫他“老劉”。

劉志丹緊緊握著習仲勛的手。其時習仲勛只有19歲，沒有鬥爭經驗，並因為兩當兵變失敗，心情很沉重。劉志丹鼓勵說：“幹革命還能怕失敗？失敗了再幹嘛。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失敗的次數要比你多得多。”

這次見面給習仲勛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劉志丹的音容笑貌深深銘刻在他的腦海中。習仲勛回憶道：“他（劉志丹）的態度真誠坦率，好像有一種吸引力，立刻使人對他產生親切的信任感。我們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那樣，相識很久。他臉龐清瘦，鼻樑很高，目光深邃而溫和，總帶著笑意。”

劉志丹知道習仲勛搞兵變前擔任過營委書記，搞過群眾運動，還坐過牢，於是感情更加接近。劉志丹說：“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託，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迴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雖然是初次見面，但劉志丹那種堅韌不拔的信念、為真理獻身的精神，給習仲勛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劉志丹提出“走井岡山道路”的見解，更令習仲勛欽佩不已。後來，習仲勛在回憶錄中寫道：“劉志丹的談話，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也給我們指明了今後革命的道路。”

“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處時，的確是我的老大哥”

在這段朝夕相處的日子裡，劉志丹與習仲勛彼此知心，有說不完的話。關於如何建立根據地，劉志丹說出他的主張：“我們應該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各種地方勢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幾個游擊區，逐步發展成根據地。在敵人進攻面前，互相配合，牽制敵人，你在這兒打我，我在那兒打你；你去打他，我拖你的腿，分散敵人的兵力，瞅准弱點，伺機消滅敵人。這就是古人說的‘狡兔三窟’。這兩年我們先後在甘肅的華池地區、三原武字區、旬邑和照金地區建立了游擊區和小塊根據地，我們的迴旋餘地就很大。特別是武字區和照金這兩塊根據地，像兩把短劍，刺向西安，牽扯了敵人的兵力，對我軍在陝北廣大地區縱深活動很有利，因而這兩年我們不斷壯大了起來。”

習仲勛一面聽一面點頭。

劉志丹了解習仲勛，知道他的長處與短處，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我們黨的領導幹部，大部分是中學生或大學生，不了解實際。基層幹部又大都不識字。你是中學生，又會種莊稼，了解農民，這是你的長處。”

劉志丹鼓勵習仲勛多做社會調查，學會團結各階層的人士，聽取不同意見，並帶著他一起深入農村，了解民情。他們每到一村，見了老人就問候，坐到一堆，從種地說到生活，無話不說，無話不談，就像一家人。這樣的社會調查，習仲勛很有收穫，感到每天都能學到很多實際的有用知識。

與知己在一起，只恨光陰流逝太快。劉志丹要離開照金根據地了，兩人依依不捨。劉志丹把他的特務隊(警衛隊)留給習仲勛，並叮囑：“打仗一定要靈活，不要硬打。能消滅敵人就打，打不過就不打。游擊隊要善於隱蔽，平常是農民，一集合就是游擊隊；打仗是兵，不打仗是農民，讓敵人吃不透。”

這段時間雖然短暫，但對習仲勛的一生影響極大。回顧這段難忘的時光，習仲勛說：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處時，的確是我的老大哥，從工作上到生活上都十分關心我。他還深有體會地說：“我一生注意聽不同意見，聽民主人士的意見，注意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就是遵從志丹同志的教導和從那時的實際經驗得來的。”

劉志丹喊了一聲“立正”，並向習仲勛敬了一個軍禮

1932年12月24日，中央決定把陝甘工農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這時搞“左”傾的省委領導同志杜衡來到紅軍，指責劉志丹在工作中搞的是“逃跑主義”、“上山路線”、“右傾機會主義”、“不懂馬列”，撤了他的職，強令紅軍北上，打通去蘇聯的“國際路線”，結果碰了釘子。1933年6月，他又強令南下，說關中地區人口稠密，物產豐富，秦嶺地勢險要，搞根據地能攻能守。劉志丹勸他不要感情用事，他反罵劉志丹是“老右傾機會主義，沒有資格講話”。習仲勛也勸杜衡說：“有志丹同志，才有今天的局面，他穩紮穩打，有一整套辦法，他又懂軍事，你應該聽他的意見。”杜衡罵他：“你黃毛小子懂得什麼！山溝能有馬列主義，全是鼠目寸光！”結果部隊南下到藍田，被國民黨重兵包圍，全軍覆沒。

劉志丹等化裝回到照金，正在養傷的習仲勛知道了，馬上去見他。大難之後又重逢，心情無比激動，彼此緊緊拉著手，再也不願鬆開。看著劉志丹更加消瘦的身體、深陷的眼窩，習仲勛眼裡含著淚花說：

“你的處境真難啊！回來了就好，先把身子養好再說。”

“我們又上了‘左’傾機會主義的大當，又吃了一次大虧，真叫人痛心。”劉志丹說。

不久，杜衡離開部隊跑到西安叛變了。劉志丹說：“搞極端的人，會從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因為他一切以自己的權力為中心，怎樣對他有利他就怎麼來。我們隊伍中馬列主義水平還低，識破不了這種人，使他還能猖狂於一時。”

1934年，共產黨擬在南梁(今甘肅華池縣內)建立了革命政權，劉志丹主張投票選舉。那時，根據地文化很落後，交通不便，有些同志說：“這種情況，要啥民主呢!”劉志丹說：“原始社會尚知道選有能力有本領的人作首領，何況現在的人？”

老百姓擁護劉志丹的主張，說：“共產黨就是和國民黨不一樣。”他們積極參加選舉，莊嚴地投出自己神聖的一票。因為習仲勛在照金做過政府副主席，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望，被選為南梁革命政府(后改為蘇維埃政府)主席。那一年，他才21歲。

為適應革命需要，陝甘邊特委和革命委員會於1934年10月在南梁創辦了紅軍幹部學校。校址設在荔園堡，后遷駐豹子川的張岔。劉志丹兼任校長，習仲勛兼任政委。一次，劉志丹正給學校學員講話，看見習仲勛來了，馬上喊了一聲“立正”，向習仲勛敬了一個軍禮，並歡迎習主席給大家講話，弄得習不知所措。事後劉志丹對習仲勛說：“我們共產黨員要擁護我們自己建立起來的政權，如果我們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劉志丹帶頭維護習仲勛的威信，是對政府工作最大的支持。習仲勛深有體會地說：“劉志丹的行動真是有感召力，我一個20歲的青年，從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擁護，特別是比我年長的同志，也都很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虛心，我見了他們更要尊敬，對年長的同志請他們多指教，對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多批評，軍政軍民關係更融洽了。”

見到這種情況，劉志丹特別高興，鼓勵說：“你做得好，有你這樣的作風，咱們就會立於不敗之地。”

革命政府成立不久，迎來了十月革命節。邊區政府決定要舉行慶祝活動，並舉行閱兵式。有人提議，雙喜臨門，慶祝活動要搞得排場一些，修個閱兵台，再搭個彩門。劉志丹則說：“能少花一點錢就少花些，閱兵台就不要修了，就用原來的戲樓，把地平一下，四周貼上標語就行了。”

1934年11月7日，在荔園堡戲台前，舉行了慶祝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周圍數十里的群眾和紅軍、游擊隊、赤衛軍大隊共3000多人。在熱烈的掌聲中，劉志丹、習仲勛分別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之後，劉志丹向習仲勛頒發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大印。在閱兵典禮上，習仲勛檢閱了部隊，受到紅軍、游擊隊及數千名群眾的熱烈擁戴。

凡是到劉志丹曾經戰鬥或生活的地方，習仲勛都要講述劉志丹的事迹劉志丹的諄諄教誨，使習仲勛受益匪淺；而劉志丹密切聯繫群眾的一言一行，更對習仲勛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新的蘇維埃政權把廉潔建設當作頭等大事。劉志丹說：“群眾最痛恨反動政權的不廉潔，無官不貪。我們一開始就要注意這個問題。窮要有骨氣，受凍受餓也不能取不義之財。”蘇維埃政權制定了懲處條例，貪污10塊大洋就要槍斃。

習仲勛回憶道：“現在看起來這處分未免太重，但那時老百姓最恨貪官污吏，盼望有為民理政的‘清官’。劉志丹了解群眾的心情，才制定嚴格的法規，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時的10元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有了這條法令，在幹部中確實沒有發生過貪污事件。對幹部，特別是負責幹部，要求更嚴格，犯了紀律，犯了嚴重的錯誤，都要受處分。高崗犯過紀律，也受過撤職的處分。”

劉志丹愛護戰士幹部是有名的，他平等待人，大家很少稱他“總指揮”、“軍長”，而是稱他為“老劉”。有一次，一個小戰士也叫他“老劉”。習仲勛馬上說到：“這娃一點禮貌也沒有。”劉志丹笑著說：“那就得叫我伯伯了。這不成了家長？”習仲勛說：“不是，不是，應該叫劉總指揮。”劉志丹說：“這不是太啰嗦了嗎!”所以，“老劉”就成了大家對他的稱呼。

劉志丹有一個家門比他長一輩的青年來參加紅軍，他比劉志丹還小几歲，劉志丹一見就說：“三叔，你來參加紅軍，也給咱劉家增光了。”

習仲勛說：“你是這樣叫他，叫我們咋辦？”劉志丹說：“他一參軍，就按戰士對待。”

從這些小事中，習仲勛看出劉志丹辦事很講人情，所以習仲勛以後見了群眾中長輩就稱呼“干大”、“乾媽”，年齡大些的就稱“老哥”、“大姐”，小點的就稱“老弟”、“大妹子”等。大家都說：“主席一叫人，讓人心裡熱乎乎的。”

一年冬天，習仲勛衣服破了，補丁落補丁。劉志丹的妻子同桂榮見了，就買布給他做了一件棉衣，縫好後用板壓著，自己坐在上面往下壓。習仲勛見了說：“嫂子，能穿就行了，不要費心。”同桂榮笑著說：“你是個漂亮小夥子，衣服也要穿得漂亮些。”

劉志丹的父親劉培基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開始不贊成兒子搞革命。1934年春，國民黨抄了他的家，燒了石窯，刨了祖墳，還殺了他好幾個親屬。逼得劉老先生和一家老小走投無路，躲進敵占區。習仲勛知道此事後，馬上派人尋找，把他們接到了根據地。

劉志丹從前線回來，看到自己的家屬接來了，就說：“咱們紅軍現在不準帶家屬，我怎麼能帶這個頭？”

習仲勛說：“他們不是一般同志的家屬，在敵占區很難生存，不能一概而論。”

劉志丹忙於工作，顧不上回去看望。習仲勛還以為他和父親賭氣，開玩笑說：“劉老先生現在變成赤貧了。再說，還有劉嫂子和孩子，你快去看看他們吧!”

劉志丹說：“工作太忙，有空一定去。”

不久，劉志丹叫妻子到被服廠當工人，把父親送到了親戚家，不給公家增加負擔。同桂榮要上班，不能帶孩子，只好讓4歲的女兒獨自在荒山坡上玩耍。劉志丹見了很擔心，一再提醒妻子要看好孩子，不要讓狼叼走了。

這些小事，一件件一樁樁，習仲勛看在眼裡，記在心中。不僅如此，習仲勛在擔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綏德地委書記、西北局書記期間，每到一地，如果是劉志丹曾戰鬥或生活的地方，他都要向幹部群眾講述劉志丹的事迹，教育幹部群眾，使劉志丹的革命精神發揚光大。

“一個人能這樣一貫以大局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見”

1935年9月，徐海東、程子華等率紅二十五軍，由鄂豫皖蘇區經陝南長徵到陝北，習仲勛和陝甘邊軍委主席劉景范前往永寧山迎接。陝北群眾也像接待親人一樣，騰房子，碾米磨面，送豬羊，熱情慰勞。這年9月，紅二十五軍與陝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由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當時，中央紅軍長征已進入甘肅，越過六盤山。蔣介石調集10萬之眾，向陝甘和陝北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三次大“圍剿”，妄圖一舉摧毀這最後一塊紅色根據地，阻止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會師。徐海東、劉志丹親密合作，率領紅十五軍團，在延安以南的勞山地區，消滅了敵人一個師又兩個營，擊斃了敵師長何立中，給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以迎頭痛擊。

在這大敵當前的緊要關頭，他們把劉志丹、習仲勛，以及陝甘邊根據地縣以上幹部、陝北紅軍營以上幹部全都被抓了起來。

他們被分別關押，只有在放風時，才能見面。習仲勛看到劉志丹身體更加瘦弱，很想上前和他講話。劉志丹示意，不要過來，以免慘遭毒打。習仲勛想起劉志丹過去說的話：“最可怕的是暗箭傷人。但這也難免，要經受得起這種考驗。”於是，大家就進行堅決鬥爭，怒斥“左”傾分子是“敗家子”、“法西斯分子”。

“滿天烏雲風吹散，毛主席來了晴了天!”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和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了陝甘根據地吳起鎮。當了解到根據地的嚴重形勢后，毛澤東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並派出王首道等代表中央去瓦窯堡接管了保衛局。後來，黨中央和毛主席一到瓦窯堡，立即釋放了劉志丹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復了他們的工作。

劉志丹出獄后，根據地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劉志丹釋放了!”“陝北根據地得救了!”

1936年初，劉志丹率部隊東征抗日。那時在黨校任三班主任的習仲勛在回瓦窯堡途中，碰到了正奔赴前線的劉志丹、宋任窮。他倆跳下馬來，同習仲勛緊緊握手。

劉志丹語重心長地說：“仲勛，向受過整的同志都說說，過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後方的工作很重要，我們有了鞏固的後方，前方才能打勝仗。你要帶頭做好地方工作。”劉志丹再次讓習仲勛轉告其他戰友：“不要想自己的委屈，堅持革命意志，我們的一切是為了人民大眾，不是為了個人。”

習仲勛聽了深為感動，心裡想，一個人能這樣一貫以大局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見。

他們分手后，東征的紅軍旗開得勝，捷報飛傳，順利地打過了黃河。但是，令習仲勛沒有想到的，1936年4月14日，在山西中陽縣三交鎮戰鬥中，劉志丹不幸中彈陣亡。3個月前的那次告別，竟成了永訣。

噩耗傳來，正在環縣隨軍西征的習仲勛悲痛萬分，他向同志們說：“志丹同志的心裡，只有人民，只有國家，只有黨，他短暫的一生，做了那麼多的事，受盡了煎熬，卻沒有一個怨字，這是人之楷模啊！”

劉志丹的革命精神，永遠留在習仲勛心中，他一生都在向這位老大哥學習。1993年10月4日，是劉志丹誕辰90周年。習仲勛撰文紀念，文章寫道：

“說起來，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學的東西很多，以後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80歲了，但想起來，他的教誨還很有用，好作風是可以代代相傳的。在紀念他90誕辰的時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學習他的革命作風，就是對他最好的紀念。”